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漢《春秋》學發展史上的三次紛爭

晚清著名學者皮錫瑞認為東漢是“經學極盛時代”，東漢《春秋》學因其在東漢經學史上居于重中之重的地位，一直備受人們關注。早在清代乾嘉之學興盛時期，東漢的《春秋》就是學者研究的重點，當時的學者言必稱賈、馬、許、鄭。近年來，有關東漢《春秋》學的研究新成果更是不斷出現。但是，前人的研究仍有未盡之處，故不揣谫陋，略陳弊見，以求教于方家。

一、東漢前期的《春秋》學

（一）《公羊》學派與《左傳》學派的第一次交鋒

經歷了王莽改制，人們認識到了王道社會的虛幻，開始懷念西漢的小康了。于是在王莽末年出現了所謂人心思漢的局面。劉秀就是在這一背景下建立了自己的政權。劉秀登基后，以西漢的正統繼承人自居，表現出要帶領人們重新回到西漢的姿態。

劉秀建立東漢王朝以后，開始考慮如何鞏固自己的政權。針對西漢后期劉家政權的輕易喪失，劉秀開始有針對性地加強集權，尤其重視加強對意識形態領域的控制。早在劉秀完成統一前的建武五年，就在洛陽恢復了太學，太學博士的恢復就更早了，至少在建武二年范升就已被征召為博士。不過劉秀為了標榜自己的正統性，博士的設置幾乎完全照搬了西漢后期的模式。“于是立五經博士，各以家法教授。《易》有施、孟、梁丘、京氏，《尚書》歐陽、大小夏侯，《詩》齊、魯、韓，《禮》大、小戴，《春秋》嚴、顏，凡十四博士，太常差次總領焉。”

楊天宇認為：“正是今文經學家所制造的這套‘漢運中衰’的理論，為王莽篡漢鋪平的道路。”今文經學要對西漢的滅亡承擔很大責任，曾經在長安太學學習過的光武帝劉秀，對今文經學的思想本質顯然是有所認識的。只不過是為了標榜自己是西漢的正統繼承者，才不得不恢復今文經學。古文經學在王莽主政期間曾被立于學官，徹底否定王莽就必須舍棄古文經學。顯然這并不是劉秀的本意。他試圖立《左傳》博士，不過遇到了很大阻力。于是，出現了兩漢經學史上第二次今古文之爭。

當時尚書令韓歆上奏提議為費氏《易》《左氏春秋》立博士。建武四年正月，光武帝劉秀在云臺大會公卿、大夫、博士，商議此事。今文經學博士范升等人表示反對，反對理由有四：1.左氏“不祖孔子，而出于丘明”。2.“授受不明”“師徒相傳又無其人”，可能是偽造的。3.非先帝所立，無因得立。4.除此二家以外還有許多家，將立不勝立，“從之則失道，不從則失人，將恐陛下必有厭倦之聽”。上述四條理由中，第一條理由早在西漢時就曾被人提起過，劉歆在《移讓太常博士書》中就說那些博士認為“《左氏》不傳《春秋》”。第二條其實是古文經的通病。不像今文經學有完整明晰的傳授譜系，古文經學的傳授譜系多是不明的。其實這也很好理解，今文經學在西漢是官學，古文經學在西漢僅傳播于民間。就如同貴族往往有很清晰的家譜，平民三兩代以前就不太清楚了。今文經學在西漢的傳授有清晰的譜系可查。可是在今文經學被立于學官以前的傳授情況同樣也是一筆糊涂賬。第三條是范升最重要的理由。既然皇帝標榜自己為西漢的正統，那么就應該延續西漢時期的博士設置。第四條則是對皇帝的警告，此例一開，讓你頭疼的事還在后頭呢。

