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掛了三甲醫院專家號，卻被送進私立門診部？

從退休返聘專家李某違規引薦患者、延誤治療致其離世事件，透視醫療合規的灰色地帶

山西某醫院一紙通報，將退休返聘專家李某推到了輿論的風口浪尖。3月，72歲的雷先生母親確診硬皮病、肺間質纖維化等重癥，在山西醫科大學第二醫院掛了李某的專家號后，卻被以“公立醫院檢查費貴、私立醫院有補貼更省錢”為由，引薦至太原康斯亞森門診部就診。復查時，李某在該門診部開具了價值2182元的“處方”——包含活菌王2號固體飲料、益清元風味飲料等普通食品。4月1日，患者病情惡化，李某仍稱“無大礙”，家屬轉至其他醫院當天即被下達病危通知，兩日后不幸離世。
4月17日，院方通報確認情況基本屬實，依據《醫療機構管理條例》及醫院管理制度，立即停止李某在院內的所有診療活動并終止聘用協議。對違規引薦行為，院方表示“零容忍”。
但問題在于：一紙“解聘”，真的能兜住醫者仁心的底線嗎？這起事件折射出的，不僅是單一醫生的職業道德問題，更是醫療合規中多重灰色地帶的集中暴露。
一、披著“省錢”外衣的牟利轉介：合法轉診與利益輸送的界限何在？
這起事件中，李某的行為首先涉及一個核心法律問題：醫生引導患者到指定醫療機構就診，什么時候算合法轉診，什么時候構成違規牟利？
根據《醫療機構工作人員廉潔從業九項準則》“服從診療需要，不牟利轉介患者”的規定，除因需要在醫聯體內正常轉診外，嚴禁以謀取個人利益為目的，經由網上或線下途徑介紹、引導患者到指定醫療機構就診。這為合法轉診和違規引薦劃出了一道清晰的紅線：轉診必須以患者診療需要為依據，不得與利益掛鉤。
回到本案，李某向患者宣稱“私立醫院有補貼、花費更低”，引導其前往康斯亞森門診部就診，并在該門診部坐診開具高價食品。據預約診療平臺信息顯示，李某的執業點明確包含康斯亞森門診部。這一關聯本身并不違法——醫生可以在多個機構備案執業——但若將患者從公立醫院引薦至其兼職的私立機構，并從中獲取利益，就可能觸及《九項準則》的禁止性規定。更值得追問的是，康斯亞森門診部的法定代表人郝某，與李小峰之間是否存在更深的利益關聯？這些都需要監管部門的進一步調查來揭開答案。
二、多點執業的合規困局：退休返聘醫生的“監管真空”
李某的身份關鍵詞——“退休返聘”——恰恰暴露了當前醫療管理體系中一個被廣泛忽視的制度漏洞。
醫師多點執業和多機構備案制度，本是為了促進優質醫療資源流動、服務更多患者的制度設計。合法的多點執業需要同時滿足三大條件：程序合規（完成注冊或備案手續）、范圍匹配（執業類別與診療科目一致）、責任明晰（合同約定與履職到位）。違反其中任何一項，都可能面臨行政處罰。
一個值得注意的細節是：涉事的康斯亞森門診部在2022年就曾因違規被依法關停。一個有“前科”的醫療機構，卻能與三甲醫院專家形成穩定的合作鏈條，監管的疏漏可見一斑。
退休返聘醫生的管理更是一個“灰色地帶”。退休返聘人員與醫院之間形成的是勞務合同關系而非勞動合同關系，雙方的權利義務由返聘協議約定，缺乏績效保障和常態化監管，管理上往往流于形式。有研究指出，個別退休返聘醫師在坐診時，甚至會指定藥名、藥店并介紹患者外出購藥，涉嫌推銷牟利。這些案例警示我們：返聘不是“免檢牌”，醫院對返聘醫生的執業行為同樣負有管理責任。
在本案中，山西某醫院作為李某的主要執業機構，雖然迅速作出了解聘處理，但從事件發生到被曝光，中間監管環節是否缺位？返聘期間是否存在類似違規行為未被發現？據報道，多名網友留言稱曾被李某介紹至該門診部購買高價保健品，如果這些投訴此前就存在，醫院為何沒有及時介入？這些問題，是比“解聘”更值得追問的。
三、當“食品”穿上“處方”的外衣：保健食品的法律紅線
這起事件中另一個令人錯愕的細節是：李某開具的“處方”，竟包含了活菌王2號固體飲料、益清元風味飲料等普通食品。
根據現行法律法規，普通食品不得暗示保健功能或疾病預防、治療功效，不得使用“中醫”“助眠”“養胃”“補氣”“降血脂”等保健術語進行功效暗示，不得標注“標志性成分”等保健食品專用術語。保健食品的“藍帽子”標志，是其合法身份的唯一憑證。而李某開具的這些產品，經核實無保健食品批號及“藍帽子”標志，本質上是普通食品卻披上了“治療”的外衣。
在法律后果方面，醫生在診療過程中推薦或開具普通食品冒充保健品的，可能面臨多重法律風險：
