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被開除出第一國際，但他提出的那個問題，連馬克思也沒能完全回答

1872年的海牙，國際工人協會正在開代表大會。會場上氣氛緊張，一場持續多年的爭論即將走向高潮。

爭論的一方是馬克思，另一方是巴枯寧。

巴枯寧拋出了一個問題，大意是這樣的，無產階級要奪取政權，要建立自己的國家。好，那我問你：那些代表工人利益的革命者，一旦他們變成了人民的代表，變成了統治者，他們就不再是工人了。既然不再是工人，他們還能代表工人嗎？

這個問題聽起來簡單，甚至有點像抬杠。但你仔細想想，它其實戳到了一個要害。

馬克思當時給了一個很巧妙的回答：“就像目前的工廠主并不因為當了市政委員會的委員就不再是資本家了一樣。”

說實話，這個反駁確實漂亮。但問題是，它回避了一個更深層的東西，資本家當了委員，他手里還有工廠、有資本，他的經濟地位沒變，所以階級屬性當然不變。

可工人呢？工人一旦當了官，他就不在車間里干活了，不拿計件工資了，他的生活方式、社會地位、手里掌握的權力，全都變了。這跟資本家當委員，能一樣嗎？

要把這個問題說清楚，得先說說巴枯寧這個人。

一個不安分的俄國貴族

巴枯寧1814年出生在俄國一個貴族家庭，年輕時當過沙皇的軍官。但這人天生坐不住，跑到西歐去學哲學，學著學著就開始搞革命。1848年歐洲革命一爆發，他先后參加了布拉格起義和德累斯頓起義，被抓了，關進監獄，后來又被流放到西伯利亞。1861年他從西伯利亞跑了出來，輾轉到了英國，繼續折騰。

這人有個特點：每次有人反抗政府，不管在哪兒，他都要去摻和一腳，而且從來不考慮自己的安危。他的影響力主要靠個人魅力，寫的東西倒是沒什么條理，大都是即興發揮，在兩次起義的間隙里倉促寫成的。有人說他的文字雜亂無序，倒也真有點無政府主義的味道。

巴枯寧跟馬克思的關系挺復雜。早年兩人在巴黎就認識了，關系還不錯。馬克思1864年寫信給恩格斯，說“我很喜歡他，而且比過去更喜歡”。巴枯寧也曾經在信里說自己是馬克思的學生，“以此為榮”。他把《共產黨宣言》翻譯成了俄文，還打算翻譯《資本論》。

但兩個人的分歧越來越大。核心分歧在哪兒呢？在國家這個問題上。

爭論的焦點：革命成功之后怎么辦

馬克思的思路是這樣的：無產階級革命成功后，不能馬上取消國家，因為敵人還在，舊的社會秩序還沒消除。你得先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用國家的力量把舊的經濟條件改造掉，等到階級消滅了，國家自然就不需要了。

巴枯寧不同意。他認為國家這個東西，不管誰來掌握，本質上都是壓迫工具。有國家就有統治，有統治就有奴役。他主張革命成功后立刻廢除國家，建立一個絕對自由的社會。

從理論上講，馬克思的批判是有力的。恩格斯就指出過，巴枯寧主義者一碰到真正的革命形勢，就不得不放棄自己那套綱領。比如巴枯寧自己，在里昂公社期間就要求成立一個“拯救法蘭西委員會”來行使權力，這哪里是什么無政府主義？分明是在建立一個新的權力機構嘛。

但是，巴枯寧提出的那個問題，并沒有因為他在理論上的不成熟就失去了價值。

工人當了官，還是不是工人？

把這個問題換一種說法：一個人的階級屬性，到底是由他的出身決定的，還是由他當下的社會地位決定的？

馬克思用資本家做類比，說資本家當了委員還是資本家。這話沒錯，但這里面有個關鍵區別。資本家的階級屬性是由他的經濟地位決定的，他擁有生產資料，這個事實不會因為他多了一個政治頭銜就改變。

可工人不一樣。工人的階級屬性恰恰在于他不擁有生產資料，只能出賣勞動力。一旦他進入了權力機構，他的日常生活、收入來源、社會關系全都發生了變化。他不用再下車間了，不用再跟工頭打交道了，他面對的是文件、會議和各種決策。

你說他還是工人？從出身上講，是的。從當下的社會存在來講，恐怕很難這么說了。

馬克思自己的理論其實也支持這個判斷。馬克思說過“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一個人的思想觀念是由他的社會地位和生活條件決定的。那么按照這個邏輯，當一個工人的社會存在發生了根本變化，即從被管理者變成了管理者，從無權者變成了掌權者，那么他的意識難道不會跟著變嗎？

