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啟：表演母親丨特稿·“一個人的社會”藝術實踐小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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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涯》2026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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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涯》2026年第1期“特稿”

“一個人的社會”藝術實踐小輯

編者按

“一個人的社會”的緣起及其意義

主體性危機是當下社會危機的核心之一。主體的缺失普遍存在，也直接或間接造成了普遍的抑郁，這是社會發展過程中催生的痛苦現實，直面這些痛苦，才能對癥下藥，采取社會學、心理學等多種交叉學科的方法，重新發現并試圖根治這些阻礙個體生存和社會發展的病灶。

“一個人的社會”項目發起人李一凡、徐雅珺、劉洋、滿宇等從2015年就開始關注福柯曾經重視的“無名者”（秩序遮蔽者、癥狀壓抑者、自我迷失者），這種關注的目光一直延續到2019年開始的“一個人的社會”項目。該項目發起以來，已經形成一系列的案例檔案。項目參與者以“無知”姿態，采取信任和換位思考的態度，通過互動、交流、溝通、分析、共享等途徑，重新構建言說空間，揭示社會秩序在主體內部的運作的機制以及個體痛苦的根源，希望以此建立真正的理解與聯合，推動對個體的重新認知。

《天涯》從一開始就關注到“一個人的社會”項目對個體生存和社會發展的特殊意義，因此《天涯》2026年第1期“特稿”欄目特別策劃刊發該項目中“父與子”“表演母親”和“寧靜并不寧靜”這三個典型案例檔案，以供大家觀察、思考、參與，同時借此機會呼吁重新認識個體，參與構建良好社會。

今天，我們全文推送東啟的《表演母親》。

表演母親

東啟

詩人帕斯曾在海面上遇到過一塊沉船的甲板，看到的瞬間當即認定那就是他的書桌了。2017年至2019年，母親對我來說就像是一塊漂回到海面上的沉船的甲板，在廣義上關于我和母親之間的“寫作”，便從那里重新開始。

母親和東啟

2000年8月27日，母親因胃癌去世，我時年六歲，1996年母親即檢查出胃癌晚期，1997年手術成功，2000年復發去世。如此簡單的時間線索，我也是2017年在家人的幫助下梳理出來的，這得益于那一年我的容貌在家人眼中的突變。2017年初，我回到蘭州家中，進門后便發覺家人看我的眼光有些異樣，三嬸對我說，你好像突然長得和你媽媽一模一樣。去姥姥家時，姥姥竟拉著我的手失聲慟哭起來，母親的其他姐妹也在一旁低頭紅眼。事后，我問小姨，你在第一次看見我的容貌變得和母親極像時是什么感受？小姨道：“我不敢直視你的臉。”連以往可能為他們所不容的長發，也在一句“他留長發是為了像他媽吧”中波瀾不起。

母親去世后，家庭中關于她的一切也隨之關進了暗室，偶爾我可以在房間的角落瞥見還未來得及清理的母親照片的碎片，之外的絕大部分時間則是因擔心孩子過度傷心而制造的巨大的沉默。我當時無法理解這沉默意味著什么，模模糊糊感覺那似乎是一個裝滿恐懼的屋子，一旦開啟就會有什么不可預知的災難和懲罰似的。漸漸能夠直接想起的也只有最后一兩年的三段記憶了，那些大抵都和死亡相關，以至于我后來漸漸將“母親”和“死亡”這兩個詞常常混在一起。

第一段是我和母親一起在電視上看一個巨大的造型為“2000”的千禧年冰雕。記得母親說過一句：“新世紀真美好啊。”冰雕的背景是夜晚，被黃色的燈光打得異常溫暖，毫無冰霜嚴寒之感。也許那是2000年，或者是更早的1999年，人們為了迎接新世紀提前將它公布。

