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歲月回顧：一起插隊落戶八年，當年的秋霞姐最終成了我愛人

1969年的春天，風里還帶著料峭的寒意，我這個六八屆初中畢業生，和一群年齡相仿的同學，背著簡單的行囊，一起坐上了離開上海的知青專列。那年我還不滿十六周歲，個子瘦小，身子單薄，臉上滿是少年的青澀與茫然，不知道前方等待我的，是千里之外貴州遵義山區里，一段長達八年的知青歲月。

鄉親們歡迎上海知青

我們一行上海知青，大多是同一所學校的同學，彼此熟悉又親近。分到馬家溝大隊第五生產隊的一共十二個人，其中八個是我同班同學，另外三個也同校不同班。六名男知青里，我年紀最小、個頭最矮、力氣最弱，同學們笑著給我起了個外號——小猴子。這個稱呼，從少年叫到青年，一叫就是若干年，成了我知青歲月里最親切、也最難忘的印記。

剛到馬家溝，眼前的一切都超出了我的想象。這里貧窮、落后，山路崎嶇，土房低矮，處處都是艱苦的模樣。我們沒有專門的知青房，隊里把三間存放農具、雜物的舊倉庫收拾出來，給我們當住處。屋子四面透風，屋頂漏雨，六個人擠在一間房里，地上鋪著秫秸和谷草，就算是我們的床鋪。夜里風一吹，草屑亂飛，冷意直往骨頭里鉆，可那時候年紀小，再苦再難，也只能咬牙忍著。

初來乍到，我們這群城里孩子連生火做飯都不會。隊長的婆娘陳嬸心善，天天過來手把手教我們燒火煮飯，干糧蒸紅薯，一點點把我們領進門。等我們勉強能自理，一年一度的春耕春播生產就轟轟烈烈開始了，山里的農忙時節，也就此拉開了大幕。

春耕一開始，陳嬸就不再幫我們做飯，我們十二個人分成六組，兩人一組輪流做飯。水井離住處很遠，山路難走，挑水是實打實的力氣活。隊長心疼女知青，特意囑咐：男女搭配，別讓姑娘家去挑水。

自由組合那天，我站在人群里，心里又慌又自卑。女生們都挑身強力壯、個子高大的男生結伴，沒人愿意選我這個又瘦又小、挑不動水的“小猴子”。我低著頭，攥著衣角，難堪又難過，眼淚都在眼眶里打轉。就在我以為要落單、要被大家丟下的時候，一個清脆的聲音響了起來：“我跟他一組吧。”

我抬頭一看，是吳秋霞，心里滿是感動和溫暖。

初中畢業前她是我們學校五班的，我是二班的，在上海時倒是經常遇見，卻從沒說過一句話。那時候男女同學界限分明，路上遇見都不好意思打招呼。我后來才知道，她比我大一歲，個子比我還高一點，眉眼清秀，性格開朗大方，是六個女知青里最熱心、最爽朗的一個。就是這樣一個我連話都沒跟她說過的女生，在我最窘迫、最無助的時候，主動走到我身邊，愿意和我組合一起做飯。

那一刻，我鼻子一酸，眼淚差點沒掉下來。遠離父母、遠離家鄉，在陌生的大山里，有人愿意護著我、陪著我，這份溫暖，我記了一輩子。

輪到我們做飯那天，我天不亮就爬起來，想搶著去挑水，我不想讓同學們和吳秋霞看不起我。我剛走到井邊，她就小跑著追了上來，氣喘吁吁地喊我：“王春江，你能挑動兩桶水嗎？你會打水嗎？別掉到井里去了……”

一句簡單的叮囑，在我心里卻重千斤。那個年代，男女同學幾乎不說話，像她這樣主動關心、毫不避諱的女生，少之又少。我又暖又感動，暗暗咬牙，一定要把水挑回去。

可我身子太弱，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水打上來，挑在肩上搖搖晃晃，沒到半路，兩桶水灑掉了三分之一。我滿頭大汗、喘得上氣不接下氣，腿都在打顫。吳秋霞看我實在吃力，二話不說接過扁擔，穩穩當當把剩下的水挑回了隊部。

身邊的男同學見我挑水費勁，都主動幫我；女生們也心疼我，常常過來搭把手一起做飯。那段日子，雖然苦，可人心暖，我第一次真切感受到，在這遙遠的馬家溝，我不是孤單的一個人。

下地干農活，隊長和鄉親們也處處照顧我。知道我年紀小、身子弱，從來不給我派重活，總是把最輕松的活兒留給我。評工分的時候，我心里過意不去，主動跟隊長說，給我少記二分工。隊長笑著拍我的肩膀：“全隊就你最小，讓你干這樣重的農活大家心里都過意不去，哪能再少給你記工分？大家多干點，就把你的工分找補回來了。”

鄉親們樸實善良，沒有半點嫌棄，只有真心實意的疼惜。而吳秋霞，更是時時刻刻把我放在心上。地里干活，她幫助我，收工回來做飯，她搶著干。我累得不想動，她就安慰我，讓我慢慢來，慢慢適應。

細心的陳隊長看在眼里，有一天笑著問她：“秋霞，你咋對小猴子這么好？”吳秋霞隨口一笑：“他是我弟弟。”隊長一愣：“他姓王，你姓吳，咋是弟弟？”吳秋霞不假思索：“表弟。”

一句隨口的謊話，隊長當真了，從此全隊人都知道，我是吳秋霞的表弟。她就這樣，以姐姐的名義，默默護了我一年又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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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鄉親們的包容、同學們的照顧、秋霞姐的呵護下，日子一天天過去，我也在悄悄長大。個子一點點拔高，身體一天天壯實，挑水不再搖晃，干活也有了力氣，再也不是當初那個弱不禁風的小猴子。可大家還是習慣叫我“小猴子”，這稱呼里，沒有嘲笑，全是親近與疼愛。

