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GDP到GNI：中國對外投資的戰略再定位

轉載于：財經雜志｜作者：京東集團首席經濟學家 沈建光、京東集團高級研究員 姜傳鉞｜編輯：王延春｜責任編輯：王祎

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呈現一些新趨勢。分地區看，東盟、墨西哥仍是重要去向，中東歐、非洲成為新增長點；分行業看，制造業延續強勢，戰略礦產與新業態共同發力

2024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ODI）流量創歷史次高，穩居全球前三。近期，根據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的部署，商務部明確提出“引導產供鏈合理有序跨境布局，完善海外綜合服務體系”。事實上，對外直接投資不僅是應對貿易保護主義、緩解國內產能過剩的工具，更是鞏固全球競爭優勢、推動產業結構升級的關鍵所在。

回顧近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持續增長，一方面是外部環境不確定性下的主動應對，另一方面是國內科技能力有所提升的“外溢效應”。從更高的維度看，鼓勵和支持對外直接投資，意味著經濟發展思路從“唯GDP論”逐步轉向“GDP與GNI（國民總收入，是宏觀經濟學核心指標，指一個國家或地區所有常住單位在一定時期內獲得的初次分配收入總額）并重”，這對于推動中國經濟實現質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長意義重大。

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三個增長階段

改革開放近50年來，中國的對外直接投資實現了快速發展，整體格局從利用外資為主轉向雙向投資并行。這一歷程大致有三個關鍵增長階段：

第一階段（1979年-1993年）：1979年，國務院明確提出“出國辦企業”, 對外直接投資在政策引導下迎來第一個增長期。這一階段的對外投資以獲取資源為主要目標，投資主體集中于少數國有外貿公司和綜合性企業，投資領域主要包括林業、礦產等資源開發以及少量加工制造。例如，1984年中信公司在美國合資設立西林公司，1986年收購澳大利亞波特蘭鋁廠股權。截至1993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流量從不到1億美元增長至44億美元,存量累計接近138億美元，為后續發展奠定了實踐和制度基礎。

第二階段（2001年-2016年）：2001年，隨著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走出去”戰略被列入“第十個五年規劃”，對外直接投資進入第二個高速發展期。2016年，中國的對外直接投資流量從2001年的69億美元大幅攀升至1961億美元，年均增速高達25%；2016年末，存量已經積累至1.36萬億美元。隨著企業出海戰略逐漸從獲取資源轉向獲取技術和市場，中國對外投資的區域和產業分布更加廣泛，其中對美國、歐洲的投資存量占比明顯增加，房地產、信息傳輸、公用事業、科學研究等行業占比也顯著提升。

在此期間，有兩個時間節點值得關注：一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后，中國企業在全球范圍內積極尋找投資機會，購買海外廉價資產，跨境并購投資大幅增長；二是2015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流量首次超過實際使用外資金額，標志著中國從資本輸入大國轉變為雙向投資大國。

第三階段（2020年至今）：近年來，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國家推動產業鏈供應鏈“去全球化”，主要方式包括出臺多項法案加大對華貿易打壓和技術封鎖、推出“近岸外包”“友岸外包”等產業區域化政策等。面對復雜嚴峻的外部環境，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卻逆勢增長，展現出強大韌性，主要得益于企業主動推進供應鏈多元化布局以應對貿易保護主義風險，同時國家通過“一帶一路”高質量發展、《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CEP）生效等機制深化區域合作，為對外投資構筑系統性保障。2024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流量升至1922億美元，存量積累至3.14萬億美元，均位居全球第三。

當前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新趨勢

近年來，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在逆勢增長的同時，也呈現出一些新趨勢。分地區看，東盟、墨西哥仍是重要去向，中東歐、非洲成為新增長點；分行業看，制造業延續強勢，戰略礦產與新業態共同發力。

地區層面，東盟和墨西哥依然是中國對外投資的重要目的地。2024年，中國對東盟10國的直接投資流量343.6億美元，創歷史新高，占當年流量總額的比重達到17.9%。除新加坡，對印度尼西亞、泰國、越南的投資亦表現亮眼，反映出勞動密集型企業以及“果鏈”向東南亞遷移的趨勢。中國對墨西哥的直接投資流量從2021年的2.3億美元大幅升至2024年的15.5億美元，背后是對沖中美貿易摩擦風險、維持北美市場份額的考慮。但隨著墨西哥對華加征關稅，未來對墨投資前景面臨較大不確定性。

中東歐、非洲部分國家成為對外投資的新增長點。2024年，中國對塞爾維亞、匈牙利、波蘭等中東歐國家的直接投資規模均創歷史新高，合計接近15億美元。究其原因，與墨西哥類似，主要是中國企業為規避貿易壁壘、貼近終端市場而進行的戰略性布局。中國首家歐洲汽車工廠——比亞迪匈牙利工廠即將投入生產，年產能達30萬輛電動車。

