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銳泉：步入《紅樓夢》思想與寫法天地的向導

我們所置身的是一個知識爆炸的時代，而百年來有關紅學的學術積累，也呈現海量之態勢。據苗懷明統計，從2000年到2021年的22年間，中國大陸地區總共出版中國古代小說研究專著3190部，平均每年出版145部，其中《紅樓夢》研究專著1198部，占全部中國古代小說研究專著的37.55%①。

《紅樓夢通識》

面對平均每年54部多紅學專書的出版狀況，作為讀者來說，煉就一種“披沙揀金”的眼光與識力就顯得至為重要了。

在此，可以敦請大家關注2022年7月由中華書局出版，著者為詹丹先生的《<紅樓夢>通識》一書（后文簡稱《通識》）。

總的來看，該書出自中國紅學會副會長、上海師范大學詹丹教授之手，又從屬于復旦大學陳引馳教授主編的“中華經典通識”書系，乃是大專家精心結撰的通俗學術小品，可謂內容深入淺出，文筆清通可喜。

通覽此書，還會留心著者、編輯配置了大量版本書影圖、人物圖與場景圖。舉凡世人知曉的重要紅樓圖像，例如改琦《紅樓夢圖詠》、費丹旭《十二金釵圖冊》、盛昱《紅樓夢賦圖冊》，以及載有繡像的《新評繡像紅樓夢全傳》《增評補像全圖金玉緣》，皆編輯在列，洵可謂圖文并茂，開卷有喜。

如果說，《紅樓夢》是祖先為今日國人開啟的一座奇景迭出的名山勝境，那么《<紅樓夢>通識》一書，便足稱合適的引路向導與切當的入山攻略。以下次第論之：

一、鮮明的讀者意識

這是指該書頗能引人思致，啟人疑竇，努力做到“代讀者作想”，為其人對于長篇名著的記憶、理解“減負”，同時解決了公眾閱讀《紅樓夢》一些代表性的疑問。

《紅樓夢百句》

首先，《通識》此書除了《后記》以外，引言的題目為“《紅樓夢》是一本讓人讀不下去的書？”至于《結語》，又引用第一回題《金陵十二釵》一絕的名句“都云作者癡，誰解其中味”②，皆是問句句式。主體部分的第二、三兩章，還分別出以“《紅樓夢》究竟偉大在哪兒”與“《紅樓夢》版本知多少”。

不難見出，著者勤于并善于“代讀者作想”，替他（她）們問出了開始接觸巨著而產生的好奇，或者長期盤桓在心頭以致揮之不去的疑難。

例如該書第6頁，針對來自讀者誰是“書中最喜愛的人物”一類話題，詹先生的答問閃爍著見解的鋒芒與光華：

從我的立場說，最早認同林黛玉，但后來，隨著年齡的增長，隨著反復閱讀，發現如果只認同林黛玉，把其他人一概排除，最后自己的頭腦就可能只剩下多愁善感了。因為只挑其中的一個人來欣賞或者去認同，這本身就有問題。其情形，一如面對一個廣闊的生活世界，我們不能只取一點來認同，特別是無論生活還是小說已經提供了足夠寬廣的世界時。盡管人人都有自己的傾向和立場，但也可以對其他人物持有一種同情式的理解。