再往后便是醫院那次，因母親住院，父親無暇顧我，我便總輾轉在不同的親戚家居住。那天是大姑帶我去的醫院，我們穿過了一個巨大的廣場一般的停車場。因平日總悶在家里，那次出門，心里很高興。病房昏暗，也許是拉了簾子的緣故，但我能看見窗外的花園，以及一座渾圓的亭子。大抵是初秋，我還夢到過這個場景：我走到那個陽臺，想去到花園中，卻發現窗戶和小花園隔著一條很深很深的巷子，我便跳了下去，徑直轉彎跑走了。母親躺在病床上，臉色也十分陰暗，肚子高高隆起，像懷了孕，我當時不知道那是病變，家人在我母親走后，很少或刻意不去談及母親及她的事情，很多年后，也就是近兩年，我才知道，那是胃癌腹中難以排除積水所致。父親看我神情恍惚，便對我講：“快去和你媽說說話。”其實當時我與父親也很久沒見了。母親的聲音很低，對我說：“做一個對社會有用的人。”這是母親的說話風格，一向以教導為主，那天只說了那一句，也是我們的最后一次對話：“做一個對社會有用的人。”這應該是母親留給我的遺言了。

最后是在一個晴朗的上午，四叔來奶奶家接我，還告訴奶奶不用去。殯儀館非常擁擠，我什么也看不見，突然傳來一個聲音：“讓孩子看一眼。”隨即我在棺材的正前方被人高高地舉起，倒著看見母親的臉及她的身體，被無數黃色的花朵簇擁在中間。抱著我的是一雙強壯的大手，攝影機般將我緩緩向母親移動，最后停在了非常貼近卻無法觸摸的距離，這個距離和此前病房窗戶與小花園之間的距離隱隱有幾分相似。我被舉了很久，始終沒流下眼淚。日后，長輩對此的解釋是：“這孩子心里面在哭呢。”

我和母親，母親的死亡和我，并沒有因我寫下了這三段印象深刻的記憶而變得逐漸清晰起來，反而愈加模糊，就像一扇封閉的大門剛剛被打開，里面的世界相比大門外要更加讓人看不清楚。越來越多本不屬于我和母親之間記憶的東西，填入了我和母親之間的角色，也許是死亡的黑洞將一切指向它的意義轉化為它本身。這促使我重新思考少年時代迷戀死亡詩歌，除了簡單的文學興趣外，還有些什么我當時并不察覺的意義？剛剛進入小學，父親就會幫我訂閱各種文藝雜志，也許是他覺得自己工作很忙且我沒有母親的陪伴，讀書可以幫助我度過大部分獨處的時光。在一次閱讀中，我看到一篇關于詩人海子在山海關臥軌自殺的文章，當時的感覺至今記憶猶新卻難以言表，在此之前我并沒有讀過任何他的詩句，只是有種很奇妙的感覺，原來人和死亡之間除了病痛災難之外，還可以和抽象的精神產生這么緊密的聯系。

從那之后我開始到處尋找海子的詩歌讀本，之后閱讀的名單上又加入了顧城、戈麥、葉賽寧、普拉斯、策蘭、馬雅可夫斯基、茨維塔耶娃等等，除了詩人外這亦是一串自殺的死亡名單。與之呼應的是我同時期也寫下了大量的和死亡相關的詩作，“感傷主義”也從那時起注入我的生命之中，之后和文學藝術相關的人生軌跡也是在那時埋下了伏筆。之前也在思考自己日后對于公共事務的熱情，除了價值認同外也是因為其包含了“犧牲”這樣的一層底色吧。2000年8月27日，母親去世，在漫長的一段時間里，這真實的死亡因為無法碰觸而無法做到真正去面對，只能在不自覺中通過抽象的死亡詩歌來回應那個越來越模糊的事實。更早大概是小學的時候，某一次去長輩家做客，聽到有人低語道：“沒媽的孩子就是不一樣。”對于這個“不一樣”以及到底不一樣在哪里，我一直非常困惑，直到有一次學到“敏感”這個詞，才突然意識到原來我的那個“不一樣”應該就是敏感。后來在文學雜志上又看到了這樣的一句話：“敏感的孩子最后大部分都是要當作家的。”雖然那時我并不能理解那個性格和作家之間到底意味著什么，但是在我和母親之間那極晝極夜的天平上也算有了一個現在看起來叫作支點的東西吧。

