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差殯儀館派活了”官媒教育部齊發(fā)聲：8大措施落實教師減負！

按理說，教育部發(fā)文件，諸多央媒都幫忙宣傳，全網都說好，那老師們應該高興才對吧！但奇怪的是，我朋友圈那么多老師，竟然沒有一個轉發(fā)過這個文件的。

前兩天，官媒和教育部終于定調了！央視新聞帶頭轉發(fā)了教育部印發(fā)的《關于進一步減輕中小學教師非教育教學負擔若干措施的通知》，其中，對深化中小學教師減負工作提出了8條措施，包括：嚴禁強制要求師生參與與教育教學無關的活動，不得要求教師承擔巡河護林、上街執(zhí)勤、創(chuàng)城慶典、匯演展覽等非教育教學任務。嚴禁以打卡留痕、填報總結等方式驗收活動，不得將參與情況與考核評優(yōu)掛鉤。應用程序不得設置打卡簽到、積分排名、統計在線時長等強制性功能，非必要不得強制要求教師上傳工作照片、視頻和軌跡等。……

我朋友圈有很多的教師朋友。我非常奇怪的是，這幾天我的朋友圈異常的平靜。我壓根兒就沒有在我的朋友圈看到這個文件。后來我忍不住問了幾個我的教師朋友。他們就像商量好似的，統一回復都是：哦，知道了。最主要還是得落實啊！

是啊，這么多年，其實一直都有文件不斷的聲明，要給老師們減負，2019年，中辦、國辦就印發(fā)《關于減輕中小學教師負擔進一步營造教育教學良好環(huán)境的若干意見》；2020年，教育部推出首批教師減負典型案例；各地也相繼出臺具體措施。然而，現實是教師的負擔不降反升，形式主義變本加厲。教師的負擔就像滾雪球一樣，竟然越滾越大了。

我看到評論區(qū)有人看到這個文件的時候好像才驚訝的發(fā)現，原來現在的老師干的事情這么雜啊！你現在明文規(guī)定了不得要求教師承擔巡河護林、上街執(zhí)勤、創(chuàng)城慶典、匯演展覽等非教育教學任務……那說明，老師們之前竟然是得干這些和教學無關的任務的啊！而且已經嚴重到了必須發(fā)文禁止的程度了啊！

是啊！聽過我之前采訪我班主任朋友的那些播客就知道，我的朋友就在播客里無奈的吐槽說：自己簡直就是個全職保姆、護林員，街道辦主任、家庭調解員……但唯獨不是個老師！

《三聯生活周刊》就采訪了不同地區(qū)、不同資歷、不同崗位的小學老師，這些老師們的吐槽實在是太經典了:

有老師就說:“我身邊有老師開玩笑說，現在除了畜牧局和殯儀館沒有給我們派任務，所有部門都給我們派過任務。行政事務、看餐和延時占據了我七成的精力，最后能留給教學的，就只有二三成了。”

“剛入職的時候，前兩年真的很痛苦，很壓抑，私下會哭，甚至有抑郁的傾向。因為領導的指派，孩子在學校里出了任何事，都會找老師，尤其是對班主任問責。我自己入職第一年，罰站了一個上課吃糖的學生，結果他對我說，要請律師團隊來告我。”

“我一直想把班帶好，讓學生們有一個稍微好點的未來。可是經過五年的師范學校培養(yǎng)，進入到教學一線之后，會發(fā)現現實情況要復雜得多，會遇到很大的心理危機。積累的痛苦多了，我每次和父母團聚吃飯，都是邊吃邊掉眼淚。”

“更大的痛苦來自教學以外的繁雜工作，比如寫公號文章，基本都是年輕的語文老師寫，此外年輕老師還要寫參加比賽、上公開課。變成骨干后，你就成了年級組長、科組長，要做課題研究和很多別的事。比如這幾年，我們幾乎每周都要外出培訓，一出去就是半天，培訓基本是網絡培訓，但每個學校必須派人到線下簽到，沒去會被通報批評。”

“我只能每天晚上睡覺前，抽出半個小時到一個小時備課，再占用午休，或者熬夜給學生改作業(yè)。我周圍的老師，身體健康普遍很差，我自己的扁桃體、乳腺和腰間盤都出了問題，抵抗力也差，經常感冒發(fā)燒，所以一到寒暑假，老師們就會集中時間住院看病。”

所以，大家應該能明白，為什么這一次哪怕有很多官媒都在幫教育部進行宣傳，但文件的核心受眾卻是異常平靜的吧！因為，這平靜背后，是一種歷經無數次“狼來了”之后，深入骨髓的疲憊啊！老師們期待的是真正的落實。六年的時間了，他們已經不敢去盲目的喜悅了啊。

《央視新聞》估計也是聽到了老師們的心聲了吧，隨后就在微博強調說：

為教師減負，關鍵在落實。《通知》明確指出，要強化監(jiān)督指導，對執(zhí)行不力、問題突出的地區(qū)和單位進行約談通報，嚴肅追責問責。教師卸下重負，方能輕裝育人。