這里表達的觀念看法，反映出對于所謂異量之美的欣賞，也深合史學大家陳寅恪（1890—1969）有關古典學者當具備“了解之同情”的主張。

其次，書中包孕著著者數十年精讀深研文本，而取精用弘的心得。

《紅樓夢精讀》

在全書第一章《探路<紅樓夢>》之中，詹先生嘗試著把《紅樓夢》全書的思想內容，歸納為要點“一二三四五”，即一組概念，二條線索，三個空間，四季時間與五層人物。

具體地說，“真”與“假”是最核心的一組概念，其中涉及三層意蘊——作為敘事層面的真事與虛擬，作為宗教哲學層面的本真和假象，作為道德層面的真誠與虛偽。

第二，作品采用了兩條線索，一條是以賈府為中心，敘述四大家族由鼎盛走向衰敗的過程，另一條是以寶黛愛情悲劇為中心，敘述大觀園中人物的命運。

次曰三個空間，即大觀園的青春女兒世界、大觀園以外的成年男人化世界，以及大荒山、太虛幻境等背景世界。

再有是展露四季時間，主要人物在大觀園等空間活動時，園林的四季變化，以及相應的節令活動，在小說中有鮮明的體現。

最后則是五層人物，這便是以書中青春女性為聚焦，參照金陵十二釵冊子，劃分五個層級——第5回提到的正冊、副冊和又副冊，以及層次更低，在太虛幻境中略而不提的可以考慮放入的三副、四副。

應當說，“一二三四五”式的要點提煉，化繁為簡，了然明快，易于記憶。

誠然，它部分奠基于清代評點家以來對于《紅樓夢》的理解與評說，詹先生就明確指出，二知道人（蔡家琬）早已提出本書的四季特征問題。

不過該說仍然具有較強的解釋能力與理論洞察性，用其夫子自道的說法，提煉的主觀意圖，是“既有排序編號的功能，又力圖深入小說肌理”（第11頁）。

《重講紅樓夢——〈紅樓夢〉整本書閱讀的思辨與闡釋》，張慶善、詹丹主編，文化藝術出版社2024年9月版。

第三，本書的寫法還有其他值得肯定的地方。

第四，著者往往重視問題點的醞釀提出與引發推動，鼓勵讀者向縱深處思考。

第五，姑舉一例，第140頁提到，“小說似乎對寶玉大嫂李紈青年守寡的生活方式不太認同”，又分析道：

賈寶玉在大觀園落成題匾額時，對后來是李紈住所的稻香村進行了嚴厲批評，認為這處所的整個設計違背了自然的原則。考慮到大觀園中各處院落與居住主人的趣味品格等有一定的關聯性，那么，稻香村的反自然，是不是跟李紈違背自然人性的守寡有一定的契合度呢？作者是想這么來暗示嗎？

著者的態度或思維并非徑直下結論、給判斷，或者用個人單方面的小結壓制、取代文本內部傳達的不同聲音，而是促動讀者進行積極大膽而又有依據的思考，恰如清人譚獻（1832—1901）在《〈復堂詞錄〉序》中所言，“作者之用心未必然,而讀者之用心未必不然”。

《復堂詞錄》

二、考察與寫作過程彰顯細膩文心

研讀、審視經典文本而心細如發，時有發現，此乃《通識》一書的又一擅長。并且該書還注意到古代作家的“不寫之寫”，令研究與寫作在方法論層面富于啟發性。

面對《紅樓夢》尤其前八十回這樣的文本，固然不必字字推究、錙銖必較，但也應該避免囫圇吞棗、大而化之，無視微言大義或伏筆照應等細部精彩的讀法。

《通識》以細膩文心去貼合、回應作家之處，可謂不勝枚舉。第7頁的相關論析，就反映出對于薛寶釵這位古代淑女身上的特定品德有所發現：

王熙鳳的自私就不必說了，薛寶釵做起事來有時候還有私心，包括在協理大觀園的時候，她建議將大觀園田地物產承包給跟自己家的丫鬟鶯兒有關系的人。她雖口中說你們自己去商量，跟我沒關系，但最后讀者會發現，受益者拐彎抹角地和她家還是有關系。

歷來比較釵、黛高下，或者品評賞鑒其異同的文字，實在不絕如縷。第61頁卻巧妙地借助了小說知識學的視角，由主要女性角色才學之異，得出如下結論，令人一新耳目：

同為才女，作者強調林黛玉的是她的才氣，薛寶釵則是突出她的學問和見識。所以在元妃省親時，兩人都出手幫助了寫詩時才思枯竭的寶玉，但黛玉是直接用寫成的詩來幫助他，而寶釵則用典故來幫助。