中國對莫桑比克、阿爾及利亞、摩洛哥等非洲國家的投資顯著增長或保持高位，這源自中非雙方存在深度互補性。即非洲國家在能源轉型、基礎設施和制造業發展等領域存在巨大需求，而中國在資金、技術和工程建設方面具備顯著優勢。例如，在磷礦資源豐富的摩洛哥，國軒高科計劃投資建設鋰電池生產基地。

行業層面，制造業對外投資保持強勢。2024年，流向制造業的直接投資流量375.4億美元，創歷史新高，占當年流量總額的比重接近20%；2024年末，制造業占對外投資存量的比重也升至10.8%的歷史高點。其背后除了應對貿易不確定性，也是國內企業基于成本、資源、市場、技術等多方面的主動布局。受此帶動，國內中間品（零部件、原材料等）和資本品（機械設備等）出口較快增長。

采礦業成為對外投資的另一個重要增量。2024年，流向采礦業的直接投資212.6億美元，是歷史第二高水平，占當年流量總額的比重回到10%以上。不同于早期簡單的資源獲取，近年來中國采礦業對外投資顯著回升更多是出于維護供應鏈穩定和國家能源安全的考慮。紫金礦業、青山控股、贛鋒鋰業等礦業巨頭，正在對銅、鋰、鎳、鈷等戰略性礦產進行全球化布局。

此外，一些新業態、新模式的加快出海，強化了對外投資的增長動能。近年來，如跨境電商、短視頻、游戲等新業態紛紛出海、快速崛起。2024年，流向批發和零售業的直接投資超過400億美元，跨境電商或是重要貢獻；流向信息傳輸、計算機服務和軟件業的投資也明顯反彈，背后是云廠商、軟件服務商等為代表的數字化基礎設施加快出海。

對外直接投資增長的背后：GDP與GNI并重

在筆者看來，中國的對外投資持續增長，至少有兩大支撐因素：一方面是外部環境不確定性下的主動應對。當前世界正經歷百年變局，單邊主義、保護主義抬頭，全球供應鏈面臨重構風險，國內經濟發展容易受到地緣政治變化的沖擊，抗風險能力和韌性亟待提升。對外直接投資的規模擴張和結構優化，意味著國內的資本、技術、品牌在不斷“走出去”，通過在全球范圍內優化資源配置、分散風險、獲取更高附加值的收益，來突破國內市場的增長約束、緩解外部環境的潛在風險，從而構建起更有韌性、更可持續的競爭優勢。

另一方面是國內科技能力有所提升的“外溢效應”。近年來，伴隨技術能力的不斷提升，中國企業在諸多領域（包括新能源車、人形機器人、創新藥等新興領域）處于全球領先行列，形成了先進的產品和強大的產能。面對國內市場的激烈競爭，企業自然地通過對外直接投資將優質產品和生產能力向海外延伸，也為全球市場提供了有益的供給。例如，比亞迪憑借強大的電池技術和智能網聯系統加快海外布局。2025年，比亞迪純電動汽車全球銷量預計將首次超過特斯拉。

從更高維度看，鼓勵和支持對外直接投資表明經濟發展理念正在從“唯GDP論”逐步轉向“GDP與GNI并重”。2025年10月，商務部部長王文濤在談及“十五五”時期開放工作時說，“我們既看GDP（國內生產總值）也看GNI（國民總收入），既重視‘中國經濟’也重視‘中國人經濟’”。

對外直接投資是實現GNI增長的重要路徑。GNI是在GDP的基礎上，扣除外國在本國的投資和勞務收入，加上本國從國外獲得的投資和勞務收入。中國企業在海外投資設立的子公司，其生產活動所創造的增加值會計入東道國的GDP，而該子公司運營所產生的利潤，作為來自國外的投資收入，都會計入中國的GNI。中國國際投資頭寸表數據顯示，2024年末，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存量占對外總資產的比重為30.7%，如果剔除外匯儲備等官方儲備資產，該占比已經達到46.3%。

目前中國經濟總量位居世界第二，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經濟發展需兼顧總量增長和質量提升。GNI與收入水平、生活質量聯系更為緊密，更能反映經濟增長成果如何轉化為民眾可感知的收入提升、財富增長和生活改善。結合“十五五”規劃建議，GDP與GNI并重的政策方向，既符合“推動人的全面發展”的指導思想和“堅持人民至上”的原則，也與“高質量發展取得顯著成效”“人民生活品質不斷提高”的主要目標相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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