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產、進口、銷售不合規監測設施、設備行為的刑法判斷

本文作者：張思嘉、劉新語

引言

《生態環境法典》的頒布，標志著我國生態文明建設在制度化、體系化層面實現重大躍升，法典中相關制度的新增與修訂，對監管機關履職與相關行業從業者合規經營提出了更為嚴格、細致的要求。本次《生態環境法典》將部分污染環境的輔助性行為明確納入行政處罰規制范圍，其中，生產、進口、銷售不符合法律、行政法規規定和國家標準的監測設施、設備的行為，依法應由行政機關處以罰款等行政處罰，情節嚴重的，還將面臨吊銷許可證的懲戒后果。但當此類行為具備刑事犯罪的形式構成特征，且具有實質的法益侵害性，達到刑事追責的入罪標準時，行為人將面臨更為嚴厲的刑事指控與刑罰制裁。基于此，本文以《生態環境法典》相關條文為基礎，對生產、進口、銷售不合規監測設施、設備的行為模式進行規范拆解，從犯罪構成要件層面對相關行為可能涉及的刑事罪名進行分析，以期為同類案件的司法認定提供參考。

一、條文解讀和要素拆解

根據《生態環境法典》第一千零九十二條之規定：“違反本法規定，生產、進口、銷售不符合法律、行政法規規定和國家標準的監測設施、設備的，由市場監督管理部門、海關按照職責分工責令停止生產、進口、銷售，沒收違法所得和違法生產、進口、銷售的設施、設備，并處違法生產、進口、銷售的設施、設備貨值金額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罰款，貨值金額不足五萬元的，以五萬元計算；情節嚴重的，吊銷許可證。”對該條文違法行為要素的理解，可作如下拆分解讀：

（一）行為條件：生產、進口或銷售

生產、進口、銷售三類行為，分別對應不合規監測設施、設備進入市場流通領域的不同環節。具體而言，生產是指以制造、加工、組裝等方式制作監測設施、設備的行為，涵蓋從原材料投入到成品產出的全流程制造活動。需要明確的是，此處的生產以流通性為核心特征，即生產行為的目的在于將產品推向市場流通環節，僅以企業自身使用為目的的制造行為，不屬于本條所規制的生產行為。進口是指將境外生產的監測設施、設備通過合法貿易渠道運入中華人民共和國關境內的行為，依據《海關法》第四十六條之規定，企業單位以郵寄等方式購入合理數量且自用的監測設施、設備入境的，該類設備屬于入境自用物品而非進口貨物，相應購買行為亦不應評價為本條中的“進口”。銷售是指在市場領域以有償方式將監測設施、設備的所有權轉讓給購買者的行為，具體包括批發、零售、直銷、網絡銷售等多種市場化交易形式。行為人只要實施將不合規監測設施、設備推入流通場域并完成有償轉讓的行為，即可認定為符合本條所規定的銷售行為。

（二）對象條件：生態環境監測設施、設備

依據原環境保護部發布的《環境監測儀器發展指南》，生態環境監測設施、設備的核心品類涵蓋各類水污染、大氣污染監測儀器，噪聲與振動監測儀器，放射性與電磁波監測儀器等，具體包括煙氣SO?、NO?在線監測儀、環境水質自動監測儀器等典型設備。隨著技術迭代升級，生態環境監測設施、設備逐步呈現高質量、自動化、智能化、網絡化的發展趨勢，設備內部零部件精密繁雜，由此引發一個關鍵問題：生態環境監測儀器的零部件能否被認定為《生態環境法典》所規制的監測設施、設備。本文認為，該問題應區分行政監管場域與刑法場域分別判斷。在《生態環境法典》的行政監管語境下，應結合零部件在設備中的核心作用、運行獨立性等要素綜合認定，若零部件屬于設備的關鍵核心部件，對設備功能發揮具有決定性作用，且該部件搭配其他低技術含量零散部件即可實現基礎監測功能，為契合法典維護生態安全、推動綠色低碳發展、建設生態文明的立法目的，對該類關鍵部件作擴大解釋并納入規制范圍具有合理性。但該解釋規則不得適用于刑事司法場域，罪刑法定原則作為刑法的基本原則，要求對刑法條文用語作出精準、嚴格的解釋，嚴禁作出超出國民預測可能性的類推解釋。將生態環境監測設施、設備的關鍵部件直接等同于完整設施、設備，有類推解釋的嫌疑，可能超出社會公眾的一般認知與預測范圍，違背罪刑法定的基本要求。因此，在刑事司法中對該問題應秉持審慎態度，確保解釋結論符合國民預測可能性，獲得社會公眾的普遍認同。

