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方定調！全民增收，放在了首位！

作者：余飛

01

增收，成了重中之重

近日，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召開，通稿也已經發布，本號前幾天著重分析了會議內容中對房地產、出生人口的表述。

這篇文章來看另一個更重要，也是所有人都關心的話題，收入。

從表述次序與表述力度來看，增收將是明年以及未來五年經濟發展的重中之重。

邏輯在于：

第一，今年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對明年的經濟工作重點任務，列了八條。增收的表述，放在了第一條關于內需的內容中，放在了重中之重的位置。

堅持內需主導，建設強大國內市場。深入實施提振消費專項行動，制定實施城鄉居民增收計劃。擴大優質商品和服務供給。優化“兩新”政策實施。清理消費領域不合理限制措施，釋放服務消費潛力。推動投資止跌回穩，適當增加中央預算內投資規模，優化實施“兩重”項目，優化地方政府專項債券用途管理，繼續發揮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作用，有效激發民間投資活力。高質量推進城市更新。

第二，表述力度空前。

每年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基本上都會提到提高居民收入，但是今年的表述格外不同。

一方面，今年的表述覆蓋人群更廣。

去年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對于收入改革的表述是“推動中低收入群體增收減負”。相比之下，今年的范圍大幅擴大，從中低收入群體擴大到城鄉居民，覆蓋了所有人群。

另一方面，表述更加具體。

今年對于提高收入的表述非常具體，不只是泛泛而談。比如去年的表述是“推動”，而今年的表述是“制定實施”，先制定方案再實施，這意味著明年將有非常具體的增收計劃出臺，并且最終付諸實施。

02

穩定的就業與增收，是擴大內需的必要條件

內需與增收，放在了首要位置，既是現實需求，也是戰略需求。

科創放在了第二條。

從全球經驗來看，內需與科創是驅動經濟 發展，實現經濟可持續發展的關鍵，也是中國能否邁入發達國家，能否實現百年民族復興的關鍵。

縱觀全球，內需強、科創強是發達國家的標配。

美國、日本、英國、法國、德國的 消費占GDP比重 普遍在50%以上，民眾消費在經濟中占主導地位。

尤其是美國，消費占比接近70%的水平，是典型的“內需驅動增長”經濟體。

我們呢？

2024年我國居民消費占GDP的比重為39.9%，雖然近年來這一比重出現了提高的趨勢，但仍處于2005年以來持續低于40.0%的水平，也就是說低于40.0%的水平已保持了20年。

從宏觀規律來看，幾乎所有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經濟體，無一不是在“擴大內需”與“提升科技創新”上同時取得突破。

內需提供市場規模優勢，形成產業集聚與企業成長的良性循環；科創則決定產業鏈從中低端向中高端躍升的能力，決定未來競爭力的天花板。

對中國而言，這兩項工作排在前列并非短期穩增長的權宜之計，而是長期結構升級的戰略選擇。當前全球產業鏈重塑、地緣風險上升、外需疲軟的大背景下，靠出口拉動經濟增長的模式已經難以支撐超大規模經濟體的長期發展。

中國必須依托超大規模市場優勢，把“國內大循環”做實，把“國民消費能力、企業投資信心、產業升級動力”三者再次捆綁起來，形成完整的現代化市場體系。

與此同時，科創能力已成為新一輪國際競爭的核心變量。

無論是人工智能、先進制造業、新能源體系，還是生物科技、量子科技，全球經濟格局正在繞著“技術密度”重新排序。

中國能否穩住制造業體系的領先地位，能否形成一批引領全球的原創性科技突破，最終能否從“要素驅動”“投資驅動”成功躍遷到“創新驅動”，都將在此決定。

因此，今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將“擴大內需、推進科創”繼續置于工作布局最前列，不僅是延續去年政策的邏輯，更是對未來十年中國發展方向的定調：

