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賊”問題研究

所謂“工賊”，在當代語境中也可稱為精神資本家、資本家的乏走狗、奮斗逼等等。工賊的本質，是無產階級在統治階級意識形態霸權下對自身階級意識、階級立場的喪失。

他們之所以站在壓迫者一邊，不是因為理性，而是因為統治階級通過思想上的統治，使被壓迫者在不自覺中充當了統治秩序的自愿執行者，從而阻滯了階級意識的形成、無產階級的團結與革命實踐的可能。

本文從以下四個角度來分析這一現象：心理學的認知失調、社會學的社會規訓、經濟學的博弈論囚徒困境、馬克思主義的意識形態霸權。

（一）“歪屁股”的心理根源

在工人運動、社會抗爭、底層權益維護的種種現場中，我們經常看到一些人明明身處被剝削地位，卻偏偏認同權力者、維護資本家、指責自己的同類，甚至自發地扮演“工賊”“維穩”“內鬼”的角色。這個現象俗稱“屁股坐歪了”。

這一現象的核心，是“認同機制”的錯位。在弗洛伊德的理論中，認同（Identification）是一種個體為了緩解焦慮、獲取心理安穩而模仿他人、內化外部權威的過程。工人認同老板、奴隸認同主人，是一種“我也想變成那樣”的心理幻象。

尤其在當代社會，資本通過媒體、教育、宣傳制造出“上升通道”的幻想，“你也可以成功”“你只是不夠努力”，從而使底層個體將自身處境視為“暫時的失敗”，而非結構性壓迫。這時，他們不再與工人集體共情，而是將自己幻想成“準老板”——自然就傾向于用老板的視角來看問題。

這也是為什么，在工人集體罷工時，總有一些人會說：“你們太激進了，會影響公司效益”“我們要體諒領導的難處”，他們不是在體諒領導，而是在幻想自己終將成為領導。

這就是為什么我要先寫一篇電影《寄生蟲》的分析：。電影中“窮人住進大別墅，就仿佛自己是別墅的主人”這一經典意象，反映的就是上述問題。

除了幻想自己成為“黃老爺”的心理動機，上述的“認知錯位”的另一個心理根源是認知失調（Cognitive Dissonance）：個體同時持有兩個沖突信念時，會感到強烈的不適，為了緩解這種不適，他們往往改變其中一個信念。

一個工人若意識到自己在被剝削、壓迫、被當作工具使用，那他會陷入極大的憤怒與無力感。而要緩解這種痛苦，他有兩個選項：要么奮起反抗（高風險、高成本），要么否認被壓迫的現實，轉而認同壓迫者（低風險、低成本）。于是很多人選擇了后者，說服自己：“其實我沒有被剝削”“其實公司已經很好了”“其實我們老板很有人情味”，用這種認知歪曲來維持心理安寧。

這是一種典型的自我防御機制：讓真相顯得“不合理”，從而維持一個可接受的心理現實。

在這種機制的推動下，“工賊”們反而開始仇恨那些指出壓迫真相的人，把他們視為“破壞秩序”的敵人，正如莊子所謂：“槁項黃馘，民之望也。”

所以我們要認識到：“屁股坐歪”的人并不全是卑鄙無恥的叛徒，很多時候他們是恐懼者、是幻覺者、是防御者，是在扭曲世界中尋找秩序的人。很多人他們的“歪”，不是道德的缺陷，而是心理適應機制在階級社會大環境下的產物。

因此，單純的心理學不能解決這個問題，必須引入社會學的更宏觀的分析。

（二）社會規訓

法國思想家福柯在《規訓與懲罰》中提出：現代社會的權力不再通過暴力直接控制身體，而是通過規訓機制塑造個體，使人“自愿地”成為馴順的主體。在這一邏輯下，如學校、工廠、監獄、軍隊等制度化場所，逐漸成為訓練個體身體、思想與行為的場所。

