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古希臘到冷戰時代,爭奪海上航運控制權始終是交戰各方博弈的核心。類似于美國特朗普在霍爾木茲海峽發起的航運封鎖行動,堪稱最古老且最有效的戰爭手段之一。不過,在擊敗對手的過程中,封鎖往往并非唯一的決定性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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縱觀歷史,全球對海運貿易的高度依賴,使得各國在面對海上封鎖時極為脆弱。作為一種經濟戰形式,封鎖的核心邏輯在于切斷敵方的商業生命線,進而耗盡其物資與財富。
鑒于國際法明確將“封鎖”界定為戰爭行為,各國政府在試圖孤立對手時,往往傾向于使用“制裁”、“禁運”或“隔離”等字眼,以暗示其目標較為局限。例如在1962年的古巴導彈危機中,時任美國總統約翰·肯尼迪警告蘇聯,美軍將攔截運送核導彈前往古巴的船只,但他當時將這一行動克制地稱為“嚴格隔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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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伊朗通過向試圖穿越海峽的船只開火,實質上宣告了其自身版本的禁運。勞氏海事資訊的分析人士指出,目前該海域已形成一種“雙重封鎖”的局面。
切斷海上航運曾多次成為贏得戰爭的關鍵。在古希臘時期,斯巴達城邦通過切斷糧食供應迫使雅典投降;英國的海上封鎖則加速了拿破侖的戰敗,而拿破侖也曾試圖通過禁止英國商品進入歐洲大陸來打擊英國商人。在美國南北戰爭期間,南北雙方都曾嘗試實施海上封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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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德國與英國在相互封鎖時采取了不同的策略:切斷對方獲取外國物資尤其是糧食的渠道。同樣,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初期,美國切斷了日本的海運石油進口。這一舉措精準打擊了東京的軟肋,而這正是日本企圖通過殖民資源豐富的亞洲鄰國來彌補的戰略劣勢。
特朗普目前的戰略堪稱一種歷史的回溯,因為其矛頭直指伊朗的財政收入,而非其進口貿易。牛津大學經濟史教授斯蒂芬·布羅德伯里評價道:“他正在采取一種拿破侖式的策略。”
1971年,印度對巴基斯坦港口的封鎖,直接助力孟加拉國脫離巴基斯坦取得獨立。在越南戰爭末期,美國在北越海防港周圍布設水雷,有效切斷了該港口的物資補給線,從而為華盛頓在和平談判中贏得了重要籌碼。不過,自兩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傳統的艦艇封鎖已逐漸讓位于更具現代色彩的經濟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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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在當今時代,摧毀敵國經濟更多地依賴于絕對的空中優勢,而非單純的制海權。另一方面,當代“封鎖”最具破壞力的武器,或許是美國獨有的金融霸權——能夠將伊朗、朝鮮或俄羅斯等競爭對手徹底排除在以美元為基礎的國際金融體系之外,盡管華盛頓官方將其統稱為“經濟制裁”。
將經濟制裁武器化的國家并非只有美國。自2017年起的三年多時間里,沙特阿拉伯切斷了半島國家卡塔爾的陸海空通道。這場極限施壓運動同時獲得了阿拉伯聯合酋長國、巴林和埃及的支持。此外,傳統的武力封鎖依然奏效:近年來,沙特阿拉伯同樣牢牢控制著也門的領海與領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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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羅德伯里針對封鎖歷史的研究表明,成功的封鎖行動往往需要持續較長時間,因為其破壞效應的顯現需要一個過程,且通常需要軍事打擊等其他高壓手段的配合。他指出,封鎖行動之所以容易走向失敗,是因為“決策者總是低估了敵方規避封鎖的手段與韌性”。
布羅德伯里舉例稱,英國之所以能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熬過德國的封鎖,是因為其開始采用多船護航編隊進口糧食。在軍艦的護衛下,這些船隊安全抵達港口的概率超過99%。
反觀德國,盡管其糧食自給率相對較高,卻被推向了饑荒的邊緣。這是因為英國的反向封鎖加劇了德國國內的農業危機——大量的馬匹和農民被從農田強行征調到了戰場。
此外,封鎖極易引發連鎖反應,波及第三方國家。如果美國在霍爾木茲海峽的行動徹底切斷了伊朗的石油出口,印度將面臨嚴重的能源短缺,這甚至可能將這兩個大國更直接地卷入沖突漩渦。英國智庫皇家聯合軍種研究所的海軍力量專家西達爾特·考沙爾對此分析稱:“這將徹底改變各方的政治算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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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沙爾回顧道,在美國南北戰爭期間,北方聯邦對南方邦聯港口的封鎖導致英國失去了重要的棉花供應,這迫使當時的世界頭號軍事強國開始盤算如何打破封鎖。“北方聯邦后來之所以放松封鎖,純粹是出于對激怒英國的忌憚,”考沙爾指出。“我們絕不能天真地以為,美國會是唯一一個利用這套新規則行事的國家。”艾利森警告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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