未來的高質量增長，必須建立在強大的國內市場基礎上，必須依靠自主創新來提升全社會的生產效率。

換句話說，誰能把內需做大做強，誰能把科技創新真正作為第一生產力，就能贏得未來的全球競爭。對中國而言，這既是現實挑戰，更是歷史機遇。

關鍵問題來了，內需的關鍵是什么？

當然是民眾的收入和穩定的就業。內需不是刺激起來的，民眾手中有錢，內需自然就能夠起來。

就業是居民收入的主要來源，而收入增長是消費的基礎。高就業率意味著更多家庭具備消費能力，能拉動內需（如住房、教育、醫療等），形成 “就業→收入→消費→企業盈利→擴大生產→更多就業” 的良性循環。

反之，失業會導致消費萎縮，抑制經濟增長動力。

失業（尤其是青年失業）容易引發焦慮、不滿等情緒，甚至可能導致社會動蕩。歷史經驗表明，高失業率常與犯罪率上升、社會沖突增加相關聯。

反之，充分就業能增強社會凝聚力，讓個體感受到自身價值與社會歸屬感，降低社會治理成本。

現階段，“就業→收入→消費→企業盈利→擴大生產→更多就業”這個循環出了問題，就業預期變弱，民眾收入縮水，消費不振，企業利潤下滑。

要解決這個問題，關鍵在提升民眾收入。但提升民眾收入，就得增加就業，增加就業就得提升企業利潤，提升企業利潤就得增加消費，增加消費就得提升民眾收入。

問題進入了一個死胡同。

03

該如何增收

既然收入是整個問題的關鍵，那便可以對癥下藥。

然而，就目前的大環境來說，該如何提高收入？

要實現城鄉居民可持續增收，在目前的大環境下，想要依靠“就業增加”“產業拉動”完全達不到效果。

還需從中央財政直接支持與分配機制優化兩條路徑打通居民收入增長的短板。

盡管目前有部分企業上調了工資，比如寧德時代12月初宣布從2026年1月1日開始，對寧德時代及其獨資分子公司的1-6職級員工的基本工資統一上調150元，加班收入也相應提升。

比亞迪針對技術研發人員的漲薪多數漲幅在1000元左右，也有幾百元和兩三千的漲薪，對于不同職位可能有不同的漲薪標準。

字節跳動也宣布繼續加大人才投入，提高薪酬競爭力、提升期權激勵力度。具體包括四大措施：

增加獎金（含績效期權）投入，2025全年績效評估周期相比上個周期提升35%；大幅增加調薪投入，較上個周期提升1.5倍；提高所有職級薪酬總包的下限（起薪）和上限（天花板）。

京東更是多次漲薪。

但漲薪的企業畢竟是少數，當下的大背景下，企業降本增效，或者說降薪是主流的背景下，提高民眾的收入，還是得指望政府。

今年，政府在增加民眾收入方面，整體上調了底薪。

人社部公布的今年各省市自治區的最低薪酬，最低工資迎來普遍上漲，多省漲幅超過10%

但上調底薪，遠遠不夠。

本號認為，在這種關鍵時刻，需要中央政府托底，預測2026年將“制定實施城鄉居民增收計劃”。

計劃應該從兩個方向發力：

第一，調整財政支出結構。

專家學者們也在呼吁，財政支出口徑是否可能從投資轉向消費，直接向居民發錢。

這種方式其實是緩解民眾收入不足，緩解民眾債務壓力的最好、最快速、最直接的辦法，最終增強民眾的消費能力，提升企業的利潤，形成一個正向循環。

2013年至2024年，美國這輪大長牛，根本上是企業和居民資產負債表持續增強推動的。在2008年金融危機和2020年全球公共衛生事件期間，美國政府和美聯儲大幅度加杠桿、大規模支出，企業和居民部門則大幅度降杠桿。公共部門的支出等于私人部門的收入，擴張性宏觀政策拯救和改善了私人部門的資產負債表。例如，美國政府在2020年-2021年給家庭部門發放了2.1萬億美元現金，這筆龐大的資金直接提高了居民的收入，進而快速地轉化為消費。