《紅樓夢與中國古代小說研究》

值得注意的，是詹先生的論述聚焦但不耽溺于文本的細節，相反也能大處著眼，胸有成竹。

第69頁他寫道：“主要不是描寫情節的激烈沖突，而是表現人物心靈深處的沖突，并讓這種心靈的內在沖突彌漫在日常生活吃飯聊天的各個方面，成為《紅樓夢》情節最為獨特的地方。”

在此總論點之下，不僅述及第22回榮國府為寶釵15歲生日設宴，請來戲班演出，賈母還讓寶釵點戲，作品于此夾寫寶釵、寶玉與黛玉的言語行為與彼此心靈沖突（第69-73頁），后文又涉筆第27回的黛玉葬花舉動，看似平淡無奇、毫無沖突可言，卻成為與故事性的情節并立的另類敘事（第129頁）。

詹先生之所以在讀書過程中，不時產生獨到發現，還可以看其方法示范的一例。

《紅樓夢的物質與非物質》

大家都知道，目前學界一般認為曹雪芹誕生于1715年（康熙五十四年）。雍正六年（1728），曹氏隨敗落后的曹家回北京生活，住在崇文門外蒜市口的十七間半屋子里。

詹先生這里的介紹，筆鋒略帶情感，說到曹氏十三歲遭遇的這場變故，讓他從天堂跌落到泥潭的印象實在太深刻，所以在《紅樓夢》中，不知是有意還是無意，賈寶玉十三歲這一年的生活，成了小說延時最長的一年。從元妃省親的第十八回，到下一個元宵節的第五十三回，整整有三十六回的篇幅，幾乎接近全書一百二十回的三分之一（第208-209頁）。

這里的考察思路，當然屬于文-史互證、曹-賈互證，但其旨歸又在于對作家如何創作、作品有何特點以及有關特點的形成原因這些根本性問題，給出更為切實的解釋，因而其研究方法與結論是令人信服的。

眾所周知，《紅樓夢》擅長刻畫人物的語言說辭。至于大量人物如何“說”，學界也已經展開了不少針對“謊言”“戲言”“失言”與“半截話”的探究。

為了理解詹先生一處文本細讀所體現的工夫，不妨看一段作品原文。第80回敘述夏金桂對于薛蟠身邊侍妾香菱的態度，是充滿妒忌與挑剔，竟然認為寶釵給她所起“香菱”的名字講不通：

話說金桂聽了，將脖項一扭，嘴唇一撇，鼻孔里哧哧兩聲，拍著掌冷笑道：“菱角花誰聞見香來著？若說菱角香了，正經那些香花放在那里？可是不通之極！”香菱道：“不獨菱花，就連荷葉蓮蓬，都是有一股清香的。但他那原不是花香可比，若靜日靜夜或清早半夜細領略了去，那一股香比是花兒都好聞呢。就連菱角、雞頭、葦葉、蘆根得了風露，那一股清香，就令人心神爽快的。”

《紅樓夢與中國古代小說再闡釋》

《通識》第161頁，著者有此評說：“與描寫金桂豐富的表情和動作不同，小說中沒有香菱說話時的任何神情描寫，她只是在靜靜地陳述。這種由靜而來的細致描述，似乎讓我們看到她收斂起一切的動作，只讓自己陶醉在淡淡的清香中。”

第162頁還專門拈出一個細節，特別分析作家有意不使用“嗤之以鼻”的套路化書面語，而說成“鼻孔里哧哧兩聲”。對照詹先生的文字，我們才能更好地體認庚辰本這里的雙行夾批，所謂“真真追魂攝魄之筆。”

我們還注意到，在關注作家的“不寫之寫”這一層面上，《通識》同樣給人金針、授之以漁。第40回寫及劉姥姥二進榮國府，在鴛鴦和鳳姐的策劃下，姥姥賣力配合而丑態畢現，其可笑模樣成功逗翻了賈府全體上下。

