檢察公益訴訟守護勞動者權益

檢察公益訴訟制度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建設中的重大創新。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首次提出“探索建立檢察機關提起公益訴訟制度”，奠定了其作為強化司法監督、維護公共利益關鍵舉措的政治基石。黨的二十大報告進一步強調“完善公益訴訟制度”，并明確要求“加強靈活就業和新就業形態勞動者權益保障”，2025年10月，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審議通過的“十五五”規劃建議，明確提出了“強化檢察監督，加強公益訴訟”，為公益訴訟制度向民生領域拓展提供了明確的政策指引。這一拓展，不僅是以人民為中心發展思想的法治實踐，更是國家治理體系回應新經濟形態挑戰、系統性保障社會核心利益的必然選擇，彰顯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司法制度的適應性與前瞻性。

一、將勞動者權益納入檢察公益訴訟范圍的法理基礎

將勞動者權益納入檢察公益訴訟范圍，因其具有內在的“社會公共利益”屬性，這一屬性超越了傳統私權糾紛范疇，構成了檢察公權力介入的正當性基礎。

傳統法律框架下，勞動報酬、休息休假等權利常被置于勞動合同關系之中，視為典型的個體私益。然而，現代勞動法的發展與國家干預的深化表明，勞動者權益體系中具有“公益”屬性。其一，涉及內容為基準，具有公共性。國家通過立法強制規定的最低工資、最高工時、勞動安全衛生標準等勞動基準，并非純粹的當事人意思自治范疇，而是國家為維護勞動力再生產、保障社會基本公平、防范系統性社會風險而設定的公共秩序條款，保護這些基準，就是保護一種社會性的、基礎性的法益，可稱之為“勞動公益”。其二，侵害后果的擴散性。對勞動者基本權益的系統性、規模化侵害，其危害不僅及于個體勞動者，更會破壞健康的勞動力市場競爭生態，損害人力資源的可持續發展，加劇社會不公，其負面影響具有顯著的社會擴散性。當侵權具有普遍性和模式化特征時，其所損害的法益便從個體私益之和，質變為關涉經濟社會秩序穩定的社會公共利益。

我國憲法賦予檢察機關國家法律監督機關的定位，檢察公益訴訟是檢察機關以訴訟方式履行監督職責、維護公共利益的法律制度。其與“勞動公益”保護具有高度的制度契合性。首先，在功能上具有補位性。當行政機關對普遍性侵權監管不力，或個體勞動者因力量懸殊、舉證困難而難以維權時，檢察公益訴訟提供了公權力主動介入的渠道，彌補了行政監管與私力救濟可能存在的“雙重失靈”。其次，在效果上具有系統性與預防性。檢察公益訴訟不局限于個案的金錢賠償，更側重于通過訴前檢察建議或訴訟請求，督促糾正違法的制度性、機制性問題，能夠實現“辦理一案、治理一片”的源頭治理效果。最后，在機制上具有協同性。檢察機關通過公益訴訟程序，能夠有效串聯并激活行政監管、司法審判與社會監督，推動形成保護勞動者權益的治理合力，構建“法律監督﹢行政履職﹢司法保障”的立體防護體系。

二、將勞動者權益納入檢察公益訴訟的現實需求

當前，勞動領域矛盾糾紛多發，傳統勞動爭議解決機制難以應對系統性、群體性侵權問題。以“一裁兩審”為核心的私益訴訟模式本質上是個案化、事后性的救濟，勞動者在自身權利受損后被動啟動程序，即使獲得勝訴，其效力也僅限于個案，對于不特定多數勞動者的系統性侵害，這種分散的訴訟模式效率低下且無法實現根源治理。同時，行政監管體系的能力與手段也相對滯后，傳統勞動監察以線下、固定場所的用工為主要對象，在面對線上化、跨區域、高度靈活的新就業形態時，存在監管縫隙與執法困難。再者，以工會和集體協商為核心的社會救濟機制作用有限；勞動者組織化程度低、工作場所虛擬化，導致傳統集體協商機制難以有效建立和運行。當私力救濟、行政監管與社會協商均乏力時，便形成了勞動者權益保護的“治理真空”，亟需一種具備主動性、系統性的公權力機制予以填補。

新業態勞動者人數不斷增長，但其權益保障卻面臨傳統法律框架難以覆蓋的困境。據第九次全國職工隊伍調查報告，我國新就業形態勞動者已達8400萬人。首要問題是法律關系認定困難，靈活多元的用工模式使得傳統的勞動關系難以適用，盡管有政策性指導意見提出“不完全符合確立勞動關系情形”，但司法實踐中標準不一，導致大量勞動者在請求認定工傷、主張社會保險等權益時陷入困境。其次是勞動基準與社會保障的覆蓋不足，關于工作時間、休息休假、最低工資等強制性勞動基準在新業態中難以有效落地與監管。平臺通過算法設定不合理規則，變相迫使勞動者超時工作，不僅侵害其健康權，也可能危及公共安全。同時，法律保障體系本身也存在碎片化與滯后性，現有規范多以政策指導意見為主，無法為勞動者提供清晰、穩定、強有力的權利預期與保護屏障。