2017年，我的容貌變得和母親極像，在家庭中似乎變成了一個無法被駁倒的事實，我出現在哪里，哪里就會感受到一種母親回來了的莫名氣場。家人們集體失聲慟哭的場景在以往祭祀燒紙的時候都很難看到，不同的人在我表現不同的神情時所感受到的那種“像”又是非常不同的，借著這個契機我開始向幾乎每一個家人去了解關于母親的經歷。他們對著我變得滔滔不絕，似乎多年的沉默像開閘般要一次倒盡。

1992年母親在華山的留影

美麗、端莊、堅強、有思想、照顧家庭。最初在每個人口中我的母親就是一位幾乎完美的女性，是家中的老大，也是其他孩子的人生領路人。在最初的描述中，母親的形象也從逐漸清晰到逐漸模糊，變成了1990年代某種女性的理想形象。我想起母親生前比較欣賞的女性，一位是歌手毛阿敏，一位是主持人海霞。印象中，母親去世后，《同一首歌》變成了父親最喜歡看的音樂節目，有時我會覺得，對父親來說節目結束前毛阿敏演唱的《同一首歌》似乎比整晚的演出都要重要。1990年代的毛阿敏用她那苦澀而略帶沙啞的嗓音唱紅了電視劇《渴望》的主題曲，我曾重看這部當年風靡全國的電視劇，看海霞主持的電視節目，聽毛阿敏在1990年代發行的專輯。希望可以從中找到母親的影子，但比她的影子更早浮現在我眼前的是那個年代，女性被過早地賦予了“母親”這個形象，她們的迷津和惆悵的形象被這個偉大光榮的枷鎖鉗制得蕩然無存。

后來，我找出在家人手中尚留下的母親的照片，老照片的右下角一般都有一串淡黃色的數字，記錄著拍攝的日期，其中有一張四姨結婚時的家庭合影，下方印著“6.10.96”，即1996年10月6日，小姨在旁低語道：“這是你媽查出胃癌的日子。”

小姨曾說在母親去世后她的腳三個月動彈不得，并深信該癔癥是母親之魂在彼岸牽掛她所致。說起這些小姨幾度泣不成聲，坦言自己在母親去世后自暴自棄了三年，完全迷失了人生的方向。在每個人開始回首自己和母親的關系以及母親的去世對其的影響時，母親的形象才逐漸清晰起來，所謂的不堪回首反而變成了記憶的主角。眾人的目光重新迎向我，在我身上看到的母親也逐漸包含了關于如果母親在世我會如何的人生猜想，而對于母親的大家庭來說，這個空缺的臨時填補開啟了諸多家族中其他被諱莫如深的問題的重新討論。在這樣的背景下，我同家人們商量可否在家庭中展開表演母親的臨時劇場，以導演訓練演員的方式，每一個家人持手機拍攝我，并通過她們每個人不同的記憶來要求我改變動作和神態，以達到她們每個人心中母親的相貌為止。我無法肯定我的相貌在通過她們的指導而變成母親樣子的那一瞬間會發生什么，為了盡可能地接近，我找到了母親留下來的所有的衣服。在實施的前幾天，我反復和家人溝通，你們只需要看，就像你們當時從我臉上看到母親那樣，我知道這需要跨過一個單純視覺經驗外的鴻溝，還有每個人和母親之間數不清的情感溝壑。在實施的最后幾天，不安和焦慮感從家人那里轉移到了我的身上。“表演母親”，我在面對家人關于母親的目光外我真正面對的是什么？我為什么要去表演？面對母親去世的巨大沉默，我一直在表演母親去世這件事好像從未發生那樣，隔著我和母親之間的鴻溝是母親的死亡，那家人目光外指導我去表演母親的亦是母親的死亡。在同家人的溝通中，我得知母親撒骨灰的地方是在黃河邊的木器廠河灘，我便帶著母親留下的衣服在當年撒骨灰的地方一件一件地換在身上，在穿到最后幾件時天空飄起了雪花，疾風將雪花向一個方向拼命吹去，眼前也變得有些模糊，我想起母親在2000年和我一起看到的造型為“2000”的冰雕，滿天的雪花仿佛那個冰雕在一瞬間變成的碎屑，落在黃河里，無聲無息地漂走了。

