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立志：也談“落后就要挨打”

在我們的理念中，“落后就要挨打”有著不短的歷史。長期以來，當問到“落后就要挨打”的出處時，人們往往會不假思索地回答，這來自我們某位偉人的語錄。其實不然。如同我們的很多東西是從蘇聯進口、帶有蘇聯色彩一樣，“落后就要挨打”也是從蘇聯引進的。

“落后就要挨打”的“版權”屬于斯大林。這句話最初出現在斯大林1931年2月4日在全蘇社會主義工業工作人員第一次代表會議上所作的《論經濟工作人員的任務》演講中：“延緩速度就是落后。而落后者是要挨打的。但是我們不愿意挨打。不，我們絕對不愿意！舊俄歷史的特征之一就是它因為落后而不斷挨打。蒙古的可汗打過它，土耳其的貴族打過它，瑞典的封建主打過它，波蘭和立陶宛的地主打過它，英國和法國的資本家打過它，日本的貴族打過它。大家都打過它，就是因為它落后。因為它的軍事落后，文化落后，國家制度落后，工業落后，農業落后。大家都打它，因為這既可獲利，又不會受到懲罰……打落后者，打弱者——這已經成了剝削者的規律。這就是資本主義弱肉強食的規律。”

今天的人們，在談及“落后就要挨打”時，通常與我國近代史上的遭遇聯系在一起。不過，中國與列強的關系，往往被誤解為弱小與強大的關系。近代史上的中國，是一個老大而虛弱的皇權專制帝國，被稱為“東亞病夫”；打上門來的強盜，則是年輕而強大的資本主義國家，被稱為“西方列強”。這就給人一種印象，“落后就要挨打”其實是“弱小就要挨打”。斯大林在演講中是將“打落后者，打弱者”相提并論的。

但“落后”與“弱小”并不是同義詞，“弱小”的對立面是“強大”，“落后”的對立面是“先進”。然而，一旦將“落后就要挨打”放到中國近代史的語境里，我們就會感到，作為一種分析工具，“先進”與“落后”的概念過于籠統，總該有一些可以測度的數量與質量指標。現實中，人們看重的指標往往過于物質化，如軍事、經濟等，于是就認為中國落后的根本因素是武器不如人、經濟不如人。從174年前英國的堅船利炮，到100年后日本的飛機大炮都是如此，軍力羸弱、經濟困窘的中國，注定了只能挨打受氣。

斯大林在論述“落后就要挨打”時，曾以排比句式一連列出了俄羅斯“軍事落后，文化落后，國家制度落后，工業落后，農業落后”五個方面，可見“落后”是綜合指標，而非孤立指標。

客觀分析近代史上我國屢屢挨打的真正教訓，既不能簡單歸罪于西方列強的窮兇極惡，也不能簡單歸罪于清王朝的愚昧封閉。將重大歷史過錯推給外部、推給過去、推給個人，不是對國家、民族負責任的表現，而應從綜合指標的角度，從“國家制度”“社會制度”的角度，從時代潮流、歷史規律的角度看問題，才有可能真正找到中國自身的病原體，才有可能避免因心境復雜、神經過敏而諱疾忌醫。

作為“落后就要挨打”的“逆定理”，是否意味著“挨打的就是落后的”“打人的就是先進的”？筆者之所以質疑這句話的真理性，是以中國的歷史進程為根據的。女真滅北宋、蒙古滅南宋、后金滅大明，在經濟發展、社會結構、文明程度等方面，無論如何都得不出兩宋與大明的挨打，是因為它們的經濟發展、社會結構、文明程度等綜合指標比女真、蒙古、后金更落后的結論，即使從純粹的軍事角度分析，“落后就要挨打”也不成立。即以領袖向來推崇的楚漢成皋之戰、新漢昆陽之戰、袁曹官渡之戰、吳魏赤壁之戰、吳蜀彝陵之戰、秦晉淝水之戰為例，這些都是以少勝多、以弱勝強的典型戰例。“挨打”的不僅不是“落后”方、“弱小”方，反而是原本的“先進”方、強大方。“打人”的不僅不是“先進”方、“強大”方，反而是原本的“落后”方、“弱小”方。

“落后就要挨打”屬于全稱肯定判斷，其含義是，所有“落后”者（包括國家、民族、軍隊、組織、個人等）都要“挨打”，不僅是不可避免的，也是無一例外的。一個國家、民族，某些方面落后并不等于全面落后；今天落后并不意味著明天落后；相對某甲落后，相對某乙未必落后。因此，“挨打”并不總是“落后”的歸宿，“打人”也并不總是“先進”的專利。按之四鄰，許多國家相對我國是“落后”的，它們并未因其落后而被中國打得鼻青臉腫，中國也未恃先進而打遍四鄰。要是把“落后就要挨打”當作規律，那么“先進就要打人”就會成為定理，倘若如此，弱肉強食豈不成了通行世界的規則，我們的星球豈不成了獅群與角馬“血肉平衡”的塞倫蓋蒂草原？

“落后就要挨打”既是全稱肯定判斷，由此推斷，斯大林將此概括為“剝削者的規律”“資本主義弱肉強食的規律”就無法成立。在這個前提下，如果“落后”的社會主義國家“挨打”可以此來解釋，如果“挨打”的是資本主義國家，又當如何解釋呢？當然，蘇聯的理論告訴我們，“帝國主義就是戰爭”，帝國主義之間也會互相傾軋、弱肉強食。正如我們所知道的，20世紀六七十年代世界爆發的大大小小的戰爭，主要發生在社會主義國家之間，如蘇聯與捷克斯洛伐克、蘇聯與阿富汗（當時曾以社會主義相標榜）、中國與蘇聯、中國與越南、越南與紅色高棉等。在這一時期，帝國主義之間的戰爭倒沒怎么發生。在這樣的情況下，是否可以說“落后就要挨打”其實既非“剝削者的規律”，也非“資本主義弱肉強食的規律”，或者干脆可以說它什么規律都不是？