不過在詹先生看來，我們無法回避一點，同樣在場的薛寶釵，作品并沒有寫到她如何反應。詹著如是闡析：

《重讀紅樓夢》

讓我們好奇的是，這樣一個最懂得恪守傳統禮儀的人，在這種場合下該如何自處？又如何來面對他人甚至其母親的失態？

我覺得一個可能是，作者這樣的略而不寫，是他自己感覺到了書寫的困難，無法把控好薛寶釵笑得失態或者并不失態的分寸感，所以干脆采取回避的方式，從而留給讀者更大的想象空間。（第74-75頁）

前文說過《通識》一書著者，擅長“代讀者作想”，預先設想普通讀者開啟名著閱讀后所遭遇的困難與疑惑，而此處深入肌理的論釋，更反映出詹先生具備一種站在小說作家立場上，考慮作品全局以及創作原理、欣賞規律的高度。

三、滲入辯證思維與富含公允識見

我們同樣發現本書始終倡導走紅學正道，觀點較為辯證，有效防止解讀過程中任意武斷、狹隘偏執的風險。

或許可以舉出《通識》第51-52頁，著者考察《紅樓夢》乃至整個傳統小說都特點鮮明的手法——“人名的諧音寓意”，緣其正折射專著觀點辯證性之一端。

詹先生指出，《紅樓夢》還有一種寫人方式，常常引起人們的關注和討論，就是習慣借助諧音寓意或者行為的某種概念化關聯，來呈現一些人物的基本特征。

一方面，這有時屬于一種概念化的人物塑造方法，比如賈府四姐妹元、迎、探、惜諧音“原應嘆息”，“嬌杏”諧音“僥幸”，“卜世仁”諧音“不是人”。

《情僧：空門中的人性濕潤》

另一方面，也不是說可作諧音寓意理解的人名，必然是概念化、符號化的，比如“賈化”（賈雨村）諧音“假話”，其人雖虛偽，但總體形象在著墨不多的人物中還算飽滿。

盡管如此，這種寫人方式主要還是用在邊緣化的人物身上，他們偶爾上場，用這種概念方式對人物的作用和功能起提示作用，便于讀者掌握。

如果小說的主要人物命名也可以給讀者這方面的聯想，那么最多也只是揭示了人物的一個側面，完全以此原則來理解主要人物，容易把小說人物理解得簡單化，這是需要引起注意的。

透過《通識》對于此問題的完整論述，我們發現：人名諧音寓意的手法，不僅常見于邊緣人物、小人物的設置與塑造，而且于彼更能收到方便讀者記憶、理解乃至喜愛的閱讀效果。

與之不同的，是主要人物的命名如果也依循此法，則可能造成對其性格、人性全貌的“遮蔽”。應當說，上述觀點富于辯證性，既深入古典小說創作美學的堂奧，也深中古今讀者閱讀習慣的腠理。

《詩性之筆與理性之文》

再如第121-122頁，《通識》之考察、分析劉姥姥進賈府描寫的多層意義，同樣是一個很好的例子。著者先給出總體看法，“也是出于對女性的尊重和同情，曹雪芹在寫出女性悲劇命運的同時，也曾構思了走出貴族之家的女性開始新生活的可能性，這就是金陵十二釵正冊中，對于巧姐未來生活的設計。”

接著，詹先生論析鳳姐之女巧姐得到農村老婦劉姥姥搭救這一情節，在全書中具備的思想意義：

按照曹雪芹的構思，巧姐是在賈家敗落后，跟著劉姥姥來到鄉下，過起自食其力的生活。這樣，劉姥姥進大觀園，其意義就不僅僅是給以后賈府的衰敗提供一個對比性的旁觀視角，不僅僅讓一個貴族之家在暫時的禮儀松弛中獲得一種自然放縱的享受，也不僅僅表現雅俗兩種文化趣味的沖突，也許最為重要的是，她帶來一種來自底層人的生活價值觀和生活方式，并通過巧妙連接，為巧姐的未來開出一條新路。