東啟家人導演“表演母親”

翌日，我坦然地帶著母親留下的衣物去了三姨家中，來到她們的目光前任由她們根據記憶將我排演，光是發型就換了好幾種，微小的側臉、抬眉、低頭、笑容，在某一個瞬間驚叫：“對對對，就是這個樣子，這個樣子最像了。”在換穿母親衣服的時候，小姨突然說道：“這些衣服穿完就全部燒掉吧，既然是你媽媽喜歡的衣服就由你這個兒子親手給她燒掉。”在之前對我容貌像母親最敏感的她又堅持講：“你還是不要穿了，怎么穿也不像。”后來，她才道出原來在我準備表演的前兩天，她的腳又像母親去世前那樣動彈不得，亦是通過某種驅靈的儀式才緩和過來。我疑惑為什么這樣的事情從來沒有發生在我的身上？此話一出，小姨更是憤懣，責怪我太傻。拋開癔癥和神秘主義之間的討論，排演這件事對我來說，只是想獲得些許和母親之間的連接吧。

東啟在母親撒骨灰的黃河灘表演母親

就像傳統劇場中觀眾走出劇場時，戲劇的張力會因為空間的變化和時間的流逝漸漸消退，每一個家人在指導我成為她們記憶中母親的樣子后，依然會以之前的身份看待我，我知道表演母親所改變的僅僅是一種暫時的視覺關系，這對于激發我和母親以及母親和其他人之間的討論是遠遠不夠的。在那之后，為了有一個母親的身份繼續和家人保持交流，我以母親的身份注冊了一個微信號，加了家人為好友，起初我總是按照家人的描述，模仿母親的興趣發一些照片和鏈接，關于這些東西家人并沒有什么互動，直到后來我了解到母親因姥爺酗酒、舅舅吸毒那充滿裂縫的關系時，我開始著意將母親朋友圈的關注點放在重新發布家族中被忽視的一些人和事物上，比如去看望并發布得精神病的二姨（母親的妹妹）的近況，以母親的口吻重新理解父輩的遭遇，重訪家族廢宅以及曾經和家族生計息息相關如今卻逐漸凋敝的煤礦產業，等等。對母親生前家庭責任的繼承，讓我從母親容貌的表演變成了關于母親在家庭中的身份的表演。家人也漸漸覺得這個事好像不僅是一個藝術項目了。

隨著關于母親的話題不斷展開，關于母親從得病到死亡，除了身體癥狀外，精神和經歷的閘口也在慢慢打開。從來自父輩的家暴，過早地承擔沉重的家庭責任，因幫舅舅戒毒的心力交瘁，在國有企業因為身份和方言帶來的歧視，以及自身過剛易碎的性格等等，這些不斷豐富的細節漸漸形成了母親在醫院給出死亡證明之外另外一套關于死亡的線索。而在當時我尤為注意的是我的舅舅，舅舅因吸毒幾番出入戒毒所，如今亦是家庭離散，在家族中也變成零余者般的存在了。從1992年舅舅第一次吸毒到母親臨去世那幾年，母親一直竭力幫助舅舅戒毒。1990年代氣功熱的時候，除了自身的調養身體外更是聽說氣功對戒毒大有裨益后，母親便更加積極參與到氣功的鍛煉之中，希望可以尋到一些方法。