（三）違法條件：違反法律、行政法規和國家標準的規定

本文所指“不合規”，在《生態環境法典》第一千零九十二條中特指不符合法律、行政法規與國家標準的規定。其中，法律采狹義解釋，專指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制定頒布的規范性法律文件，在生態環境監測領域主要指向《生態環境法典》；行政法規專指國務院制定的規范性文件，在生態環境監測領域核心為《生態環境監測條例》。而生態環境監測設備設施品類繁多，與之配套的國家標準數量龐大，該類國家標準由生態環境部發布，以“HJ”為編號前綴，大氣污染、水污染等不同監測領域均有明確且成熟的規范要求[1]。需要強調的是，此處的法律、行政法規、國家標準屬于并列適用關系而非選擇適用關系，即行為人需同時違反三類規范要求，方能滿足本條所規定的違法條件。

圖1、2：生態環境監測設施設備國家標準范例封皮與目錄

二、生產、進口、銷售不合規監測設施、設備行為可能涉及到的刑事風險

如前文所述，生產、進口、銷售不合規生態環境監測設施、設備的行為已被納入《生態環境法典》的行政處罰范疇，但若該類行為符合刑法分則相關罪名的構成要件，便會產生刑事追責的法律風險。本文認為，此類行為可能觸犯的罪名主要包括以下三類：

（一）生產、銷售偽劣產品罪

《刑法》第一百四十條明確規定，生產者、銷售者在產品中摻雜、摻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或者以不合格產品冒充合格產品，銷售金額達五萬元以上的，構成生產、銷售偽劣產品罪。我國刑法未將生產、銷售偽劣生態環境監測設施、設備的行為單獨設罪，但依據《產品質量法》第二條之規定，產品具備加工制作性、市場流通性與使用價值等特征，生態環境監測設施、設備完全契合該特征，可被認定為刑法意義上的“產品”，本罪與《產品質量法》相互銜接，是對嚴重違反產品質量法行為的刑事追責[2]。結合《關于辦理生產、銷售偽劣商品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以下簡稱《偽劣商品解釋》）第一條之規定，若行為人在生產、銷售生態環境監測設施、設備過程中，存在以殘次、廢舊零配件組合拼裝后冒充合格產品，導致產品質量不符合國家法律法規或明示質量標準；或以不具備監測性能的設備冒充合格監測設備等摻雜、摻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以不合格產品冒充合格產品的行為，即涉嫌構成生產、銷售偽劣產品罪。

在本罪認定中，需明確《生態環境法典》所規定的“進口”行為能否被評價為刑法意義上的“銷售”。本文認為，單純進口行為不等同于刑法意義上的銷售，但以銷售為目的實施進口行為且后續在境內開展分銷的，可將整體行為評價為銷售行為，進而以生產、銷售偽劣產品罪定罪處罰。一方面，進口是貨物跨境轉移的行為，逃避海關監管的可能構成走私犯罪，而銷售是貨物有償轉讓的市場交易行為，從文義解釋角度看，二者內涵與外延不存在交叉重合，不得混同評價；另一方面，生產、銷售偽劣產品罪所保護的法益是產品質量監督管理秩序與消費者合法權益，單純進口行為未使貨物進入境內市場流通環節，無法對本罪法益造成實質侵害。綜上，對進口行為的刑法評價應堅持嚴格標準，防止不當擴大刑事打擊范圍。