第一，違反《食品安全法》，消費者因不符合食品安全標準的食品受到損害的，可以向經營者或生產者要求賠償。生產或經營明知不符合食品安全標準的食品，消費者還可要求支付價款十倍或損失三倍的賠償金。即便食品本身未造成直接毒害，若經營者存在欺詐行為，也可依據《消費者權益保護法》主張“退一賠三”。寧夏吳忠法院就曾判決一起固體飲料案，認定商家存在欺詐，判令三倍賠償。
第二，違反《反不正當競爭法》和《廣告法》。 普通食品宣稱具有治療功效，構成虛假宣傳。
第三，醫生參與銷售或推薦的行為，還可能觸犯《醫師法》。 醫生利用職務之便，推銷與診療無關的食品產品，不僅違反了職業道德，也破壞了醫患信任，屬于嚴重的違規執業行為。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家屬指出李某明知患者有糖尿病史，卻開具含糖食品。如果這一指控屬實，就不僅是違規推銷的問題，而是直接關乎診療安全——明知患者有基礎疾病卻開具可能加重病情的產品，可能涉及醫療過錯甚至醫療事故責任。這一細節，是比“推銷食品”更需要嚴肅追責的。
四、家屬的維權之路：不止于輿論關注，法律給出了哪些武器？
輿論的發酵推動了事件的快速處置，但對家屬而言，法律才是真正持久的武器。那么，面對類似情形，患者和家屬可以走哪些法律途徑？
第一，向衛健部門投訴舉報。 患者可以向醫療機構所在地的衛生健康行政部門提交書面投訴，說明違規事實并附上相關證據。投訴內容既可以要求解決醫療糾紛，也可以要求查處醫療機構及其醫務人員的違法行為。山西省衛健委的監督投訴方式為0351-12345。
第二，追究民事責任。 患者可以就醫療過錯提起民事訴訟，主張損害賠償。退休返聘醫生在工作期間發生醫療損害，由聘用醫療機構承擔對外賠償責任。如果李某在康斯亞森門診部的診療行為被認定為醫療過錯，該門診部同樣需要承擔相應責任。家屬需要收集的證據包括：就診記錄、檢查報告、繳費憑證、藥品/食品實物及包裝、醫生推薦轉診的溝通記錄等。
第三，追究行政責任。 醫生違規引薦患者的行為，衛生行政部門可依據《醫師法》予以警告、暫停執業乃至吊銷執業證書等處罰。涉事私立醫療機構如存在使用未備案醫師、虛假宣傳等行為，也將面臨相應行政處罰。
第四，移送司法機關。 如果調查發現存在嚴重的利益輸送、虛假宣傳、銷售偽劣產品等情節，不排除移送司法機關追究刑事責任的可能。院方已透露法務及紀檢部門介入，若涉嚴重違法將移送司法機關。
需要提醒的是，維權之路最怕“證據缺失”。家屬應第一時間公證保存所有相關材料，包括微信聊天記錄、轉賬憑證、產品實物照片、病歷資料等。錄音錄像需注意合法性——未經對方同意的秘密錄音，在民事訴訟中可能被采納，但在證據效力上存在爭議，最穩妥的方式是書面記錄輔以合法錄音。
五、解聘之后，還有多少“隱形利益鏈”有待斬斷？
山西某醫院的處理速度值得肯定，但這只是個案處理的終點，而非制度反思的起點。
第一，退休返聘醫生的管理漏洞亟待修補。 返聘不等于“免監管”。醫院對返聘醫生的執業行為，包括多點執業、處方行為、引薦患者等，都應建立常態化的監督機制。返聘協議的權責條款不應流于形式，而要明確違規后果和追責路徑。
第二，多點執業的透明度需要提升。 患者有權知道自己面對的醫生同時在哪些機構執業。這一信息應當在醫院公示、預約平臺等處清晰展示，讓患者有充分的知情權和選擇權。
第三，公立醫院與私立機構之間的“隱形利益鏈”需要徹查。 涉事的康斯亞森門診部在2022年曾被依法關停，卻仍能與三甲專家形成合作，這中間的監管鏈條是斷裂還是刻意縱容？一個不守規矩的機構能夠屢屢“復活”，本身就說明執法力度存在問題。
第四，食品冒充保健品的亂象，在醫療場景中危害尤甚。 當普通食品經由醫生的“處方”進入患者手中，其欺騙性和危害性遠超一般的虛假宣傳。市場監管部門應重點關注診療場景中的食品推銷行為，與衛健部門建立信息共享和聯合執法機制。
說到底，醫患信任是整個醫療體系的基石。一位七旬老人，在三甲醫院掛了專家號，以為抓住了“救命稻草”，最終卻被引向了一條“致命之路”。這不是個案，而是一面鏡子，照出了醫療合規中的灰色地帶。
解聘一個醫生容易，斬斷一條利益鏈難。但對于每一個走進醫院、將生命托付給白大褂的普通人來說，需要的不是事后的一紙通報，而是一個真正值得信任的就醫環境。法律已經劃出了紅線，監管也已有了制度框架，關鍵在于落實——讓每一個違規者都付出應有的代價，讓每一筆見不得光的利益都暴露在陽光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