貝多廣：普惠金融的保險短板與未來發展路徑探究

作者：貝多廣 中國普惠金融研究院院長

長期以來，我國金融體系在支撐經濟高速增長的同時，也暴露出“嫌貧愛富”的結構性弊端——資源過度向大企業、大項目集中，而中小微企業、低收入群體等微弱經濟體長期處于服務盲區。隨著國家深入推動金融“五篇大文章”，金融供給側的結構性改革進入深化階段。在這一進程中，保險作為風險保障與社會穩定器的作用日益凸顯，卻仍是普惠金融體系中最顯著的短板。

中國金融體系的三個發展階段

與普惠金融的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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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階段（1985-2005年）：現代銀行體系建立期

中國金融體系改革的關鍵一步，在于央行與商業銀行系統的分設。以中國工商銀行的成立為起點，銀行業明確了專業化與企業化的發展方向，央行同期亦著手構建貨幣層次管理的現代框架。這一制度變革，其探索與建設周期長達二十年。2005–2006年間，主要國有銀行相繼完成海內外上市，標志著銀行體系的市場化、企業化改造基本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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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階段（1990-2010）：資本市場體系成型期

為彌補銀行體系在長期資金供給上的不足，上海與深圳證券交易所相繼成立，逐步構建起多層次資本市場，與銀行體系共同構成支持國家經濟建設的金融雙翼。然而中國經濟的結構呈現典型的金字塔形態，數量龐大的中小微企業及農村經濟主體構成了國民經濟最廣泛的基礎，其在促進創新、吸納就業與激發市場活力方面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但資本市場天然傾向于服務規模大、抵押足的主體，導致結構性排斥問題加劇。若這些經濟實體金融需求長期得不到有效滿足，將不僅制約其自身發展潛能，更會對中國經濟的轉型升級與可持續發展構成深層次的系統性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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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階段（2010年以來）：普惠金融與結構性補短板的深化期

為糾正既有體系在包容性上的缺失，國家推動設立村鎮銀行、小貸公司，在資本市場開設創業板、中小板等，引導金融資源向下滲透。自2016年《推進普惠金融發展規劃》實施以來，更確立了以“全體銀行業機構共同參與”為特征的中國特色普惠金融路徑，在短期內顯著改善了小微企業的信貸可得性。由此可見，當前階段的重點已從建設基礎金融設施，轉向優化金融結構、擴大服務覆蓋面，其核心在于落實以“普惠”為目標的系統性包容。

金融"五篇大文章"的

普惠內涵解析

01

科技金融的服務重心

科技金融的核心在于服務科技創新企業，特別是中小微科創型、創業型企業。這些企業在科技領域的金融需求與普惠金融服務中小微弱群體的理念高度契合，因此科技金融本質上是普惠金融在科技創新領域的具體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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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色金融的結構性矛盾

我國綠色金融發展存在"綠而不普、普而不綠"的突出矛盾。一方面，綠色信貸、綠色債券等產品主要服務于大型企業和重點項目，而中小微企業往往被排除在綠色金融政策覆蓋范圍之外；另一方面，因無法享受政策鼓勵，農村及基層地區缺乏轉型動力，仍在廣泛使用高碳能源。考慮到中小微企業貢獻了50%以上的碳排放，將綠色金融與普惠金融深度融合具有重要戰略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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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老金融的薄弱環節

隨著人口老齡化程度加深，養老金融面臨嚴峻挑戰。其中最棘手的是低收入人群的養老保障問題，這部分群體恰好是普惠金融需要重點服務的對象。因此，養老金融的發展必須重視普惠性，將其納入普惠金融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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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字金融的支撐作用

數字金融通過科技創新大幅提升了金融服務的效率和覆蓋面。無論是新興的互聯網銀行，還是傳統大型銀行的線上業務，都通過數字化手段拓展了普惠金融的服務邊界，為破解普惠金融發展難題提供了技術支撐。

我國推動普惠金融的

成績與短板

01

主要成績

1.全域銀行參與的普惠信貸供給體系

與孟加拉國等國際經驗主要依靠專設小微金融機構的“普惠”路徑不同，中國探索出一條獨具特色的“動員式”發展道路。其核心在于，通過國家戰略引導和監管考核驅動，要求整個銀行體系——從大型國有銀行到地方性法人銀行——共同承擔普惠金融職責。在"十三五"規劃政策引導和持續監管激勵下，截至2025年6月末，普惠型小微企業貸款余額達36萬億元，較"十三五"末增長136%；大型商業銀行貸款余額達同期3.36倍，新發放貸款利率下降2個百分點。這一“強制性制度變遷”在極短時間內構建起全球規模最大的普惠信貸供給網絡，從制度層面系統性緩解了長期困擾小微企業生存與發展的“融資難”問題。