我們不難聯想，與《紅樓夢》大約同期的《儒林外史》作者吳敬梓（1701—1754），在自己作品結尾塑造市井四奇人的構思用意——也是為古代知識人尋找出路和可能。不過，后四十回對于巧姐歸宿的處理是否合適，還有待考量。

《通識》一書就這樣評價巧姐的人物結局描寫：險些被賈環勾結狠心舅舅王仁而拐賣，后隨劉姥姥去鄉下一趟，又平安回歸賈府，“看似拯救了巧姐，但小說原本可能展開的另一種生活方式因為折返而被扼殺了（嫁到周財主家的設計，同樣欠妥）”（第126頁）。

以上議題，涉及全書構思、情節鋪展、人物塑造及其結局安排，可見范圍之廣。而在詹先生看來，古典小說研讀同樣需要“秉持公心”，努力得出持平允當的觀點。

《文本解讀講義》

四、有關本書兩處觀點的反思

當然，該著作同樣存在個別觀點及其表達的可議之處，在此提出，以供進一步探討斟酌。

首先值得重加探究的，是所謂金陵十二釵的位次與排序問題。今日讀者無法回避一點，鳳姐作為全書最重要人物之一，何以僅居正冊第九位？

《通識》第21頁給出的解釋是：“正冊中十二位女性都出身貴族，也是主要人物形象，并根據與賈寶玉的親疏關系，兩人一組，依次排列為黛玉、寶釵、元春、探春、湘云、妙玉、迎春、惜春、鳳姐、巧姐、李紈、可卿。”

《紅樓情榜》

到了第47頁再次論及，“正冊十二人的水平結構又是按照什么來排的呢？現在好多學者達成共識，認為是按照和賈寶玉的情感親疏來排列的，跟賈寶玉感情最親的排前面，相對疏遠的排后面。”

然而，不必說《紅樓夢》第25回“魘魔法姊弟逢五鬼”所述寶玉、鳳姐命運的休戚與共、一損俱損，詹先生本人也認可，王熙鳳與賈寶玉、林黛玉、薛寶釵同居全書最重要角色之列。而且如羅書華教授早年紅學文章，還專門分析寶玉和鳳姐在作家整體構思里的特殊地位與深厚淵源，進而提出“雙鳳護珠”之說。

由此，本書第48頁提出，鳳姐和李紈是寶玉的嫂嫂，按照中國傳統習慣，嫂嫂和小叔子要避諱，所以關系疏遠也正常——類似這樣的解說，看上去或許就有些隔靴搔癢。

我們還可以借助金陵十二釵冊子的序列，來發現賈寶玉與周邊女性交往的情感差異體現的豐富性。如前所說，金陵十二釵正冊的前后序列是依據與賈寶玉的親疏關系而展開的。有學者也曾經以親情、愛情和友情等類別來加以歸納，這當然也是一種思路。但如果進一步細分，重新思考不同女子依托的文化修養及其言行舉止，那么，除同胞姐妹外，就以賈寶玉身邊最親近的四位女子論，黛玉的熱烈、寶釵的含蓄、湘云的自然、妙玉的做作，諸如此類，讓我們驚訝地發現，男女之間的情感交流，在《紅樓夢》中展開了如此多姿多彩的風貌。（第128頁）

再引上段文字，讀者又不免產生疑竇：妙玉是否與寶玉那么親近？他倆的關系之親密，堪比其他三美？為人趣味的相投、心理距離的接近或是不爭事實，然而兩人的深度交往，似乎在文中并未正面、過多展開。

《這樣讀紅樓》

有關這份名單以秦可卿排末收結的原因，我們則認同《通識》的理據。第48頁說到，秦可卿是賈寶玉的性啟蒙者，所以可卿去世，小說寫賈寶玉急火攻心而當場吐血，為什么她排在最后？理由可能是她最不重要，也可以認為是總結。因為秦可卿的“秦”諧音情感的“情”，“情天情海幻情深”，所以用情來總結整個正冊序列，可能也合適。