與范升相反，陳元則支持立《左傳》博士。他在上疏中先是對皇帝進行了一番稱頌，接著指出今文博士為“沉溺所習，玩守舊聞”。然后就范升對《左傳》的指責進行了批駁，他認為范升的指責是把一些細枝末節的小問題無限上綱，是“小辯破言，小言破道”。陳元重點對范升的第三條理由進行了反駁。他認為帝王之間有所因襲和變遷是很正常的，他著重列舉漢宣帝立《梁》的事例來說明先帝對待經學問題也不是完全統一的，“此先帝、后帝各有所立，不必其相因也”。最后劉秀決定采納陳元的意見設立《左傳》博士，考慮到陳元剛剛與今文博士進行了激烈的辯論，為減少阻力，立李封為《左傳》博士。盡管劉秀做了一些讓步，不過來自反對者的壓力并沒有減輕，恰逢李封此時死去，劉秀就再也沒有任命新的《左傳》博士，《左傳》立而復廢。

通過這件事情，明顯看出劉秀對《左傳》采取了扶持態度。目的就是試圖盡量削弱《公羊》的影響。但是，皇帝的意圖最終沒有實現，這次立《左傳》跟西漢末年劉歆主張立古文一樣最終以失敗告終。導致這一局面的原因有二：一是當時尚未像后世那樣高度專制，士人還有一定的發言權。二是《公羊》西漢時被立于學官，經過了西漢中后期的發展，《公羊》學的勢力非常大。此時《公羊》學者反對立古文經，并非像西漢時期那樣是出于堅持王道理想，更主要的還是出于利祿考慮。一部經典被立于學官就意味著讀它就可以做官，已經被立于學官的學派顯然不愿意別的學派來分一杯羹。當時的顯貴們多數治今文經學，支持今文經學派自然也在情理之中。“以柔術理天下”的劉秀面對如此強烈的反對只好放棄。另外，當時統一尚未完成，立《左傳》等古文經學博士，的確如范升所言，并非急務。不過，后來劉秀對范升的處置很能反映他的真實態度，僅僅因為一點小事，劉秀就將范升罷官了。

（二）《公羊》學派與《左傳》學派的第二次交鋒

東漢《公羊》學派與《左傳》學派的第一次交鋒以《公羊》學派的勝利而結束，但事情并沒有就此終結，漢章帝即位后又有了第二次交鋒。在這次交鋒中，首先由《左傳》學者賈逵發難，賈逵向皇帝上書再次挑起了今古文的爭論。

在賈逵的言論中他首先對《左傳》和《公羊》進行定性：“《左氏》義深于君父，《公羊》多任于權變。”后世很多人并不認同這一定性。于是有人指出了《左傳》中“高岸為谷，深谷為陵”之類的話，也舉出了《公羊》中諸多強調倫常的言語。其實無論《左傳》還是《公羊》，都能從中找到對統治者有利的東西，也有統治者不愿看到的內容。關鍵在于《左傳》學者強調《左傳》中的君父之義，西漢的《公羊》學者充分發揮了《公羊傳》中的“非常異義可怪之論”。比如在西漢《公羊》學傳授譜系上至關重要的眭弘就曾根據經義上書要求皇帝退位。賈逵對《左傳》和《公羊》的定性，顯然也代表了皇帝的看法，明白了這一點就不難理解為什么漢哀帝、光武帝到漢章帝都對《左傳》情有獨鐘了。賈逵為了驗證自己的觀點，還特意舉出了四條例證來說明《左傳》與《公羊》的不同。當然他所舉的例證并不是說絕對沒有商榷的余地，不過賈逵顯然把它們做了有利于自己的解釋，而皇帝也認可了這樣的例證。