1973年秋天，遵義化工廠來招工，一個無比珍貴的名額，落在了我們知青點。大家心疼我最小，一致同意讓我進廠工作。可我拿著審批表，想都沒想，直接塞給了秋霞姐。我心里清楚，這些年她照顧我最多、付出最多，好機會應該先給她。

秋霞姐說什么都不肯要，推來推去，知青組長周建新開口勸她：“吳秋霞，這次你去吧，下次有指標，再讓小猴子走。”

她這才勉強接過招工審批表，感激地看了我一眼。可命運弄人，政審沒能通過。她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祖父是民族資本家，大伯是被打倒的干部，家庭成分問題，像一道跨不過去的坎，攔住了她離開大山的路。

從那以后，再有招工機會，秋霞姐再也不敢填表。她怕自己政審不過，白白浪費寶貴的名額，耽誤了別人。

1974年冬天，輪到我去參加招工體檢、政審。我滿心期待，以為終于能走出大山，可結果一樣殘酷——我外祖父是右派，我同樣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政審不合格，進廠的希望徹底破滅。

當時我失落又難過，秋霞姐反倒過來安慰我：“別急，慢慢等機會。真不能招工，一輩子當農民，也一樣好好活著。”

她總是這樣，自己受委屈從不抱怨，卻處處安慰我、鼓勵我。

時光一晃，到了1977年春天。當年一起插隊的十二名知青，走得只剩下我和吳秋霞兩個人。有人招工進了遵義化工廠，有人去了化工三分廠，有人去了供銷社，還有一位女同學因為身體原因病退回了上海。八年朝夕相處，八年風雨同舟，我和秋霞姐早已不是普通同學，她是我心里最親的姐姐，是我在大山里唯一的依靠。

她依舊叫我“小猴子弟弟”，照顧著我的吃喝起居，不許我抽煙，不許我打架，不許我逞強干活。有一回我忍不住，鼓起勇氣跟她表白，說我真心喜歡她。她卻輕輕批評我：“我是你姐，比你大一歲，別胡思亂想，以后不許胡說。”

我知道，她不是不心動，只是把感情藏在心底，一心只想護著我、陪著我。

那些年，沒有什么娛樂活動，每天晚飯后，我也自學高中課程，天天看書學習到深夜，看到吳秋霞姐姐屋里熄燈了，我才熄燈睡覺。學習中遇到不明白的問題，第二天就問秋霞姐姐，高中課程她早就學完了，不管數理化還是語文，幾乎沒有她不會的題。

那年秋天，我忽然渾身乏力、臉色發黃，去遵義醫院一檢查，是黃疸肝炎，心臟也查出了小毛病。醫生得知我是上海知青，勸我回上海治病，那時候病退政策相對寬松，只要符合條件，就能辦理病退手續。秋霞姐陪我一起去的醫院，她也勸我：“回上海吧，上海醫療條件好，回去好好治病，身體最重要。”

我不想走，是放心不下秋霞姐姐，知青點只剩她一個人，怕她孤單害怕。可她反過來安慰我，說自己早就習慣了，讓我安心回去。

離開馬家溝那天，我一步三回頭，心里滿是不舍與牽掛。陳隊長知道我不放心，就笑著對我說：“你放心，回頭讓我家小女兒夜晚過來給她作伴。”我帶著對大山的眷戀、對秋霞姐的牽掛，坐上了回上海的火車。

回到上海，我住進市醫院，大姑又四處找中醫給我開方調理。經過一個多月的治療，我的身體慢慢康復，血壓、心率都恢復正常，可我也因此錯過了1977年冬天那場改變無數人命運的全國高考。

剛回到上海時，我以為我和秋霞姐很難再見面，除非她也能回上海。

令我沒想到的是，1978年春天，我竟在上海街頭，意外見到了我日思夜想的秋霞姐。她考上了上海同濟大學，回上海讀書來了。

那一刻，我像做夢一樣，又驚又喜，眼淚都流了下來。命運終究沒有辜負這個善良、堅韌、好學的姑娘。

在她的鼓勵下，我振作精神，參加了1978年夏季的高考，順利考上了上海醫學院。大學幾年，我一次次向她表白，一次次訴說心意，她總是笑著推辭：“我是你姐，比你大一歲，老話說女大一不是妻，咱倆不合適。”

她嘴上拒絕，心里卻一直惦記我、關心我。我知道，她不是不愛，只是太過謹慎，太過珍重這份從大山里走出來的情誼。

大學畢業后，我沒有放棄，繼續用真心、用耐心、用陪伴，一點點打動她。終于有一天，她松口答應了我的追求。

那一刻，我心里像灌滿了蜜糖，滿滿的幸福感。這輩子所有的苦、所有的等待、所有的堅持，全都值了。

水井和轆轤

從馬家溝的地鋪到上海的大學校園，從十六歲的懵懂少年，到學有所成的青年，從一句“我跟他一組”到半生相守、不離不棄。吳秋霞不僅是我知青歲月里的光，更是我一生的愛人、一生的依靠。

那段艱苦的知青歲月，沒有磨滅我們的情誼，反而把最真、最善、最美的感情，深深種在了心底。馬家溝的山風、土路、谷草地鋪、井邊的身影、田間的陪伴，都成了我生命里最珍貴、最溫暖的回憶。

當下回望半生，我最想說的依舊是：謝謝你，我永遠的秋霞姐。在我最年少、最無助的時候，你牽起我的手，從大山深處，一直走到白頭。

講述人：王春江老師（上海老知青，醫學博士，心腦血管疾病專家，退休后定居杭州）

執筆創作：草根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