這不是在抬杠，這是一個很現實的問題。

后來的歷史怎么說

列寧在十月革命后就看到了這個問題。他坦率地承認，蘇維埃在綱領上是通過勞動群眾來管理的機關，但實際上呢，是通過無產階級的先進階層來替勞動群眾管理的機關。注意這個區別“通過群眾管理”和“替群眾管理”，差了一個字，意思完全不同。

列寧看到了問題，但問題并沒有因此得到解決。

后來的事情大家都知道。在實行了生產資料公有制的國家里，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之間的分化，幾乎無一例外地出現了。掌權者和普通工人之間，在權力、收入、信息獲取、生活方式上的差距，隨著時間推移越來越大。有些掌權者確實在為工人的利益服務，但也有不少人，漸漸地就把自己的利益放在了前面。

蘇聯的情況就是一個例子。蘇共一開始確實是代表工人階級利益的，但到后來，它的很多干部跟普通工人之間的距離越來越遠。等到蘇聯解體的時候，并沒有多少工人站出來保衛這個號稱代表他們利益的政黨。這說明什么？說明在很多普通工人看來，這個黨已經不代表他們了。

東歐那些社會主義國家也差不多。

這里面有一個結構性的困境：在經濟文化發展水平還沒有達到足夠高度的時候，社會必然會分化出少數職業管理者和大量被管理者。管理者掌握著權力和資源分配的權力，被管理者沒有。這種分化不是哪個階級特有的毛病，它是在特定歷史條件下必然會出現的現象。

你不能說無產階級掌了權，這個問題就自動消失了。它不會消失。

巴枯寧錯在哪里，又對在哪里

說到這里得公平地評價一下巴枯寧。

他的解決方案是錯的。他說要立刻消滅國家，這在現實中行不通。革命剛成功，敵人還在，你把國家機器一撤，那革命成果馬上就保不住了。馬克思在這一點上的批判完全正確。

巴枯寧主義的理論基礎也談不上多深刻，基本上是從蒲魯東、施蒂納那些人那里東拼西湊來的。他追求絕對的個人自由，反對一切權威，這在復雜的現代社會里根本不可能實現。

恩格斯在《論權威》里就說得很清楚，大工業生產本身就需要一定的權威和紀律，你不能一邊要工廠運轉一邊反對一切權威。

但是，巴枯寧提出的那個問題，掌權者能不能持續代表被統治者的利益，這個問題是真實的，是深刻的。

后來的歷史反復證明了這一點。不光是社會主義國家，資本主義國家也一樣。資產階級的政治代表也經常干出損害資產階級整體利益的事情來，為了自己的私利去折騰，最后被資產階級自己拋棄。掌權者有自己的特殊利益，這是一個普遍現象，跟什么主義、什么階級沒有關系。

問題在于，很長一段時間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對巴枯寧的評價太簡單化了。從第二國際到第三國際，巴枯寧越來越被妖魔化，從品行不良一路升級到陰謀家、野心家、叛徒。他在沙皇監獄里寫的那份《懺悔書》，更是被當成了鐵證。

但實際上呢？他在懺悔中并沒有出賣任何革命同伴。出獄后他繼續搞革命，反對沙皇專制，直到去世。馬克思在流亡布魯塞爾的時候，也曾在給比利時國王的信里自稱“陛下最忠實的仆人”。布爾什維克的杜馬代表們也宣過效忠沙皇的誓。這些事情，沒有人說是叛徒。

對巴枯寧，標準就變了。

這個問題今天還有意義嗎

有。

掌權者與被管理者之間的關系，權力對人的改變，代表性的流失，這些問題在任何政治體制下都存在。巴枯寧用一種粗糙的、直覺式的方式把這個問題提了出來，馬克思用一種精巧的方式做了回應，但并沒有真正解決它。

列寧看到了這個問題，試圖用黨的紀律和群眾監督來解決，效果有限。后來的各種嘗試，無論是群眾運動還是制度建設，也都沒有找到一個完美的答案。

也許這個問題本身就沒有完美的答案。只要社會還存在分工，只要管理還需要專業化，掌權者和普通人之間的差距就會存在。能做的也許只是盡量縮小這個差距，建立有效的監督和制約機制，讓權力不至于徹底脫離它本該服務的對象。

150多年前那個胖胖的俄國人在國際工人會議的會場上提出的那個問題，到今天依然懸在那里，等著一個更好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