2018年夏天，我回到蘭州找舅舅，正值他剛剛從戒毒所期滿兩年回家，我與他多年未見，而這一次卻是以母親的身份出現在他面前，希望幫他戒毒。在見他前，我通過蘭州關注戒毒的社工了解到，舅舅所在的阿干鎮是蘭州的毒品重災區，二十世紀五十年代阿干鎮開始大量開采煤礦，一直到七八十年代，那里一直非常富有，有“蘭州不夜城”之稱，與煤礦產業高回報成正比的是煤礦工人的高風險，不規范的設施和開采導致煤礦工人們每天都游走在生死線上。到后來，現買都來不及時，母親和鄰居們便經常隔三岔五幫礦上做花圈，一聽到警報聲幾乎家家風聲鶴唳。生死對礦工們來說太過無常，所以及時縱樂變成了他們麻醉自己恐懼的神經的唯一辦法。早年的酗酒成風，一到下班時間倒在街邊的醉漢比比皆是。當年姥爺亦是在礦上工作，因為酗酒成性，經常家暴母親和姥姥，據說母親在高考前夜因為姥爺醉酒被罰跪了一夜，導致當年以0.5分之差與大學失之交臂。從商機的角度來說，毒品在那里的泛濫是再自然不過的事情了。那里的人應該都是戒毒所的常客，但幾乎都是這個月放出來，下個月復吸，又會重新開始戒毒。據當地戒毒所一線的工作人員道，我們抓他們從來不是為了幫他們戒毒，只是為了維護社會穩定罷了。而戒毒所所提供的戒毒藥物有時比毒品對人的成癮性更大，對身體的損傷要更嚴重，且戒毒所中的霸凌現象更是比比皆是，親友探望時的大部分花費幾乎都花在交保護費上。

第二天我見到舅舅，他瘦得脫相，沉默地坐在客廳靠窗臺的一個角落，那個位置以前是剛去世不久的姥爺的常坐之處，而窗臺上陳列的藥品也由姥爺治療高血壓的藥物換成了舅舅脫癮的藥物了。空間上的重合讓他們的經歷更加緊密地連接在一起，包括他們和母親之間的關系也是一樣。母親生前曾給舅舅寫過大量的信勸其戒掉毒品，當年的信件早已丟失，據其他家人回憶，母親在信中言辭犀利，還提到如果再不戒毒就斷絕關系等。我當然理解母親當時的心情，但我通過之前的了解，再看到舅舅時，那種千瘡百孔卻無法被理解的遭遇，讓人無法再去以任何教育的方式說服他，也許那樣只會讓他越來越封閉，他所能尋找的出口只能還是毒品吧。平日里，舅舅毒癮發作后，都會蹲到小區樓下的一角熬著日子，有一次我半開玩笑地問他，對你來說人生中最快樂的事情是什么？他回答：吸毒。那對你來說人生最痛苦的事情是什么？他回答：結婚。雖然他總沉默不語，但這樣的回答依然讓我深感舅舅的心中積累著太多難以言表的傷痛，無人訴說，無人理會。而大部分人也只是以一句“他意志力太薄弱”，而全盤否定他。最開始我只是陪伴他，幫他注冊個快手賬號、下載電影之類的，漸漸他開始愿意和我說話，甚至邀請我一起爬山，同行的還有和他一起吸毒的伙伴，他們都不同程度地表達了今天的礦山被快速種上鮮花轉變為旅游景點的失落。舅舅這一代人是煤礦沒落的最后一代，父輩的家業因為產業結構的調整快速淘汰了最后一批礦工，而他們唯一繼承下來的是在煤礦工作中留下的傷痛，面對覆滿鮮花的礦山，無處安放。

東啟和舅舅約見在曾經的煤礦山坡

我決意重新以母親的名義給舅舅繼續寫信，延續著母親的情感和我對他遭遇的理解來書寫他、他與母親、他與周遭及過往。在寫信中，漸漸浮出了另外一個潛在的動力，我和舅舅當年其實都是母親眼中正在成長的男性，她對舅舅的價值期待其實也會相似地放在我的身上，只是她沒有來得及完成罷了。在以母親的名義書寫時，我感到了某種前所未有的和母親的強烈的聯接，伴隨著在理解舅舅時母親的自省，對家族之間關系的重新梳理，以及我以母親的名義寫給舅舅實則也是以母親的名義寫給我的話。