韓國今年發錢了。

發放金額按個人經濟狀況和居住地有所不同，每人可領取15萬韓元（相當于約780元人民幣）至45萬韓元（約2340元人民幣）不等。

普通居民人均可領15萬韓元，低收入邊緣群體和單親家庭為30萬韓元，最低生活保障對象為40萬韓元。非首都圈地區居民額外獲發3萬韓元，農村人口流失嚴重地區居民再追加5萬韓元。個人領取金額最高可達45萬韓元。

新加坡也宣布了今年的“發錢計劃”，從8月開始向國民發放“消費稅補助券現金補助”、“消費稅補助券保健儲蓄填補”。

新加坡發錢不是人人有份，而是面向中低收入階層，比如消費稅補助券現金補助的發放條件是：

在2025年已經年滿21周歲并在新加坡居住的國人；擁有不超過一套房產；2024年年稅收入不超過3萬9000元；截至2024年12月31日的住屋年值不超過3萬1000元。符合這些條件的，可以獲得450元或850元的現金。

我們也期待這樣的利好，能夠落進每一個人的口袋。

財政的資金來源，可以依靠發行國債，畢竟就目前中央政府的債務率來看，相比于其他國家，擁有足夠的加杠桿空間。

以政府債務/GDP比率，也即債務率衡量，中國政府債務大約在96%，而美國政府債務超過125%，日本更高達230%以上，歐元區平均也在100%以上。

這種相對較低的杠桿水平為中央財政直接支撐收入、提高轉移支付給予了相對寬裕的空間。

與高杠桿國家相比，中國在債務可控的前提下直接向居民部門釋放購買力，從財政可持續性來看具備實施可能。

第二，調整收入分配。

健康的分配機制是民眾收入穩步增長的核心保障，其關鍵在于構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協調配套的體系，讓發展紅利公平惠及全體民眾。

所謂三次分配，主要指：

第一次分配，是完全依靠市場。誰的貢獻大誰拿錢多，所謂“多勞多得”。

第二次分配，是靠政府的“公共理性”，通過稅收、社會保障、中央財政轉移支付，來實現財富的再分配，適當照顧窮人、落后地區的利益。

第三次分配，是靠道德或宗教的力量讓富人們“良心發現”，自愿捐贈而進行的財富再分配。

初次分配中，應強化“多勞多得、技高多得”的導向，通過技能積分制、健康職業溢價等制度設計，將勞動者技能培訓、健康素養等轉化為薪酬激勵，提升人力資本價值，讓普通勞動者和技能型人才獲得合理回報。

再分配需聚焦公共服務均等化，通過醫療資源下沉、跨省醫保即時結算、慢病用藥保障等舉措，降低家庭醫療剛性支出，間接釋放可支配收入空間。

同時優化稅收調節與轉移支付，精準幫扶低收入群體，筑牢增收底線。

尤為關鍵的是，契合這幾年政府多次強調的優化三次分配要求，需規范公益慈善事業發展，引導企業和高收入群體通過公益性捐贈、志愿服務等形式履行社會責任，以先富帶后富，彌補初次與再分配的不足。

國外的一些經驗可以借鑒，但不能照搬。

歐美部分國家過度依賴高稅收再分配導致財政壓力攀升、市場活力受限，部分發展中國家分配機制失衡引發貧富差距懸殊，這些經驗表明分配模式必須適配本國發展階段。

綜上，符合中國國情的分配路徑，應是立足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國情，統籌初次分配提效率、再分配強調節、三次分配作補充，兼顧活力與公平，既通過“多勞者多得、技高者多得、創新者多得”激發全社會創造熱情，又以制度保障縮小收入差距，讓增收成果更公平可持續。

此外，還應探索健康資本化創新路徑，推動生態康養收益轉化、健康數據資產確權等新模式，拓寬財產性收入渠道。

唯有如此，才能通過分配機制的健康運轉，讓民眾增收更具持續性，真正實現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如此，才能破解內需疲軟的局面。

原創不易，辛苦動一動你的小指頭，在文章右小角點個在看、點個贊。歡迎分享出去，讓更多的人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