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民營企業家口述史】⑤丁凱：把時間押在一粒麥種上

丁凱，安徽新世紀農業有限公司董事長。三十余年扎根小麥育種一線，堅持“育繁推一體化”；企業累計投入科研資金6000多萬元，育成具有自主知識產權小麥新品種25個。

口述地點：阜陽國家農業科技園區（安徽新世紀農業有限公司）

口述人：

壹丨我這輩子可能就適合干這件“慢事”

很多人問我，你是怎么走到今天的？我常說，這條路是“被需要推著走”的。1991年我開始做農業相關工作，最早就是賣些蔬菜種子、化肥、農藥、農膜之類的農資零售。那時候說白了就是一個小門店，忙的時候一整天腳不沾地；閑的時候，我就去田里轉，跟老百姓聊：今年苗情怎么樣、蟲害多不多、什么時候該追肥、哪種種子更穩當。周邊農民的需求越來越多，我自己的想法也越來越清晰：靠零售很難真正把農業“做深”。

2002年，我們成立了安徽新世紀農業有限公司。我把方向定得很死：聚焦小麥種業，從育種、繁殖、加工、銷售，到技術培訓服務，一條線做到底。現在大家都說“農業芯片”，其實我們那時就認準了——種業企業的核心競爭力就是品種，沒有一流品種，企業再努力也走不遠。

這條路并不是從一開始就順風順水。我也遇到過幾次“岔路口”，機會看起來很誘人。1998年前后，房地產剛抬頭，朋友同學拉著我說：丁凱，別在地里曬了，搞房子開發，來錢快。我聽著也心動，但轉念一想：第一我不懂，第二沒本錢，第三我干農業干了這么多年，一改行就等于從頭再來，成不成都是未知數。我知道自己性格更適合在田里、在基地、在實驗數據里打滾。再后來，房地產又熱過一陣，朋友笑我：你打電話永遠在地里、要么在去地里的路上。我也笑：我這輩子可能就適合干這件“慢事”。

現在回頭看，我慶幸自己沒改行。農業這行，干得好不好，最終都能在田里看到。你喜歡不喜歡它，能不能堅持住，它都會給你答案。對我來說，“熱愛”和“堅持”不是口號，是每天一早出門、晚上回家把鞋底泥巴拍干凈的日常。

貳丨12年等一張“畢業證”

很多人以為育種就是“在地里試一試”，其實遠比想象中復雜。小麥育種從雜交開始，到穩定遺傳大概要5年到6年；再到參加省級或國家的區試、生產試驗，一輪輪篩選、對比、淘汰，最后拿到審定證書，差不多要12年。這個過程像什么？像養孩子：先上“幼兒園”，再上“小學”“中學”，層層過關，最后才有可能“考上大學”，拿到那張“畢業證”。

正因為周期長、投入大、不確定性多，很多企業不愿意做長期投入，更愿意“買成果”。你要100萬元、200萬元、500萬元，我買一個現成的品種，拿來就用——看起來更省事。但我總覺得，別人不愿意干的事，恰恰是中小企業的機會。我們從2002年開始就把科研作為企業的核心工程，早投入、早布局，才有今天的底氣。

近十年，我們科研投入平均每年不低于300萬元，有的年份達到400萬元。作為育種行業的民營企業，說出去很多人不信，但同行都明白：科研團隊要養，和高校院所合作要投，分子育種、基因編輯、南繁基地都要真金白銀。更難的是，有些年份我們年底一算賬，利潤微乎其微，福利和獎金都談不上；別人單位年底旅游、發獎，我們這邊“錢都砸進地里了”。那時候團隊不是沒想法，只是大家看我這個創始人、法人代表、科研帶頭人還在咬牙堅持，他們也就跟著一起熬。

我對團隊常說一句話：科研不能斷檔。農業科研有連續性，你一斷，前面投的可能就“打折報廢”。所以再困難，我也得把該投的投下去。因為我對流程、對路線、對團隊有信心——我不是坐在辦公室里拍板的人，我是跟大家一起下地、一起看數據、一起扛風險的人。

當然，科研最終要落到成果上。我們育成的小麥品種里，有的通過審定，有的成為主推品種；也有的走到一半，最后沒能達到預期。但整體上看，投入與產出是成正比的：當品種和市場對上了，企業就有了“滾雪球”的可能。