即便勞動者有意尋求救濟，在維權實踐中也面臨一系列難以克服的障礙，致使違法行為成本低、維權成功比例低。一是法律意識薄弱與舉證能力不足，許多勞動者對復雜勞動法律關系的理解有限，證據保存意識薄弱；而證明加班事實、算法規則缺陷等關鍵事實的核心證據，往往由相對強勢的用人單位單方控制，形成“證據壁壘”，勞動者在“誰主張，誰舉證”規則下處于極其不利的地位。二是維權成本高與周期長，“一裁兩審”程序復雜，時間與經濟成本對于勞動者而言難以承受，漫長的過程迫使許多人選擇放棄維權。三是議價能力不對等，勞動者缺乏有效的制衡與協商能力，通常只能被動接受格式合同條款。

這些困境并非個別現象，而是對不特定多數勞動者基礎性權益的普遍侵害，已超越個體私益范疇，具備了社會公共利益的屬性。鑒于此，將勞動者權益納入檢察公益訴訟，正是應對傳統救濟機制失靈、破解新業態勞動者困境與個體維權障礙的關鍵舉措。檢察公益訴訟憑借其特有的主動性、監督性與系統性優勢，能夠通過行使調查核實權破解“證據壁壘”，通過一案辦理推動行業性規則糾偏，實現“辦理一案、治理一片”的治理效能，從而對侵害不特定多數勞動者權益、破壞勞動力市場秩序的行為進行有效司法干預與源頭治理，完善勞動者權益法治保障體系。

三、將勞動者權益納入檢察公益訴訟的路徑構建

構建勞動者權益檢察公益訴訟制度，需以清晰的邊界、審慎的程序和協同的機制，確保制度行穩致遠、精準發力。

框定受案范圍。必須嚴格限定于侵害“勞動公益”的行為，避免介入普通勞動爭議。重點應包括：1.涉及勞動基準的違法行為，如用人單位（包括平臺）普遍性、強制性實施低于最低工資標準、嚴重違反工時規定、缺乏基本勞動安全防護等，危及勞動者基本生存與健康的行為。2.涉及平等就業與反歧視的領域，如在招聘、報酬、晉升等方面基于性別、年齡、地域等實施的系統性歧視行為。3.涉及特定脆弱群體重大權益的領域，如侵害女職工、未成年工、殘疾勞動者等特殊保護權益的行為。新就業形態中用人單位對勞動者的算法歧視、利用優勢地位制定極度不公平的格式條款等，是上述類型的典型表現。

規定行使程序的順位。檢察機關應恪守“補充監督”的定位，在程序上，堅持以行政公益訴訟為主、民事公益訴訟為輔。對于有明確監管部門的領域，必須首先通過發出訴前檢察建議，督促行政機關依法履職。只有行政機關經督促仍不依法履職，致使公益持續受損的，才提起行政公益訴訟。民事公益訴訟應作為更后位的選擇，主要適用于無明確監管部門，或雖有部門但監管職責在法律上存在重大爭議，且侵害行為直接、嚴重損害不特定多數勞動者重大權益的情形。

完善協同機制。一是強化調查核實權，應通過立法或司法解釋，明確檢察機關在辦理此類案件中，有權要求平臺企業、用人單位提供相關規章制度、算法邏輯、數據記錄等，必要時可借助技術審計手段。二是深化社會治理檢察建議，不就案辦案，而是針對辦案中發現的行業性、區域性、制度性風險，向主管部門、行業協會等提出完善治理的檢察建議，推動系統性整改。三是構建常態化協同機制，與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交通運輸、市場監管、網信、工會等部門建立信息共享、線索移送、專業支持與聯動執法機制，形成黨委領導、檢察監督、政府負責、社會協同的勞動者權益保護大格局。

將勞動者權益納入檢察公益訴訟范圍，是從法理必然到實踐必要的制度演進。它根植于勞動者權益內在的公共屬性，呼應了國家治理現代化對公平正義的追求。其中，新就業形態勞動者權益保護作為當前最突出、最復雜的焦點議題，為這一制度的落地提供了關鍵的突破口。通過明確公益邊界、恪守謙抑原則、完善協同機制，檢察公益訴訟必將成為守護勞動者合法權益、捍衛社會公平正義的一柄法治利器，在推動高質量發展、促進共同富裕的新征程中發揮不可替代的保障作用。

（作者單位：華中科技大學法學院）

溫馨提示：轉載請注明來源于微信公眾號“勞動法專業律師”。

-勞動法專業律師-

一個專注于勞動用工領域的微信公眾號，只分享有價值的勞動用工信息。本號竭盡全力確保每一條推文的真實性，但關于專業問題僅代表作者在特定時期的觀點，不代表本號及作者的永久觀點。推文點擊原文鏈接可以查看推文出處，請關注者自行核實推文的效力及價值。聯系作者可在微信后臺留言。

勞動法專業律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