而在勞動場域中，規訓以考勤打卡、績效評估、KPI排名、崗位淘汰等細致的管理手段呈現，把工人訓練成主動服從、不斷自我審查、自我改進的“高效單位”。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那些所謂“工賊”應運而生。他們并非一開始就是背叛者，而是在長期規訓中，被塑造成了理性、自律、服從、競爭的“企業人”——他們的服從不是因為膽怯，而是因為已經內化了服從為一種“道德正確”的認知結構。

福柯對“全景敞視監獄”的分析就是在說明這個問題：在這種權力模型中，被監視者始終暴露在一個潛在的監控之下，而不知何時何人正在注視自己。久而久之，個體便學會了自我約束。

當這種機制推廣至企業與工廠時，工人群體便成了互相監督、互相舉報、互相內卷的機器。管理層無需親自出面，工人內部便已建立起一套完整的“互控機制”：打小報告者、拍馬屁者、站隊者紛紛出場，成為體制的“義務警察”。他們罵同事“影響公司利益”，勸退罷工者“不要情緒化”，說到底，不過是把權力者的命令翻譯成了群眾語言。

在福柯的卓見基礎上，布爾迪厄曾提出“慣習”這一概念，意指人在長期社會化過程中形成的穩定行為邏輯與思維模式。當一個人在教育、媒體、家庭中不斷被灌輸“成功=靠近權力”“有錢=正確”“不要鬧事不要當出頭鳥”之類的價值觀，他便會將這些內化為自己的判斷標準。

在這樣一種社會規訓之下，工賊的道德邏輯并不總是建立在恐懼上，也有時是建立在榮譽感上。他們可能真誠地認為自己是“負責任”的員工，是“愿意吃苦”的楷模，是“為企業奉獻”的忠誠者。在這樣的文化氛圍中，忠誠、服從、勤奮成了道德高地，而維權、罷工、協商卻被污名化為撒潑、耍賴、搗亂。

這是規訓社會最陰險的地方：它不僅使人屈服，還讓人為自己的屈服感到驕傲。這套價值觀通過企業文化、勞模故事、宣傳標語、感恩節晚會等無孔不入的方式灌輸，使“工賊”不僅不覺得羞恥，反而將自己視為群體中的“楷模”。

與此同時，福柯指出，現代權力的另一特點是“擴散性”。它不再集中于某一個暴君之手，而是分散于無數小型結構中，滲透到生活的每一個角落。在這樣的社會中，個體的背叛行為不再需要明確指令，而是被結構悄然制造。

“工賊”之所以涌現，不是因為他們道德敗壞，而是因為社會結構早已將其置于“要么站在壓迫者一邊，要么被犧牲”的局面。在一個資源稀缺、組織渙散、抗爭高成本的社會里，選擇出賣同類以保全自身，便成了許多人的“最理性”選擇。他們不是不想團結，而是早已喪失了相信團結能夠改變現實的信念。

（三）博弈論的“囚徒困境”

前兩條是從心理學、社會學的角度去分析，下面我們來看一看經濟學博弈論中的分析。

在一個最簡單的模型中，假設工人面對惡劣待遇分為了兩派：一派認為通過罷工斗爭獲取權益，另一派則認為有一個工作就已經很不錯了。關鍵問題在于，這個選擇不是既定的，而是變化的——工人們的意識會根據現實利益變化。于是是否選擇“罷工”或“繼續上班”（即做“工賊”），決定了他們自身與整體的收益。

若雙方都選擇罷工，雇主壓力大，或許愿意妥協，兩人都獲得更好待遇；若一派罷工、一派妥協，則與資方媾和者立即得到好處（比如升職、獎金、“忠誠員工”獎勵），罷工者則被邊緣化甚至解雇；若雙方都不罷工，則壓迫維持，二人皆無改變。