其次，作為古典寫夢文學的正脈、大宗乃至集成作品，《紅樓夢》中兩個特殊之夢及其寫法，也引發了我們的關注。

先述《紅樓夢》第82回演繹的瀟湘館中黛玉驚惡夢。相較《封神演義》中，妲己索要“七竅玲瓏心”，而比干被迫自剖的段落，黛玉此夢之中寶玉剖心的情節，知名度明顯不高。

《通識》第183頁，對這一設計頗有微詞，所謂“雖然作者讓這一情節發生在夢境里，但營造出如此感官刺激的效果，還是與小說原有的那種詩的總體表達大相徑庭的。”其說針對寶玉“就拿著一把小刀子往胸口上一劃，只見鮮血直流。黛玉嚇得魂飛魄散”的直露書寫，批評不為無據。

桐花鳳閣批校本《紅樓夢》

但需要指出的是，包括《紅樓夢》“三家評”與陳其泰（1800—1864）在內清代評點家的批語，大多持有肯定意見。后者提出：

昔樂廣與衛玠論夢，曰：想也，因也。黛玉之夢，因自傷孤另，夙愿難酬，致成種種駭愕，所謂想也。體察王夫人、鳳姐等意中別有所屬，其待我情意日漸冷落，而寶釵一去不來，行跡可疑。雖有外祖母鐘愛，豈能如王夫人與薛姨媽同胞姊妹之昵近。千頭萬緒，憂慮紛擾，致有夢中種種變幻，所謂因也。此書往往以夢境傳出真事。③

這當然是對俗語“日有所思，夜有所夢”的理解，同時也系“多愁多病身”的黛玉在賈母等人眼中地位最新變化的入微體察。

同頁又征引伯藩之評，“寫黛玉一夢，所以深著其不得于諸姊妹，不得于舅母，并不得于外祖母，實有如夢中情狀者，而又安得不死乎？”

尤其是下一回，借襲人回答紫鵑之口，小說交代寶玉“誰知半夜里一疊連聲的嚷起心疼來，嘴里胡說白道，只說好像刀子割了去的似的。”來自護花主人（王希廉）的第82回尾評說解得好：

寫黛玉夢境，恍恍惚惚，迷迷離離，的是夢中境象，真傳神入妙之筆。

以寶玉剖心跌倒，為哭醒出夢，尤為妙絕。而寶玉是夜心痛，又與夢暗合。夢與神通，神與夢合，是耶非耶，真疑鬼疑神之筆。④

其說又一次提醒讀者與研究者，應當將“病瀟湘癡魂驚惡夢”的前后文字，置于中國紀夢文學的傳統與脈絡中加以考察，避免任何可能流于表面的評價。

上海古籍出版社整理本《三家評本紅樓夢》

針對黛玉做夢的這天半夜，寶玉突然害起心疼毛病，產生有如刀割的感覺，三家評本在襲人轉述處即有批語，所說“以心印心，非真非夢”⑤，揭示了相關筆法的藝術效果。

其實早在第56回，賈寶玉夢入江南甄家，在后花園見到被女孩圍著的甄寶玉，還遭遇對方的臭罵。《通識》第57頁恰當指出，奇妙之處在于，“當時甄寶玉也做夢到了京城，見到了賈寶玉。他們彼此出現在對方的夢中，成了夢中夢的一場相遇，并且互相叫喚寶玉。”

在當代讀者看來，二者互為鏡象是不爭的事實。不過，只有依賴具備縱深的文學史眼光，才能洞見以寶、黛或甄、賈同時入夢，并產生勾連互動的此種構思安排，十分類似唐傳奇名篇——白行簡（776-826）《三夢記》之“兩相通夢”⑥。

整整一百年前，魯迅在西安講學時（1924年7月）的記錄稿，后來被整理出來。在這篇名為《中國小說的歷史的變遷》中的第六講《清小說之四派及其末流》，先生這樣說：

《中國小說的歷史的變遷》日文譯本

至于說到《紅樓夢》的價值，可是在中國底小說中實在是不可多得的。其要點在敢于如實描寫，并無諱飾，和從前的小說敘好人完全是好，壞人完全是壞的，大不相同，所以其中所敘的人物，都是真的人物。總之自有《紅樓夢》出來以后，傳統的思想和寫法都打破了。——它那文章的旖旎和纏綿，倒是還在其次的事。⑦