接著賈逵又回顧了《左傳》學派與《公羊》學派紛爭的由來。把《左傳》沒能在西漢末年立于學官歸過于劉歆的斗爭策略，把東漢初年《左傳》立而復廢的原因歸結為不明圖讖。圖讖，也被稱為讖緯，是假托孔子的名義所作的一些解釋經書的東西，或者預言。讖緯的產生是一個儒生與方士相結合的怪胎。在兩漢的政治生活中，讖緯發揮了很重要作用。在劉秀和公孫述之間就曾經發生過一次讖緯論戰。不過讖緯是一把雙刃劍，它不僅在于給皇帝的頭上再安放一個權威，而且還在于它有多種解釋的可能。這顯然不利于統治者維護統治。所以政權穩定以后，劉秀就開始了對讖緯的整理。在他去世前，還曾經公布了官定的讖緯文本。因為在劉秀稱帝的過程中，讖緯發揮了很重要作用。所以在東漢前期，讖緯有著很高的權威。甚至皇帝的詔書中也會引用它。東漢初期以鄭興為代表的古文經學家對于讖緯的確采取了敬而遠之的態度。但是到了賈逵所處的時代，古文經學家也開始介入讖緯領域。

賈逵不僅介入讖緯，而且還把讖緯與《左傳》相結合，來驗證東漢王朝在五德終始說中的地位。通過對《左傳》的曲解和附會，賈逵通過一句“其處者為劉氏”為漢家皇帝找到了顯赫的祖宗，證明了劉氏乃堯的后人。通過對《左傳》中所提到的遠古帝王譜系的排列，證明堯在五行之中居火。從而證明，作為堯的后人的漢家王朝在五行之中也應當以火德自居。

賈逵的這番言論深受漢章帝賞識，漢章帝不僅賞賜了賈逵，而且還讓他從《公羊》學派嚴、顏兩家中選擇二十名高才生教授《左傳》。

△ 賈逵畫像

《公羊》學派與《左傳》學派的第二次交鋒并沒有就此結束。西漢今文經學激進的思想導致了西漢王朝的滅亡，東漢的統治者對今文經學始終不放心。于是，到了漢章帝時期就有了白虎觀會議的召開。白虎觀會議就是在不觸動今文經學派具體利益的前提下對今文經學的思想內容進行規范。

在《春秋》學者楊終提議下，漢章帝下詔在皇家藏書機構白虎觀召開學術會議。這次會議召開的初衷是為了減省章句。因為自漢武帝“表彰六經”以后，立于廟堂之上的今文經學就朝著繁瑣化的方向發展，以至于到了說“曰若稽古”四個字就達兩萬余言的地步，不利于統治者維護自身統治。東漢建立以后，朝廷多次下詔對章句進行簡省。白虎觀會議的召開，也是對章句進行簡省的繼續。不過，會議的成果絕不只是簡省章句這么簡單。

“于是下太常，將大夫、博士、議郎、郎官及諸生諸儒會白虎觀，講議五經同異，使五官中郎將魏應承制問，侍中淳于恭奏，帝親稱制臨決，如孝宣甘露石渠故事，作《白虎議奏》。”由此可見與會者相當廣泛，數量也不會太少。從會議的過程來看，漢章帝的意圖得到了貫徹。會議的成果就是形成了《白虎議奏》一書。關于這本書前人多有爭議。一種觀點認為這本書已經亡佚，另一種觀點則認為《白虎議奏》就是今天我們還可以看到的《白虎通義》。不管《白虎議奏》是否就是《白虎通義》，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就是今天我們所看到的《白虎通義》體現了漢章帝的意志，是一部欽定的經學總論。很有可能《白虎議奏》類似于《石渠閣奏議》，記載了會議的過程，不同學者的觀點，以及最后皇帝的裁決，應該屬于檔案性質的原始記錄。而《白虎通義》則是由班固根據皇帝的意志，將白虎觀會議的最后結論整理成書。

《白虎通義》大體完整地保留到了今天，共有四十三篇，涉及了當時政治、經濟、文化、宗教以及社會生活的諸多方面。該書中有很多地方牽涉《春秋》，在具體的表述上基本上采用了《公羊》家的觀點，偶爾用到了《梁》，但基本不用《左傳》。這是不是表示《公羊》在當時的影響仍然遠在《左傳》之上呢？恐怕不能這么說。本身白虎觀會議的召開就是為了整理當時立于學官的今文經學章句，雖說有古文學者參與其中，但是今文壟斷學官的格局并沒有改變。《白虎通義》體現了會議的成果，當然也不會出現《左傳》的內容了。我們前面說會議的召開直接目的是為了簡省章句，但并不止于此。在這個過程中也對今文經學中對統治者不利的內容進行了整理和刪除。這一點也可以從《白虎通義》中看出來，《白虎通義》雖然以《公羊》為主，但是《公羊》家的“非常異義可怪之論”卻幾乎看不到，比如《公羊》家的三科九旨之說，貶天子退諸侯之論，基本都不見了蹤影。

