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正在重塑世界的“五觀”

“從來如此，便對么？”魯迅先生在《狂人日記》的這句詰問，時至今日鋒芒依然銳利。它不僅質疑舊習，更直刺那種將一時流行當作永恒真理的蒙昧，把一時顯赫當作萬世至尊的傲慢。

近代以來，西方憑借實力強權，扯起“自由”“民主”“人權”的所謂“普世真理”大旗，將資本貪婪擴張包裝為“經濟規律”，把極端個人主義美化成“個性解放”，把弱肉強食、拉幫結派奉為“國際規則”，似乎歷史“從來如此”。

終于，百年變局加速演進，世界思潮的風向標悄然轉向。正如基辛格所言，21世紀中國崛起是“重新回歸歷史周期”。經過一個多世紀的現代化努力，古老文明獲得了新生，曾經被西方霸權扭曲的東西方不平等關系，現在被重新扭轉。

中國用自身發展奇跡鋪就的康莊大道。

以資本利益、個人自由為至高原則的西方敘事日漸瓦解，源于東方傳統、呼應時代脈搏的思潮磅礴興起。它以“人民”為根基，以“責任”為擔當，崇尚“集體”的合力，追求“和諧”的智慧，篤信“合作”的力量——這不僅是人類思想世界的新潮，更是解答人類難題的答案，是中國用自身發展奇跡親手鋪就的道路。

一、發展觀：以資本為中心？以人民為中心！

據多份調查顯示，80%以上的中國人歡迎AI普及，而美國只有10%，在各國中最低。與此同時，美國93%企業和80%投資者歡迎AI。作為AI技術的發明國，美國公眾為何如此排斥AI，為何與資本的態度天差地別？

答案很簡單，因為在一個“以資本為中心”的社會中，資本推動科技進步的目的是利潤，其結果不是造福人，而是取代人。在這一體系下，衡量人的價值尺度是冰冷且單一的：能否以及能為資本貢獻多少剩余價值。一旦創造剩余價值的能力下滑，將成為體系的“負資產”。

現代化離不開資本，但資本究竟是人的工具，還是反過來成了人的主宰？這是一個關于人類現代性的根本問題。在“資本至上”的邏輯主導下，社會資源的分配圍繞資本回報與利潤最大化展開，人的生存與尊嚴被無情地剝奪。近年來西方國家普通人的困頓、無力、失望、麻木，根源都在于此。

美國費城肯辛頓街區，人行道上隨處可見吸毒過量而昏迷的人。

美國洛杉磯貧民窟的無家可歸者營地，帳篷和隨身物品堆滿人行道。

2026年1月，明尼蘇達州一名美國女子被美國移民及海關執法局槍殺，引發全國抗議浪潮。

在中國，衡量發展的根本尺度從來都不是資本收益和股指漲跌，而是孩子能不能上得起學，老人能不能安度晚年，普通人能不能看得起病，每個家庭對生活有沒有盼頭。金融危機后，當西方忙于用納稅人的錢給大銀行“輸血”，中國“四萬億”投向高鐵、電網、通信，讓更廣闊地域的人民能公平享受現代化成果。世紀大疫后，西方選擇“大水漫灌”式撒錢，埋下通脹隱患，中國則著眼于培育新質生產力，堅持惠民生和促消費、投資于物和投資于人緊密結合來固本培元。

可以說，在中國，資本受到有效的利用和監管，成為促進生產力發展、科技革命、造福于人的積極力量。這是人類歷史上從未有過的創舉。

二、治理觀：霸權統治？全球治理！

西方將達爾文進化論引入人類社會，提出社會達爾文主義，鼓吹弱肉強食、贏者通吃，用叢林法則拉低人類道德水準。在這種邏輯下，西方國際關系理論認為世界必須由霸權統治，挑戰霸權是戰爭沖突的“修昔底德陷阱”，舍棄霸權則是治理崩潰的“金德爾伯格陷阱”。仿佛離開了霸權，世界就只能是處處“陷阱”，永無寧日。

前不久，美國悍然對委內瑞拉使用武力，赤裸裸上演了一出世紀“大劫案”。有人哀嘆，“今天是委內瑞拉，明天可能是任何一國”。暴力可以奪取資源，但無法贏得民心。恐懼或許能維持短期震懾，但絕不能孕育忠誠。當霸權撕下價值理念和國家信譽的假面，一味耀武揚威、肆意掠奪，距離被反噬的一天也不遠了。

2026年1月，委內瑞拉總統馬杜羅和夫人抵達華爾街直升機起降場，準備出席聯邦法院的庭審。
與西方的霸道邏輯不同，中國自古倡導胸懷天下，爭千秋勝負之理、復天下為公之義。大國要有大國的樣子，更要有大國的擔當。中國作為負責任的大國，提出并踐行了一系列旨在促進全球和平與發展的倡議。全球治理倡議提出后，短短時間內已有150多個國家和國際組織支持，中國用實際行動詮釋了什么是“一呼百應”，什么是“得道多助”。

三、價值觀：個人主義？集體主義!