這一段文字，足稱對于類似“《紅樓夢》究竟偉大在哪兒”問題的早期評論。而到了次年，也就是1925年7月22日，魯迅又寫下雜文《論睜了眼看》（收錄于《墳》）。該作猛烈抨擊了大量傳統文藝作品，通過“瞞”和“騙”，來巧為掩飾生活矛盾與制度弊病，給民眾猛灌“大團圓”迷魂湯的做法。

文章結尾那句“沒有沖破一切傳統思想和手法的闖將，中國是不會有真的新文藝的”⑧，其實正與強調《紅樓夢》打破“傳統的思想和寫法”的觀點形成呼應。這是曹雪芹和《紅樓夢》自立于世界文學之林的意義所在，也是當代讀者不斷重溫經典、回眸偉大的動因所在。

記得北宋王安石（1021—1086）的《游褒禪山記》，包含一段談論游山玩水之中道理的著名文字：

《王安石文集》

古人之觀于天地、山川、草木、蟲魚、鳥獸，往往有得，以其求思之深而無不在也。夫夷以近，則游者眾；險以遠，則至者少。而世之奇偉瑰怪非常之觀，常在于險遠，而人之所罕至焉，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有志矣，不隨以止也，然力不足者，亦不能至也。⑨

在我們看來，《<紅樓夢>通識》一書，很好地起到了向導、助覽的功用，有助于我們走進曹雪芹的疆域，步入那“世之奇偉瑰怪非常之觀”。

出于對這位導游的信賴，我們還可以繼續領略詹丹先生所著《重讀<紅樓夢>》（上海教育出版社，2020年8月）所展示的紅學風致，乃至于按圖索驥，更趨完整地欣賞為《<紅樓夢>與中國古代小說再闡釋》（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5月）所呈現的說部文化大觀。

今時今日到首都游玩，至少可以打卡紅樓文化的兩個景點。其中之一就是雪芹在北京唯一有史可考的故居，2022年7月始開館的崇文門外磁器口那里的曹雪芹故居紀念館。更富聲名的，則是位于國家植物園內的曹雪芹紀念館。后者系以作家好友清代宗室敦誠“殘杯冷炙有德色，不如著書黃葉村”⑩中的“黃葉村”為生活場景原型。

曹雪芹紀念館

只不過，處于以紅樓為主題的“研學游”滿天亂飛、“親子游”滿目皆是的當下，我們更加不能忘卻“游”的目標如何，“學”的意義在哪這樣的大問題。

注釋：

① 苗懷明：《近二十年間<紅樓夢>研究的觀察和思考——以其間出版的論著為中心》，《廣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3年第1期，第93頁。

② [清]曹雪芹著，無名氏續，程偉元、高鶚整理，中國藝術研究院紅樓夢研究所校注：《紅樓夢》，人民文學出版社2008年，第7頁。本文以后引用該作品，皆出此本，不再注釋。

③ [清]陳其泰評，劉操南輯：《桐花鳳閣評〈紅樓夢〉輯錄》，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37頁。

④[清]曹雪芹、高鶚著，[清]王希廉、姚燮、張新之評《紅樓夢三家評本》（下），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第1464頁。

⑤《紅樓夢三家評本》（下），第1469頁。

⑥ 李時人編校：《全唐五代小說》（第二冊），中華書局2014年，第781頁。

⑦ 收入《魯迅全集》第九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第348頁。

⑧ 收入《魯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第255頁。

⑨ 丁放、武道房等選注《宋文選》，人民文學出版社2014年，第240頁。

⑩ 《寄懷曹雪芹》，收入一粟編《紅樓夢資料匯編》上冊，中華書局1964年，第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