這次會議之后，漢章帝又采取了新的措施削弱今文經學的影響。“八年，乃詔諸儒各選高才生，受《左氏》、《梁春秋》、《古文尚書》、《毛詩》，由是四經遂行于世。皆拜逵所選弟子及門生為千乘王國郎，朝夕受業黃門署，學者皆欣欣羨慕焉。”讀古文經典也可以做官，這一點有很強的示范作用。

（三）《公羊》學與《左傳》學的發展

就在《公羊》學派《左傳》學派雙方進行交鋒的同時，雙方自身的勢力也出現了消長。西漢時期《梁》學無法與《公羊》學相抗衡，西漢后期雖然有過皇帝的扶持，但是也沒有獲得很大的發展。但是，《左傳》則完全可以和《公羊》相匹敵。《左傳》在西漢中期之所以沒有能夠引起注意，可能與《左傳》學家最初投靠到河間獻王門下有關。西漢后期，它開始引起人們的關注，并有了巨大發展。《左傳》有豐富的歷史記錄，有優美的文辭，巨大的優勢使它很快被人們所接受。王莽時代被立于學官，到了東漢初年，《左傳》已經表現出了后來居上的態勢。《后漢書·儒林傳》述及劉秀即位后吸引了很多知名文人，并列舉了范升、陳元、鄭興、杜林、衛宏、劉昆、桓榮等七人，其中有三人學習過《左傳》，而學習《公羊》的只有范升一人。這就可以看出東漢初年，《左傳》已經開始占上風了。此后《左傳》學的影響不斷擴大，大師級的人物也不斷涌現。

與《左傳》學相反，《公羊》學經歷了西漢后期的鼎盛以后開始走下坡路。《公羊》的激進很適合西漢時期人們的口味，但是經歷了王莽的瘋狂改制以后，東漢的士風開始趨于保守。整個社會也開始走向內斂。雖然作為官學的《公羊》學在東漢前期還有很大勢力，但是和整個社會風氣發生轉移相適應，《公羊》學也逐漸舍棄了所謂的“非常異義可怪之論”，向平和的方向轉變。這樣《公羊》學也就失去了自身的特色，《公羊》學者中也很少能出現與《左傳》學者相抗衡的人物。僅有一個李育，也深深地被《左傳》的文辭所吸引，雖然他還堅持自己《公羊》家的立場，但是已明顯看出《左傳》的影響之大。

東漢的《梁》學在《公羊》和《左傳》的夾縫中勉強生存，但已經不可避免地沒落了，只能依附于《左傳》以求延續而已。整個東漢，《梁》的影響基本可以忽略不計。

二、東漢中后期的《春秋》學

（一）官學的衰落和私學的興盛

東漢的學校教育在前人關于東漢經學史的研究中均占據著重要的位置。東漢的學校一般分為官學和私學。從漢武帝立五經博士，設博士弟子員以來，政府主辦的官學教育就一直在不斷擴張中。進入東漢以后，官學的發展達到了頂峰。國家主辦的最高學府就是太學，劉秀建武五年（公元29年）恢復了太學的設置，到漢明帝時，太學盛極一時，以至于范曄在《后漢書》中感慨道：“濟濟乎，洋洋乎，盛于永平矣！”