隨后，《半月談》微博賬號針對此事也替老師們發(fā)聲說：當前教師的“雜事清單”已突破了教育邊界，但是，教育“減負”政策已實施多年，結果老師們的這種雜事卻“越減越肥”。為教師“減負”，不能停留在口號上，我們應該切實落實好，實實在在為教師“減負”松綁。對教師的關愛，就是對教育最實在的呵護。只有教師肩上的擔子輕了，他們才能托舉起孩子的未來。

但如果說到真正的落實，我們得明白為什么老師們會承接這么多非教學任務呢？可能主要有以下幾個原因：

首先，教育系統的“無限責任公司”化：基層學校，尤其是義務教育階段的公立學校，在權力結構中處于最末端。于是，學校就成了一個“萬能接口”，任何部門——消防、衛(wèi)生、文明辦、街道、婦聯……都可以通過一紙文件，就將自身職責范圍內的任務，“派單”給學校，最終壓到教師，特別是班主任身上。“創(chuàng)城”要師生上街撿垃圾，“禁毒”要拍視頻、搞知識競賽，“防溺水”要教師巡河并每日接龍上報……學校不敢得罪任何一方，教師便成了最終的成本承擔者。正如那位老師所言：“除了畜牧局和殯儀館，所有部門都派過任務。”這形象地揭示了教育已不是一個獨立的育人系統，而成了一個可以隨意被征用的、最龐大也最聽話的基層動員力量。

其次，“痕跡管理”與“數字官僚主義”的泛濫：這是當代教師非教學負擔的核心來源。技術的進步本應賦能教育，但在某些管理者手中，卻成了監(jiān)控和折騰教師的利器。打卡、留痕、拍照、上傳、積分、排名……這些詞匯構成了教師日常的“數字牢籠”。一項活動，其意義不在于教育本身，而在于能否產出可供匯報的“痕跡”。備課的深度、與學生的談心，這些無法量化的核心工作，在考核中變得無足輕重；而能否及時在APP上簽到、上傳十張學生笑臉的照片、收集全班家長的電子簽名這才是重要的工作，沒有人再關心被教育者的內心感受和真正的需求了，這些“形式”才成了評判工作的“硬指標”。這就導致教師的工作重心發(fā)生了可怕的位移：從面對學生、研究教學，轉向面對手機、應付檢查。

第三，“問責”利劍下的恐懼與自我消耗：文件中提到“不得將參與情況與考核評優(yōu)掛鉤”，但這恰恰是過去這些雜事能暢通無阻的“尚方寶劍”。一旦與評優(yōu)、評職稱、績效工資掛鉤，任何“不配合”都意味著職業(yè)前途的自我放棄。更可怕的是無處不在的“安全問責”。就好像那位因罰站吃糖學生而被威脅“請律師團隊來告”的老師。在這種“學生是上帝，家長是原告，教師是被告”的畸形氛圍下，教師的管理權被架空，變成了戰(zhàn)戰(zhàn)兢兢的“服務員”。大量的精力耗費在“自證清白”和“預防風險”上，教育的懲戒功能與權威性蕩然無存。

前兩天我和一位老教師聊天的時候，他感慨說：“我年輕那會兒，每天的工作就是備課、上課、批改作業(yè)，和學生聊天，研究教材教法。那時沒有那么多APP，沒有那么多非教學任務，但孩子們的成績也很好，師生關系非常親，我感覺也非常開心。但現在，我什么事情都得做，可心里卻越來越慌——我好像越來越不會教書了。”

是啊，當教育的邊界變得模糊，當老師們在疲憊和恐懼中不斷自我消耗的時候，真正的教育也就消失了啊！

不過，令人欣喜的是，我們可以看到，教育部這一次的《關于進一步減輕中小學教師非教育教學負擔若干措施的通知》當中，其實是有注意到了這方面的問題的。并針對這些問題提出了：健全社會事務進校園白名單制度，嚴格中小學教師借調借用管理，強化多部門協同治理機制……措施。不管怎樣，正視到了問題才有可能改正問題嘛！

《半月談》說得好：“對教師的關愛，就是對教育最實在的呵護。”《央視新聞》也強調：“教師卸下重負，方能輕裝育人。”

而讓教師回歸教書育人的本職工作，這是需要我們整個社會形成一個尊重教育規(guī)律的共識的。

希望這份《通知》真的可以落實，不要再讓教師在沉默中消耗熱情，不要再讓教育在形式主義中偏離航向。愿每一位教師都能專注于課堂，每一所校園都能恢復寧靜，每一個孩子都能在教師的全心陪伴下，靜待花開。

期待有一天，教師能夠自豪地說：“我是一名老師！我的主要工作是教書育人！”

本期推薦書籍：《縣中的孩子》——林小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