（二）提供虛假證明文件罪的共犯或幫助犯

《刑法》第二百二十九條明確規定，承擔環境影響評價、環境監測等職責的中介組織人員故意提供虛假證明文件，情節嚴重的，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處罰金；在涉及公共安全的重大工程、項目中提供虛假的安全評價、環境影響評價等證明文件，致使公共財產、國家和人民利益遭受特別重大損失的，處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罰金。生產、進口、銷售生態環境監測設施、設備的商家，本身不符合提供虛假證明文件罪的特殊主體要件，但若行為人與承擔生態環境監測職責的中介組織人員通謀，共同實施生產、進口、銷售不合規監測設施、設備的行為；或明知對方購買設備的目的在于篡改監測數據、出具虛假生態環境監測證明，仍故意向其提供不合規設備，情節嚴重的，則可能構成提供虛假證明文件罪的共犯或幫助犯。

（三）破壞計算機信息系統罪

《刑法》第二百八十六條規定：“違反國家規定，對計算機信息系統功能進行刪除、修改、增加、干擾，造成計算機信息系統不能正常運行，后果嚴重的，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后果特別嚴重的，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違反國家規定，對計算機信息系統中存儲、處理或者傳輸的數據和應用程序進行刪除、修改、增加的操作，后果嚴重的，依照前款的規定處罰。故意制作、傳播計算機病毒等破壞性程序，影響計算機系統正常運行，后果嚴重的，依照第一款的規定處罰。”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環境污染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十一條對生態環境監測領域的破壞計算機信息系統行為作出細化規定：“違反國家規定，針對環境質量監測系統實施下列行為，或者強令、指使、授意他人實施下列行為，后果嚴重的，應當依照刑法第二百八十六條的規定，以破壞計算機信息系統罪定罪處罰：（一）修改系統參數或者系統中存儲、處理、傳輸的監測數據的；（二）干擾系統采樣，致使監測數據因系統不能正常運行而嚴重失真的；（三）其他破壞環境質量監測系統的行為。”當前主流生態環境監測設備均與計算機信息系統聯動，實現監測數據的自動采集、傳輸與分析。若行為人在生產、進口、銷售的設備中內置可自動篡改、偽造監測參數或數據的軟件、硬件，本質上屬于破壞生態環境監測計算機信息系統功能的行為，將導致監測系統無法真實反映環境質量數據。行為人擅自改動監測設施、設備使其不符合法定標準與國家標準的，可能涉嫌破壞計算機信息系統罪；若按照購買方要求“定制”具備數據作弊功能的監測設施、設備，還可能構成其他相關犯罪的幫助犯。

結語

《生態環境法典》的實施，為生態環境監測領域的行政監管提供了明確依據，而生產、進口、銷售不合規監測設施、設備行為的刑法定性與邊界劃分，是行刑銜接視野下的重要司法命題。此類行為的認定，需嚴格區分行政違法與刑事違法的本質差異，堅守罪刑法定、法益侵害、證據裁判等刑事司法基本原則，避免將一般行政違法行為過度納入刑事規制范圍。在司法實踐中，應結合行為方式、涉案對象、主觀故意、危害后果等要素，精準適用相關罪名，確保定罪準確、量刑適當，在維護生態環境安全的同時，保障公民與企業的合法權益，實現生態環境保護與刑事司法人權保障的有機統一，彰顯刑事司法的公平與正義。

注釋：

[1]參考中國環境監測總站網站

https://www.cnemc.cn:10443/jcgf/。

[2]參見徐強：《認定生產、銷售偽劣產品罪的幾個問題》，載《檢察日報》，2017年7月19日第003版。

張思嘉，北京市京都律師事務所律師，碩士研究生，京都環食藥知法律研究中心副主任兼秘書長，北京工商大學食品安全法研究中心研究員，《法治日報》律師專家庫專家，許昌學院食品與藥品學院本科生校外導師，寧夏法學會民商法研究會理事，寧夏藥品監督管理局藥品安全專家委員會專家，寧夏石嘴山市市場監督管理局、云南省南華縣公安局等多家行政司法機關專家顧問。著有《環境犯罪理論探索與實務精解》《食品藥品案件辦理手冊》。

劉新語，北京市京都律師事務所實習生，山西大學刑法學碩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環境犯罪、經濟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