但是到了東漢后期，太學卻開始衰落了。“及鄧后稱制，學者頗懈。時樊準、徐防并陳敦學之宜，又言儒職多非其人，于是制詔公卿妙簡其選，三署郎能通經術者，皆得察舉。自安帝覽政，薄于藝文，博士倚席不講，朋徒相視怠散。學舍頹敝，鞠為園蔬，牧兒蕘豎，至于薪刈其下。”后來曾經有過翻修的情況：“順帝感翟酺之言，乃更修黌宇，凡所造構二百四十房千八百五十室，試明經下第補弟子，增甲、乙之科員各十人，除郡國耆儒皆補郎舍人。本初元年，梁太后詔曰：‘大將軍下至六百石，悉遣子就學，每歲輒于鄉射月一饗會之，以此為常。’自是游學增盛，至三萬余生。”但這只不過是回光返照而已，“然章句漸疏，而多以浮華相尚，儒者之風蓋衰矣”。

黨錮之禍發生以后，情況就更糟糕了，“黨人既誅，其高名善士多坐流廢。后遂至忿爭，更相言告。亦有私行金貨定蘭臺桼書經字以合其私文。熹平四年，靈帝乃詔諸儒正定五經，刊于石碑，為古文、篆、隸三體書法以相參檢，樹之學門”。黨錮之禍中，漢桓帝、漢靈帝和宦官集團給黨人所定的罪名就是“養太學游士，交結諸郡生徒，更相驅馳，共為部黨，誹訕朝廷，疑亂風俗”。所以太學遭受打擊也是必然，當然皇帝還不至于關閉太學。不僅如此，漢靈帝還試圖另外建一學校來對抗太學：“光和元年，遂置鴻都門學，畫孔子及七十二弟子像，其諸生皆敕州郡三公舉用辟召，或出為刺史、太守，入為尚書侍中，乃有封侯賜爵者。”

東漢私學的發展則一直比較興盛。西漢時期的私學規模雖然已經開始有所發展，但是遠不能和東漢相比。在西漢能有一千多弟子就算很多了。而在東漢弟子過萬人的有很多。學生中親授業者為弟子，轉相傳授者為門生，總稱門徒或諸生。《后漢書·儒林傳》載梁丘《易》學者張興弟子門生“著錄且萬人”，歐陽《尚書》學者牟長“著錄前后萬人”。蔡玄兼通五經，門生常千人，著錄萬六千人。嚴氏《春秋》學者樓望諸生著錄九千余人。東漢中后期的經學大師馬融教養諸生以千數，鄭玄入其門下三年不得見。在私學里讀書也有機會獲得朝廷的征召或者名人的舉薦。這樣太學的作用就進一步降低了。

在太學里被立于學官的全部是今文經典，但是并不是說只有讀今文經典才可以做官。讀古文經典也有做官的機會。東漢的著名大臣中不少都是通曉古文經典的，在他們的言論中古文經典被引用的比例明顯上升。所以人們不必一定要到太學中去。于是太學就被邊緣化了。

太學被邊緣化的另一個標志就是博士官的被邊緣化。在漢武帝立五經博士以前，博士官主要是顧問官。人們常說在立五經博士以后，博士官就成了教育官。這一點誠然不錯，但是博士官顧問的職能并沒有喪失。所以西漢中后期許多重大決策都有博士參與其中。東漢以后，情況就發生了改變，博士官就不再兼有顧問功能了，博士就成了專職的教育官，不再有參政議政的權力了。

就這樣，隨著今文經學的陣地太學被邊緣化，今文經學的學者博士官也被邊緣化了，今文經學被邊緣化的命運也就不可避免了。處在這一大背景下的《公羊》學也不可避免地衰落了。

（二）何休與鄭玄的交鋒

東漢經學史上《公羊》學派與《左傳》學派的第三次交鋒在著名學者何休和鄭玄之間展開。黨錮事件發生之后，鄭玄和何休都處于被禁錮狀態，這場爭論純粹是民間自發進行的。在這場爭論的背后應該沒有直接的政治因素。這次的爭論首先由何休發起，他為了攻擊古文經典先后寫了《公羊墨守》《左氏膏肓》《梁廢疾》。宣揚《公羊》家像墨家守城一樣不可戰勝，《左傳》已病入膏肓，而《梁》則是一個殘廢而已。古文學者鄭玄針鋒相對，寫了《發墨守》《針膏肓》《起廢疾》。三本書擊中了何休的痛處，何休驚呼：“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遺憾的是六本書均已失傳，雖然有前人的輯佚，但是我們也只能了解一點大概。根據這段記載，再結合《何休傳》，我們知道后來由于黨錮被解除，何休重新出仕，不久就病死了。所以何休并沒有來得及對鄭玄的反駁做出進一步的回應。于是就出現了“古學遂明”的局面。