在我開始幫助舅舅戒毒后，家人和我的合作完全發生反轉，他們開始樂于和我分享母親的各種細節，尤為重要的是，他們也開始漸漸意識到似乎母親的死亡除了醫院所提供的關于身體癥狀的描述外，在她的精神世界，她的遭遇也可以形成另外一個從生病到死亡的線索。每個人都在補充他們認同的那一部分，而將這一些記憶的線索并置在一起又會發現，它們彼此有時竟然是充滿矛盾的，此前被家人們津津樂道的顧家、細心、心強、性格中的隱忍，全部變成了導致她生病死亡的生命線索，而早年家人們倍感欣慰的母親在國有企業的工作經歷，也由于母親在單位因為地緣身份和方言的歧視反轉進了她的死亡線索。我曾認為我因為家庭的沉默而缺乏對母親的了解，現在我梳理出這個線索后發現原來即使是母親至親的家人對她依然充滿了不同程度上的誤讀。而對我來說，所能碰觸到的真實，既是將母親來自醫院方面關于身體癥狀的線索和來自家人關于母親經歷的線索合在一起，這大抵才是一個人完整的死亡吧。

2019年初，我回到母親當年去世的醫院，在和醫生反復溝通后，醫生給了我一段當年確診母親為胃癌的胃鏡視頻，只見一個小小的胃鏡鏡頭在母親的體內游走，像進入了一個黑暗的隧道，胃壁上長著明顯的傷口，我看到這個鏡頭，已經分不清這是身體的創傷還是精神的傷痛。在胃鏡的最后鏡頭開始急速地向外抽出，在最后那0.01秒，也就是從母親嘴里抽出的那一剎那，我看到了母親的臉，她面無表情地躺在病床上，毫無痛苦之感。在母親的包括遺像在內的眾多照片中，這也許是最真實的一張關于她和死亡之間關系的肖像。在“一個人的社會”的展覽上，我將這張視頻截圖的肖像放大到長寬兩米左右，而在這幅照片的面前懸掛著我少年時期寫作死亡詩歌的筆記本，抽象的死亡意象在這一刻才找回到了它的母體。

我一直在想，如何將胃鏡的視頻和家人關于母親經歷的線索合在一起？有一次，我在看到網頁視頻彈幕時想到，在觀看中，網頁視頻是作為一個權威的信息存在，而網友加上的彈幕既是對這個視頻信息的差異化解讀。這讓我想到，無論我的家人如何將我的母親的死亡經歷進行推演，但在關于死亡的認識上最重要的依然來自醫院證明的是身體的消隕。母親的那些經歷，我便做成彈幕隨著視頻一點點地消失在屏幕的邊緣。在胃鏡即將從母親口中抽出之前，因為光線由至暗到明亮，視頻出現了彩虹般的炫光，這像極了母親在2000年看到造型為“2000”冰雕的景象，隨著炫光的出現，最后一條彈幕即是她當年說過的那句：“新世紀真美好啊。”