叁丨種業不是“賺快錢”的生意

說到“苦”的部分，我印象最深的，一是人才，二是市場和氣候的不確定。

先說人才。我們從安徽農業大學、南京農業大學，甚至外省高校引進本科、碩士，剛來時都挺有沖勁，可農業工作辛苦、待遇又不算高，一般干兩三年就走。更難受的是感情：你把一個大學生從“沒下過地”帶到會做雜交、會套袋、會看田間性狀，剛熟練、剛有默契，人卻被挖走。招人、培養、流失，年年循環，最后連我自己都沒信心。后來我慢慢明白：要留住人，除了待遇，更要給他們看到成長路徑和事業價值。

再說市場和氣候。品種育成了，不等于市場一定需要。氣候一變、病蟲害一變、農民需求一變，你辛辛苦苦育成的品種，可能突然就不適應了。疫情那幾年，我們就吃過一次“肉疼”的虧：有些轉商的新種子，一車大概七萬斤，按商品糧賣只能賣十來萬元；可它的成本，一斤20多元——算下來，一車貨本來價值上百萬元，最后只能按每一塊多錢一斤處理掉。我們把科研團隊和生產負責人叫到一起，讓大家站在那一車貨前面算賬：這是多年的汗水、是一次次篩選放大的結果，最后卻只能當商品糧“甩賣”。那種滋味，真不是一句“可惜”能概括的。

這件事給我的教訓是：育種要盡量瞄準未來市場需要的品種，同時也要把抗性、適應性做得更強。可話又說回來，誰也不可能預見十年后的天氣。近些年，旱澇、暖冬寒冬、低溫凍害輪番來——比如有的年份上半年干旱，幾乎不下雨；有的年份收玉米時又連著下雨。你再有經驗，也要承認大自然的“無常”。

所以我們近幾年做了很大調整：一方面培育更好的親本資源，導入更強的抗病、抗旱、抗凍基因；另一方面提升手段，用分子育種、南繁加代等方式加快迭代，讓品種更“多抗”。我常說，科研人員干的就是“與天斗、與地斗”的活——一年365天，要么在田里，要么在去田里的路上，要么在室內做數據和方案。很多育種家，到了80歲還能下地，雜交時跪在地里做，一年年把腿跪爛還堅持。你說這是什么？是職業，也是信念。

我也坦白講，干到這個年紀，我最對不起的其實是父母和孩子：孩子上學、父母生活，我陪得太少。可當你把企業和科研都扛在肩上時，就只能犧牲休息、犧牲團聚。也正因為犧牲過，才更懂得守住底線：品種的質量底線、科研的連續性底線、對團隊和農民的責任底線。種業不是“賺快錢”的生意，它是國家糧食安全的基石。

肆丨我想讓“好麥”在阜陽就地變成“好面”

這些年，我最自豪的一點，是我們終于育成了真正能“帶動產業”的品種。比如近兩年被推薦為主推的小麥品種，它高產、強筋、綜合表現突出，給了我們很強的信心。更重要的是，它讓我們看到了“規模化放量”的可能：訂購會一開，訂單很快就定出去了，甚至出現“訂購量可能超過實際生產量”的情況。

但我不滿足于“賣種子”。阜陽是產糧大市，卻長期缺少大規模面制品加工企業，農產品就地轉化不足。站在企業和產業的角度，我更愿意做的是：以一個核心品種為抓手，把“種子生產加工、栽培技術研發培訓、糧貿、面粉加工”拉成一條鏈，帶動種糧大戶“多種糧、種好糧、多賺錢”。我們已經把上游育種、糧貿企業、面粉加工企業請到阜陽坐在一起談，大家積極性很高——因為這條鏈做起來，受益的不只是我一家企業，而是一座城市的農業結構和農民收益。

面向“十五五”，我的想法其實很樸素：科研投入持續加大，生產經營規模更系統地擴張；在品種、技術、服務上形成更強的閉環，讓強筋優質麥成為阜陽的特色產業，也讓企業二十多年的投入變成產業長期回報。對企業內部，我也一直記著當年給員工的承諾——只要方向走對了，后面一定要把應得的福利和獎金補回來，讓企業走向更良性的可持續發展。

回頭看，我這一輩子其實就干了一件事：把時間押在一粒麥種上。對我來說，這就是企業家的分量：把個人的選擇，放進國家需要里去，把一件難事，耐住性子做成。（安徽經濟報記者 卞潘峰 田斌 石大龍 竇振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