這個世界究竟是個體的，還是集體的？取決于你站在哪個角度看。站在生產資料的私有制上看，當然是個體的，并且私人占有神圣不可侵犯。而站在現代生產的社會化乃至全球化上看，人與人的協作日益加深，人與人的命運息息相關，世界當然是集體的，個人的利益和價值蘊含在“人民”之中。

西方資本主義價值觀下，個人主義、自由主義被“神化”，被包裝成一種終結歷史的絕對信條。西方拿這種價值觀解釋一切，也解釋中國。為什么中國經濟落后？為什么科技革命沒有發生在中國？因為中國是集體主義，因為中國“沒有個人自由”。

西方正在為這種價值觀付出慘痛代價。西方社會過度強調個體利益的排他性、個人自由的絕對性，個人主義一步步滑向極端個人主義，并衍生出拜金主義、享樂主義。2008年的國際金融危機便深刻暴露了私有制與社會生產系統的嚴重對抗，在不受約束的個人主義驅使下，貪婪導致系統性風險的積累以至失控。

2008年金融危機，美國大量銀行倒閉，驚慌失措的人們排起長隊取款。
中國深刻認識到這一點。社會主義制度下“我為人人，人人為我”的觀念，以及數千年來“家國同構”的倫理觀與“天下為公”的政治理想，塑造了強大的集體主義精神內核。這并非對個性的泯滅，而是將個人的價值實現，深深嵌入到社會生產、科學創新的偉大實踐中，嵌入到家國天下的命運脈絡之中。

這種“大我”優先于“小我”的思維范式，為社會凝聚與國家動員提供了強大的文化粘合劑，不僅在近代面對存亡危機時，能夠迅速整合起“團結一心”的磅礴力量，更推動了舉國體制下中國科技的井噴式發展。

四、安全觀：同盟體系?合作共贏!

《論語》有云，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而不同是中國人的交往原則，同而不和則是今天西方同盟的真實處境。二戰后，西方秩序觀的核心支柱便是以美國為首的同盟體系。但這種同盟本質上是霸權的對外擴張、對內壓迫，反民主、反和平決定了其不可持續。

丹麥是北約創始成員國，而其自治領格陵蘭島卻遭到美國不斷升級的吞并威脅，所謂聯盟的安全承諾正在淪為一紙空文。正如一位德國聯邦議院議員所說：“美國想要的不是盟友，而是忠誠的仆從。”

視頻：美國主持人：掠奪并不會讓美國強大。

真正的持久安全，不在于同盟的以利相交，而在于朋友的君子之義。中國始終奉行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堅持合作共贏的原則，并且把“和而不同”的理念推廣在爭端沖突的調解中。

在近期的柬泰沖突中，中國開展“穿梭勸和”，在云南推動兩國舉行關鍵三方會晤，促成停火。成功的關鍵就在于秉持公道，通過對話協商解決分歧，推動雙方重回合作共贏的康莊大道。

五、文明觀：文明沖突?文明和諧！

如果有人問，十字軍東征、宗教戰爭是文明間的病態，是常態，還是理想狀態？稍有理智和道德的人都會認為這是一種病態，而“文明沖突論”偏偏用這種病態來定義各大文明間的關系，把認知病毒散布到全世界。

將世界劃分為相互排他的文明板塊，鼓吹不同文明間的對抗，本質上是將文化差異視為戰爭的許可證，為強權行為辯護的意識形態工具。西方曾為殖民掠奪披上“文明開化”的外衣，曾為入侵伊拉克貼上“民主改造”的標簽，今天西方又有人企圖將中國塑造為對“雅利安白人文明的威脅”，暴露了自己種族主義的野蠻本質。

2003年2月，美國國務卿鮑威爾在聯合國安理會指控伊拉克藏匿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借此發動伊拉克戰爭。

事實上，文明差異不僅不是世界沖突的根源，反而是人類文明進步的動力。羅素在《中西文明比較》中就明確指出：“不同文明之間的交流過去已經多次證明是人類文明發展的里程碑，希臘學習埃及，羅馬借鑒希臘，阿拉伯參照羅馬帝國，中世紀的歐洲又模仿阿拉伯，而文藝復興時期的歐洲則仿效拜占庭帝國。”

文明的繁盛、人類的進步，離不開求同存異、開放包容，離不開文明交流、互學互鑒。當一些力量還在為“文明沖突”的老劇本添油加醋時，中國正以務實行動深化文明交往：聯合烏茲別克斯坦讓希瓦古城“光彩再現”，成為絲綢之路文明交融的生動見證；推動成立亞洲文化遺產保護聯盟，與14個亞洲國家開展數十項聯合考古合作；成功倡議聯合國設立首個“文明對話國際日”并主辦全球文明對話部長級會議。

今天，站在歷史的分水嶺上，我們不禁會想到尼采那句名言“重估一切價值”。西方曾經定義的很多價值，日益千瘡百孔。法國當代思想家埃德加·莫蘭說過，西方文明的福祉正好包藏了它的禍根：個人主義包含了自我中心的閉鎖與孤獨；盲目的經濟發展給人類帶來了道德和心理的遲鈍；科學技術促進了社會進步，同時也帶來了對環境、文化的破壞，造成了新的不平等，以新式奴役取代了老式奴役，給人們帶來了緊張與危害，將人們引向核滅亡與生態死亡。

東邊日出西邊雨，道是無晴卻有晴。沉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一個舊時代正在終結，新時代的大幕徐徐拉開，人類必將打破更多“從來如此”的思維定式，迎來更多觀念革命的思想覺醒，徹底走出西方中心主義的歷史隧道，走出一條屬于所有人的新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