何休是整個東漢時期最著名的《公羊》學者，他對《公羊》學最大的貢獻就是《春秋公羊傳解詁》。《后漢書·儒林傳》中稱：“休為人質樸，訥口而雅有心思，精研六經，世儒無及者。以列卿子詔拜郎中，非其好也，辭病而去。不仕州郡，進退必以禮。太傅陳蕃辟之，與參政事。蕃敗，休坐廢錮。乃作《春秋公羊解詁》，覃思不窺門十有七年。”由此可知，《春秋公羊傳解詁》也是何休在被禁錮期間完成的。關于寫這本書的目的，何休在他的序里表達得很清楚：“往者略依胡毋生條例，多得其正，故遂隱括，使就繩墨焉。”

他試圖通過該書將《公羊》學條理化、規范化，去除《公羊》學中的“非常異義可怪之論”，對《公羊》學派龐雜的學說進行精簡，減輕統治者對《公羊》學的疑慮。當然，何休的《春秋公羊傳解詁》還是保留了大量漢代《公羊》學的基本觀念，比如三科九旨等內容。其實《公羊》學的一個重要特點就是要敢于充分發揮，董仲舒曾經說過“《春秋》無達詁”，對于他們《公羊》也就是一個用來發揮的由頭而已。如今，經過何休整理，《公羊》學的精神逐漸喪失了。所以東漢以后，《公羊》學沉寂了一千多年，一直到晚清才得以恢復。

鄭玄本人早年投師于今文學者，后來又師從古文大師，對今文、古文都很熟悉。故而能使何休有入室操戈之嘆。兩漢經今古文之爭的核心內容是《春秋》三傳，尤其是《左傳》和《公羊》。而鄭玄本人所最關注的，或者說最感興趣的，其實是三禮。根據《世說新語》的記載，鄭玄本來也準備給《左傳》作注的，不過還沒有完成，后來在外出的時候偶然與服虔（字子慎）在旅店相遇。當時他們并不相識，服虔在車上與人說自己準備如何注《左傳》，鄭玄聽了之后發現服虔的想法與自己基本相合。鄭玄就到車前對服虔說道：“吾久欲注，尚未了。聽君向言，多與吾同。今當盡以所注與君。”其實很有可能是鄭玄本人的興趣本不在這里，所以就做了個順水人情。不過服虔的《左傳注》也散失了，前人有輯本，大體可以了解一點梗概。

經過東漢近200年的發展，《左傳》已經成為影響非常大的一部經典，以至于人們提到《春秋》，首先想到的就是《左傳》。人們的言論、著作中引用《左傳》的情況遠遠超過了其他兩家。《左傳》開始在意識形態領域里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在與《公羊》的競爭中取得了最后的勝利。不過，在《左傳》取得勝利后不久，經學就開始衰落了。等到儒學再度復興的時候，最受關注的儒家經典已不再是《春秋》。

三、結論

東漢《春秋》學發展的核心內容就是《公羊》學派與《左傳》學派之間的紛爭，兩者間的紛爭是西漢末年《公羊》學派與《左傳》學派紛爭的延續。在這場紛爭中，專制政治在其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一直在試圖引導紛爭朝有利于維護專制統治的方向發展。經過三次交鋒，《左傳》學派逐漸占了上風，《公羊》學派和《梁》學派則先后被邊緣化了。（節選自《洛陽師范學院學報》，2014年第12期）

《中國歷史評論》編輯部選編

本期編輯：朝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