簡化為收益表如下（數值為模擬，并不嚴謹，為簡單示例）：

在這個博弈結構中，不管對方怎么選，個體都“理性”地選擇不罷工，因為這樣短期收益最大化。這就是囚徒困境的核心：因為不能把“工人階級”當成一個整體來看，每一個人對于他人來說都是“黑箱”，不知道他人的選擇是如何的，所以才會產生“囚徒困境”。當所有人都為自己“理性利益”選擇時，集體卻陷入最壞的局面。也就是說，“工賊”行為在博弈論下是系統性鼓勵下的結果。

這正是囚徒困境之所以令人絕望的地方：它不是偶發性的背叛，而是制度性鼓勵下的“理性結果”。當你無法確定別人是否也愿意堅持斗爭，當你明知犧牲自己未必能換來整體改觀，選擇明哲保身就成了更現實的策略。而更糟的是，每一個這樣“理性”的選擇，匯聚起來，就成了一場集體性的非理性崩潰。

曼瑟爾·奧爾森在《集體行動的邏輯》中就指出：當受益具有非排他性和不可分割性時（例如工資上調、勞動時間縮短），個體往往傾向于搭便車，讓別人去冒風險、犧牲、斗爭，自己卻坐享其成。這種“搭便車”行為就是工賊邏輯的精髓。

“我何必跟著罷工？你們抗爭成功，我一樣漲工資；你們失敗了，我還保住工作。”——這是很多人內心的理性算盤。但在所有人都這樣精明計算時，抗爭注定失敗。

在算法平臺時代，囚徒困境被進一步加劇。每一個騎手、司機、打工者都孤立地面對系統，既看不到他人是否抗爭，也看不到自己的行為對系統的改變——平臺制造的是無限次、信息極度不對稱的單向博弈。在這種條件下，個體更容易屈服于“服從系統才有飯吃”的幻象，工賊機制被系統化、常態化。

于是乎，再低價格的訂單也有人接。他們甚至未必知道“自己是工賊”，他們只是看著手機上的數字，做出“理性經濟人”的選擇。

破解囚徒困境并非不可能。博弈論早已指出，在“可重復博弈”中，若參與者之間能建立長期關系、形成獎懲機制與互惠邏輯，合作才有可能誕生。在現實中，這意味著組織、互助、信任、公開、透明、信息對稱與懲罰工賊的集體意志。

這就是工人先鋒隊的領導和工人武裝力量的意義——罷工中誰想要提前復工，就打斷誰的狗腿。歷史上無數成功的罷工與抗爭，皆建立在這基礎之上：并肩者不孤單，背叛者不獲利，集體意志高于個體算計。

那么反過來說，只要這一基礎還未建立，只要團結依然被當作“理想主義”，那么囚徒困境就會像鐵籠一樣，將每一個理性的個體關進非理性的結構中。

（四）意識形態霸權

馬克思在經典著作《德意志意識形態》中指出：“統治階級的思想，在每一時代都是占統治地位的思想。這就是說，一個階級是社會上占統治地位的物質力量，同時也是社會上占統治地位的精神力量。”

這句話的深意在于：一個階級要想在物質上維持其統治地位，就必須在精神上取得統治地位，它必須使自身的利益看起來像是“全體社會的利益”，必須讓其統治被誤認為是“自古以來、理所應當、不容置疑”，必須讓被統治者不覺得自己在被統治，反而覺得順從是一種“理性”甚至“道德”選擇。

正如上文所指出的，工人階級內部，那些主動配合管理層、破壞罷工、舉報同事、扮演“制度好學生”的個體，并不一定是被金錢收買的“叛徒”，他們往往是真誠地相信：反抗是錯誤的、團結是幼稚的、服從才是通向成功的路徑。

這些人的思想，已然不是工人階級的思想，而是統治階級思想的“轉譯版本”——在他們的嘴里說出，在他們的行為中體現。馬克思所謂“統治階級的思想”，不僅是那些高高在上的主流輿論，更是無數普通人頭腦中看似樸素常識的觀念：要穩定，不要鬧事；資本家也是人，也有難處；只要努力，就能翻身；金錢買不到幸福……看似中立，實則為權力服務，是意識形態霸權最深的勝利。