2.以數字金融為核心的基礎設施跨越

我國在數字金融領域取得了全球矚目的成就。以支付寶、微信支付為代表的移動支付工具不僅實現了全民普及，更將服務延伸至邊遠地區與老年群體，成功構建了全球最大的數字支付網絡。以此為基礎，數字信貸、數字保險與數字理財等業態蓬勃發展，形成了覆蓋廣泛、服務高效的全鏈條數字金融服務體系。這一以移動支付為先導、多業態協同發展的創新路徑，不僅顯著提升了金融服務可得性和便捷度，更確立了我國在全球數字金融領域的領先地位。

3.民眾金融素養與金融能力的整體提升

我國普惠金融發展在改善金融服務可得性的同時，顯著提升了民眾的金融素養與金融能力，實現了從"輸血"到"造血"的功能轉變。通過持續推進信用村建設、開展金融知識普及教育等系統性工程，居民對現代金融工具的認知深度與使用能力得到實質性增強。這一轉變不僅體現在基礎金融服務的廣泛應用上，更表現為風險防范意識的普遍提升和理財規劃能力的整體進步，標志著我國普惠金融建設已從單純擴大覆蓋面邁向提升服務質量和民眾金融健康水平的高質量發展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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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短板

1.基層微金融組織體系存在缺位

當前普惠金融體系過度依賴大型商業銀行自上而下的服務延伸，缺乏真正扎根社區的微金融組織。相較于歐美國家成熟的社區銀行與合作金融體系，我國在兼具商業可持續性與社會目標的小型金融機構建設方面嚴重不足。這種結構缺陷導致基層金融服務難以實現精準觸達，大型銀行的標準化服務與基層客戶差異化需求之間存在顯著張力，使得金融服務在“最后一公里”難以真正落地生根。

2.普惠性保險保障供給不足

雖然我國農業保險規模已位居全球前列，但面向廣大民眾、特別是弱勢群體的風險保障體系仍顯薄弱。在大病保險、意外險、養老保險等關鍵領域，產品覆蓋率明顯不足，有效供給嚴重缺失。這一短板使得大量家庭暴露在重大風險沖擊之下，金融安全網存在明顯漏洞。根據相關調研，我國居民對醫療開支的憂慮程度持續居高，反映出保險保障體系與民生需求之間的巨大差距。

3.直接融資與股權投資發展滯后

盡管政策層面多年來持續倡導提高直接融資比重，但我國金融結構仍以銀行間接融資為主導。在支持科技創新和創業企業方面，風險投資、私募股權、天使投資等股權資本供給嚴重不足，難以滿足不同成長階段企業的多元化融資需求。這種結構性失衡不僅制約了企業的創新活力，更對我國經濟轉型升級形成深層制約，成為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亟待突破的關鍵環節。

從金融健康視角

審視保險保障的核心價值

金融健康是衡量家庭與經濟個體財務韌性與發展能力的重要框架，也是普惠金融高質量發展的核心目標?；诮鹑诮】狄暯堑膶嵶C研究表明，保險在鞏固脫貧攻堅成果、防范居民家庭財務風險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核心價值。

這一認識源自一項具有國際比較意義的“財務日記”追蹤研究項目。該項目在世界銀行推動下，于2021年至2023年間在中國的上海、湖南平江與陜西寧陜三地展開，通過對200戶家庭全年連續的收支流水、債務與消費進行記錄，深入剖析居民金融健康狀況，為普惠保險發展提供實證依據。研究發現，低收入家庭面臨的核心困境不僅在于收入水平低下，更在于收入的劇烈波動與高度不確定性。這種“時有時無、時多時少”的財務特征，使得家庭難以形成穩定的支出規劃，嚴重削弱了其財務韌性與長期發展能力，其積累的微薄儲備遠不足以應對重大風險沖擊。

尤為關鍵的是，該研究揭示了保險相較于信貸的獨特價值。當家庭成員遭遇重大疾病或意外事故時，由于缺乏相應的保險保障，不僅醫療支出無從覆蓋，還需同時承擔還款壓力，瞬間陷入“因病返貧”的困境。實證表明，一個設計良好的普惠保險體系——涵蓋醫療、重疾與意外險——能夠為社會底層構筑至關重要的安全網，其風險兜底功能是單純的信貸支持所無法替代的。