胃鏡從母親口中抽出的0.01秒，母親的臉

在兩年的家庭田野中，母親的死亡纏繞了眾多的意義線索，在反射到每個親歷者的經歷中又不斷形成了新的敘事，從而醫院所代表的病理化的死亡線索被我懸置為一個充分代表現代機械理性的反面。隨即我希望展開一場關于雙重死亡線索對峙的論壇劇場，地點就在母親當時的醫院，參與者是家人和當時的醫生。在事情的籌備中，我認識了一位和母親當時所住的醫院有關的醫生，她現在已經離開了醫院。用她的話說即是：“在職業中面對死亡，太多傷害了。”我忽然意識到醫生也是人啊，他們在面對病患去世時依然會感到悲痛，顯然我之前對醫生的理解是太過標簽化了，而在醫生的回復中，她說道：對醫生的標簽化認識應該是絕大多數的。而因為工作壓力和醫院關于醫生在面對死亡的情緒管控卻由不得醫生去面對及理解他所經歷的患者的死亡。對于他們來說，“一個病人去世是一個悲劇發生在家庭里，作為醫生，我們每天經歷的是無數個悲劇”。那位離開醫院的醫生對我說：“我離開醫院最重要的原因是，很多病人走了之后，生命不能承受之輕，我實在做不到云淡風輕地面對死亡，更沒有辦法面對一個個機器，一個個數字背后活生生的病人，當時我的工作是幫助尿毒癥患者透析，我的病人百分之九十是要走向死亡的，無論年齡大小，每去世一個病人我的工作和生活都會卷入到死亡的悲痛中，最無法接受的是很多病人和家屬可能都沒想過他會死，但我們知道他們會死，哪一位哪天死，當時每天早上上班第一件事就是在列表里劃掉一個名字，病人就按照我們排好的順序一個個地死亡，死一個來兩個，周而復始地惡性循環。有時我們在治療中放棄一個老年人可能容易接受，但放棄一個年輕人，我們會像抽空了一樣突然垮下去，即使被抽空也只能去面對新的死亡。壓倒我最后一根稻草的是一個二十七歲的小伙子，沒有父母，他只剩下一個年紀很小的妹妹。但是醫生的創傷卻從來沒有人關注過，我們的創傷被關懷，我們才有能力關懷病人和家屬。”這位醫生在回首這段經歷時不時地哽咽，我亦看到在我自己的家庭面對死亡的沉默外，和生死最常打交道的醫生居然也面對著同樣的傷害。在進一步接觸后，我詢問，這是不是局部現象，是否有些醫生在面對病患死亡時不會有這樣大的觸動？其他的醫生回復道，是的，在我們的訓練中，有時“麻木”就相當于我們的職業能力，有時即使能在工作中保持冷靜，但壞情緒依然會帶到家中。有位醫生說：我本來是一個非常溫和的人，但有段時間因為經歷了太多的病人死亡，我會毫無原因打我的孩子。

東啟導演《我不是白衣天使》論壇劇場，近悅兒童美術館

我作為個體在關于母親死亡的探索中和醫生建立了聯系，且我們都不同程度地因為在面對及理解死亡這個事情上，遭遇著來自家庭結構及社會結構的忽視。相似的創傷使得我們走在一起面對自身和對方的遭遇。我也因此加入關于反對針對“醫生情緒管控”的群體之中，通過系列的采訪、論壇劇場以推動這個事情進行變革。而最初認識的那位醫生，在知道我的故事后，了解到一直隱身在背后的我的父親因為無法走出母親去世的陰影一直孑然一身，直接當起了父親的紅娘，介紹了一位有相同婚姻經歷的醫生和父親認識。父親一直在默默關注母親這個項目的進展，而前幾天和那位醫生的見面，據我所知，也是他自母親去世后的第一次約會，祝福。

從表演母親到幫舅舅戒毒，再到關注醫生群體，兩年間這三件事情似乎走完了母親的短暫人生，表演母親暗示著關注容貌的青春年代，幫舅舅戒毒意味著成熟后的家庭責任，而醫生則暗含了她人生最后的住院時光。在每件事情更迭的時候，我總感覺會和母親更接近一步，如果表演母親和母親之間是一百米，之后的事情會把距離變成五十米、三十米、二十米、五米，但始終有一段無法逾越的距離橫亙在我們之間。以前我會認為這是生死之間的距離，但現在我反倒和身邊尚健在的親友，甚至和自己發問，若那無法逾越的距離依然橫亙在其間，那連接的意義到底在哪里？我現在還無法找到一個準確的描述，或者說真正的連接并不是依靠意義才走在了一起，充滿裂隙，在裂隙中看到新的裂隙，這才是進行下去的原因吧。

東啟記憶中和母親最近的一次合影，1999年8月14日

* 本文所使用圖片由東啟提供。

東啟，藝術家、寫作者，現居北京。曾參與“居民”、“一個人的社會”、“九個發布會”等藝術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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