葛蘭西進一步發展了馬克思的這一洞見。他指出，現代社會的統治不再主要依靠武力和暴力（強制性霸權），而更多地依靠文化、教育、宗教、媒體等手段，建立起一種意識形態霸權（cultural hegemony）。

在這種霸權中，統治階級通過“日常生活的常識”來塑造群眾的世界觀，使被統治者“自愿”接受現有制度，甚至在不自覺中維護它。這不是強迫，而是誘導；不是鎮壓，而是同化；不是讓你閉嘴，而是讓你自發、自覺、自愿地說出權力想你說的話。

所以說“工賊”們并不自認為是統治者的工具，他們甚至會覺得自己是最清醒的人，是遠離情緒與盲動的人，是“腳踏實地、不做夢”的好員工。他們早已將統治階級的邏輯內化為生活的指南：制度有缺陷，但先要穩定；資本有問題，但別掀桌子；問題雖大，但你要先反思一下你自己不是不夠努力呢，為啥別人就可以呢？這種看似“成熟理性”的判斷，其實正是意識形態霸權的溫柔牢籠。

更進一步說，葛蘭西提出了“有機知識分子”的概念——指的是那些為統治階級服務的思想傳播者，他們通過媒體、教育、法律等系統不斷生產和再生產統治話語。但在現代社會中，每一個“工賊”，也在某種意義上扮演著“下沉版的有機知識分子”的角色。他們通過行動、語言與立場，在無產階級內部充當了權力話語的傳聲筒。

從馬克思到葛蘭西，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一個邏輯鏈條：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但上層建筑又反過來鞏固經濟基礎。而在諸多上層建筑中，意識形態霸權是最柔軟、最深入、最不易察覺的部分。它不是靠軍警暴力強行灌輸，而是通過電視節目、教科書、名人名言、成功學雞湯、績效排名、企業文化、勞動模范、家庭教育等方式，日復一日地“教育”人們該如何理解世界、該如何理解自己、又該如何與他人相處。

它不告訴你利益所在，它告訴你大局為重；它不說階級壓迫，它說市場規律；它不提團結就是力量，它教你個人奮斗就有出路。最終，它讓你一邊受苦，一邊感謝；一邊反抗無力，一邊仇視反抗者；一邊被壓迫，一邊勸人服從。這種“從下至上的自我規訓”，才是統治階級真正可怕的力量所在。

（五）結語

我們不能僅僅將“工賊”看作是背叛者，更要看到他們是一個更深系統的產物：他們不是天然的壞人，而是恰恰走在意識形態設定好的“正確道路”上；他們之所以屁股坐歪，不是他們不懂斗爭，而是他們已經被教導去仇視斗爭；他們被灌輸了恐懼——怕失業、怕懲罰、怕被邊緣化、怕“亂”；更被灌輸了幻想——只要聽話，總有機會翻身。

這種將恐懼與希望縫合在一起的意識形態邏輯，是最強大的統治工具。它使階級斗爭從未停止，但總是失敗；使壓迫始終存在，但受壓者卻不愿承認自己是受壓者。

而我們若要真正破解“工賊”現象，便不能僅僅依靠道德批判或個人勸說，而必須直面這套精神機器的全貌。必須在經濟斗爭之外展開意識形態斗爭——毛澤東主席早就意識到了這一點，于是他指出在經濟革命、政治革命之后，我們還必須進行“文化革命”——

必須要有一批不屬于傳統統治階級思想的“新造的人”，必須重建屬于工人階級的世界觀、歷史觀、社會觀，必須重新定義什么是理性、什么是成功、什么是正義，必須讓“團結”“斗爭”“公平”重新成為正當話語。

只有這樣，才能從根本上打破“屁股坐歪”的幻象，讓人們意識到：并非世界天然如此，而是被塑造成如此；并非反抗注定失敗，而是被教導失敗；并非只有順從一條路，而是還有一條從意識到行動的解放之路。馬克思主義不是要告訴我們誰該被罵，而是告訴我們，我們必須該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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