因此，從提升居民金融健康的角度出發，發展普惠保險的社會價值在某些層面甚至超越了普惠信貸。政策制定應從“信貸先行”的思維，轉向“信貸與保險協同發展”的新范式，將保險保障視為防止家庭跌落貧困深淵的基礎性制度安排，這應成為下一階段完善我國普惠金融體系的戰略重點。

普惠保險的

發展痛點與未來發展路徑

01

核心發展痛點

1.需求側困境

普惠保險在需求側面臨雙重制約。一方面，受早期粗放式營銷模式影響，民眾對保險產品存在明顯的信任赤字，風險保障意識相對薄弱；另一方面，目標客群以中低收入群體為主，其支付能力有限，對保險產品的價格敏感度較高，這直接抑制了有效的保險需求。同時，民眾金融素養不足也影響了其對普惠保險價值的正確認知。

2.供給側挑戰

首先，服務弱勢群體的運營成本顯著高于常規業務，包括渠道拓展、風險管理和業務運營等各環節成本；其次，由于缺乏充分的歷史承保數據和完備的征信信息，保險公司難以建立精準的精算模型，風險定價能力不足；再者，單均保費較低難以形成規模效應，而逆選擇風險較高又導致賠付率持續攀升。以"惠民保"為例，產品同質化嚴重、賠付壓力加大等問題日益凸顯，反映出普惠保險在商業可持續性方面面臨嚴峻挑戰。

3.政策依賴與可持續性風險

普惠保險項目長期依賴政府財政補貼作為主要支撐。以農業保險、大病保險為代表的政策性業務，其運營模式建立在地方財政持續投入的基礎上。然而，隨著地方財政壓力日益加大，這種單一依賴政府投入的發展模式面臨嚴重考驗。部分地區已出現補貼資金到位延遲、保障水平被迫下調等現象，直接影響到普惠保險服務的連續性和穩定性。

02

未來發展路徑

為推動普惠保險從理念倡導邁向規?；?、可持續的實踐階段，需要構建一個多方協同、功能互補的普惠保險生態系統。

1.強化政府引導與政策協同

政府應通過頂層設計明確普惠保險在社會保障體系中的定位，完善監管框架與行業標準。具體可通過財政補貼、稅收優惠、風險補償等政策工具降低運營成本，同時有序開放公共數據資源，支持保險機構進行精準定價和產品創新，為普惠保險發展創造良好的制度環境。

2.激勵保險機構進行產品與模式創新

鼓勵保險公司依托大數據、人工智能等科技手段，優化業務流程，降低運營成本。重點開發條款簡明、保費適度、核保便捷的普惠型保險產品，探索模塊化、定制化的產品形態，滿足不同群體差異化需求，同時建立動態定價機制，確保商業可持續性。

3.充分發揮保險中介與渠道的觸達作用

積極構建多層次服務網絡，通過與農村合作社、社區組織、郵政網絡等基層機構建立戰略合作，有效整合線下服務資源。同時拓展數字渠道，借助移動互聯網平臺提升服務效率，切實解決普惠保險落地“最后一公里”的難題。

4.積極引導社會組織與公益資本參與

借鑒國際“混合融資”經驗，創新社會資本參與機制。通過引導公益基金會、慈善組織等第三方力量參與保費補貼、共保體建設和風險分擔，構建“政府+市場+社會”多方協同的風險保障機制，彌補純商業模式的不足，增強普惠保險的可持續性。

5.提升民眾金融素養與風險保障意識

系統化推進金融知識普及教育，通過社區宣講、數字平臺等多渠道增強公眾對保險功能的認知和理解。重點提升弱勢群體的風險意識和保險辨識能力，從需求端激活市場潛力，為普惠保險的長期發展奠定堅實的群眾基礎。

通過上述五個維度的協同推進，形成政府引導、市場運作、社會參與、科技賦能和民眾受益的良性發展格局，最終構建一個覆蓋廣泛、服務高效、商業可持續的普惠保險生態系統。

保險作為風險緩釋與社會穩定器的作用不可或缺，但目前仍是整個普惠金融體系中最為薄弱的環節。未來，應以“金融健康”為目標導向，將發展普惠保險置于更突出的戰略位置。這不僅需要行業自身在產品、渠道與技術上的創新，更有賴于政府、市場機構、社會組織與消費者之間構建起“共建、共治、共享”的生態合力，實現“從信貸普惠到保險普惠”的深化，筑牢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金融安全底座，邁向更加包容、更有韌性的高質量金融發展階段。

（注：本文根據中國普惠金融研究院院長貝多廣在2025年11月13日由中國太保集團舉辦的“多層次普惠保險服務體系建設戰略研討會”上的發言整理形成。原文刊載于太保集團主辦的內部季刊《中國商業保險》2025年第4期）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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