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六十年代的煤氣包公交，藏著中國人最硬氣的記憶

五六十年代，北京街頭跑著一種怪模怪樣的公交車。車頂上鼓著個大包，用帆布袋子裝著，晃晃悠悠的，像喝醉了酒似的。老輩人管它叫“大氣包”，有的叫“煤氣包”。

現在的年輕人，大概很難想象那個畫面。您想啊，公交車，本該是規規矩矩在路上跑的東西，可那會兒偏偏頂著一個大包，滿大街晃悠。說它寒磣吧，真寒磣；可就是這寒磣的東西，愣是撐起了北京城幾十萬人的出行。

這玩意兒怎么來的？說起來心酸。

那會兒剛解放沒幾年，國家窮啊，窮到什么程度呢？連汽油都沒有。美國封鎖，蘇聯又翻了臉，掐著脖子不給油。您想，首都北京的公交車，總不能趴窩吧？咱中國人有句老話，叫“活人還能讓尿憋死”？沒汽油，咱燒煤氣！

于是，司機師傅們硬是把車改了裝，頂上架起煤氣包，底下接根管子，就這么上路了。

您別小看這煤氣包，它可不是什么省心的主兒。夏天曬得燙手，冬天凍得邦硬。氣足的時候，車跑起來還算有勁兒；氣一不足，那包就癟了，車也跟著沒了脾氣。最要命的是上坡，一到坡跟前，司機就得扯著嗓子喊：“各位老少，受累下來推一把！”乘客們也真不含糊，呼啦啦全下來，男女老少齊上陣，推上坡再爬上去，接著走。

這要是擱現在，您試試？別說推車了，堵一會兒都急得按喇叭。可那會兒的人不這樣。為什么？因為大家都明白，國家難，咱們也難，可日子還得過。你說苦不苦？真苦。可人心是齊的。

我常聽老人們念叨那會兒的事。公交公司的司機，凌晨三四點鐘就得爬起來，用熱水澆煤氣包，有時候用火烤，折騰一兩個小時，手指頭凍得跟胡蘿卜似的，才把車弄著。可只要一上路，看見站臺上等車的人，心里就踏實了。他們說：“咱開的是公交車，拉著的是老百姓，再難也不能讓車趴窩。”

您聽聽這話，是不是跟王進喜說的“石油工人一聲吼，地球也要抖三抖”是一個理兒？

說起王進喜，就不能不提鐵人精神。

王進喜當年在大慶打井，缺設備、缺材料、缺機械，可他怎么說的？“有條件要上，沒有條件創造條件也要上！”他帶著工人們人拉肩扛，把幾十噸重的鉆機愣是抬上了井架。井噴了，沒有壓井用的重晶石粉，他就跳進泥漿池，用自己的身體當攪拌機。

您看，這跟咱北京那些推公交車的乘客、改煤氣包的司機，是不是同一股勁兒？

那會兒的中國人，骨子里都有一股子“鐵”勁兒。公交車上頂著煤氣包，看著寒磣，可那是咱自己琢磨出來的法子；車子沒勁兒了，乘客推著走，那是咱自己動手解決困難。這叫什么？這就叫“創造條件也要上”，這就叫“寧肯少活二十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的精神。

我有一位老前輩，當年就在北京開這種車。他跟我說過一個細節，讓我記了好多年。他說，有一回冬天特別冷，煤氣包里的氣凍住了，車怎么也發動不著。他正著急呢，站臺上等車的幾個老大爺看見了，二話不說，把自己的棉襖脫下來，裹在煤氣包上。折騰了半個鐘頭，車總算著了。那幾個老大爺凍得直哆嗦，可上了車還沖他笑，說：“沒事兒，咱們人多，擠一擠就暖和了。”

他說，那會兒他心里頭熱得不行，覺得再苦再累也值了。

后來，大慶油田開發出來了，咱們自己的石油有了。1964年，北京街頭的煤氣包公交車逐漸消失了，汽油車重新跑了起來。可那段頭頂煤氣包的日子，卻深深地刻在了那一代人的記憶里。

有人說，那是苦難的歲月。可我覺得，那更是精神的財富。

您想，那會兒的公交車，頂上頂個包，底下拉著人，晃晃悠悠地跑在長安街上。難看嗎？難看。可是，那種難看的背后，是中國人挺直的脊梁。沒有汽油，咱們自己想辦法；車子沒勁兒，咱們自己推。這叫什么？這叫志氣，這叫骨氣。

如今，公交車早已換了多少代，新能源的、純電動的，又安靜又舒服。可每當我聽老人們講起煤氣包的事，心里頭總會泛起一陣熱乎氣兒。

我想起那些年，車上雖然擠，可人心不冷；車子雖然慢，可日子有奔頭；煤氣包雖然難看，可那會兒的人活得硬氣。

這大概就是為什么，一提起煤氣包公交車，上了年紀的人總會眼眶發熱——那不是懷舊，那是想起了一種精神，一種咬著牙、攥著拳、挺著胸往前走的精神。

那精神，寫在王進喜的鐵人誓言里，也寫在咱北京街頭每輛煤氣包公交車的轱轆印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