回顧近現代史，從兩次鴉片戰爭、俄國侵吞國土、中日甲午海戰、八國聯軍進京到日本全面侵華，在100年的時間內中國屢屢挨打。許多同胞相信，中國當時之慘敗，根本原因是裝備落后無法抵擋列強的船堅炮利。

如果說明朝永樂三年（1405年）鄭和下西洋（甚至比歐洲的哥倫布發現新大陸還早87年）純為弘揚國威、炫耀武力，那么崇禎六年（1633年）鄭芝龍（鄭成功之父）已經在實戰中擊敗了荷蘭殖民者。當年10月22日，鄭芝龍指揮艦隊在金門料羅灣全殲了荷蘭艦隊。英國人李約瑟不無夸張地指出：“明代海軍在歷史上可能比任何亞洲國家都出色……所有歐洲國家聯合起來，可以說都無法與明代海軍匹敵。”

這些當然都是“祖上闊過”的證據。即使在鴉片戰爭時期，中國的海上力量也并非不堪。曾有報道稱，百多年來國人一直都在感嘆的鴉片戰爭“英夷船堅炮利”，真相并非如此，“英國遠征軍使用的仍然是木質戰船，而不是‘鐵甲艦’”，“英國人使用的火藥也是黑火藥，只是配方有所改進”而已，進而得出結論：“鴉片戰爭期間英國火炮雖然比大清帝國的好，但二者也沒有什么‘質’的差別。”英軍敢于不遠萬里，勞師遠征，以區區萬人之眾和并無絕對優勢的武器進犯一個擁兵百萬的國度，原因何在？

我們可以分析50多年后發生的另一重大事件——中日甲午海戰。北洋水師1885年購自德國的“定遠”“鎮遠”兩艘主力艦，排水量均為7335噸，艦首主炮口徑305毫米，當時不但在亞洲是一流的，而且在九年后的甲午海戰中仍然讓日艦畏懼。然而，清政府雖然擁有一支強大的海軍，卻敗給了素為國人所蔑視的彈丸之國——日本。可見，北洋水師在甲午海戰的失利，不能僅僅考察表面的物質技術或武器裝備的差距，而是另有原因。

一國的軍事力量，當然必須以經濟實力為基礎。考察中國當時的經濟狀況，也決不是“落后”二字可一言以蔽之。據荷蘭經濟史專家麥迪遜統計，1820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GDP）占世界總量的28.7%，大大高于英國GDP占比5.2%和日本占比3.1%的比率。美國歷史學家保羅·肯尼迪提供的數字證明，1830年中國在世界工業生產的相對份額占比為29.8%，略低于整個歐洲的34.2%，但大大高于英國的9.5%和日本的2.8%。然而1840年中國先敗于英國，1894年再敗給日本，全球GDP第一的大國為何照樣挨打？可見，“挨打”并非限于軍事與經濟這樣的孤立因素。

法國歷史學家佩雷菲特曾對上世紀的中國發出這樣的感嘆：“為什么中國直到16和17世紀仍能以大量的發明和講究文明領先于西歐成為世界上最先進的國家？為什么隨后它卻讓別國趕上，然后被人超過，而到19世紀它的部分領土竟像由停留在石器時代的部落居住的地方一樣淪為殖民地呢？以致到了20世紀，它竟成了世界上最落后、最貧窮的國家之一？”既然經濟、軍事不是中國在近代史上累次挨打之理由，那么中國的遭遇到底說明了什么？

盡管鴉片戰爭發生前，清王朝出現了“康乾之治”；盡管甲午戰爭發生前，清王朝卻意外地“同治中興”，然而，前者不過是“落日之余輝”，后者亦不過是“回光之返照”。清兵入關之際，正是英國產業革命發生之時，以衰敗封建主義之弱軀，抵御新興資本主義之強體，鴉片戰爭焉能不敗；“同治中興”之際，正值日本“明治維新”之時，以“敬天法祖”“中體西用”之僵化，抵御脫亞入歐、“和魂洋才”之創新，焉能取勝？

清王朝之被動挨打，從根本上說，是由于這個垂死的封建王朝無視時代潮流，昧于世界大勢的必然結果。陶醉于外表光鮮、內囊朽爛的天朝上國，為保住多年的權力和利益，對早已過時的祖宗之法抱殘守缺，以“國情特殊”“歷史悠久”“制度優越”為借口，無視或敵視人類創造的共同文明，拒絕學習、拒絕交流、拒絕改革、拒絕進步，致使古老的華夏文明淪為中世紀的“出土文物”，從而為業已變化的世界潮流所拋棄。逆世界潮流而動的南轅北轍，較之經濟、軍事的暫時落后更無可救藥。

其次是在經濟上，滿足于自給自足。18世紀末期，英國使臣馬戛爾尼訪華，只因拒行跪拜之禮，年邁的乾隆皇帝竟然拒絕了對方的通商要求，拒絕的理由很有名：“天朝物產豐盈，無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貨物以通有無。”名為自給自足，實則閉關鎖國，其結果如何，世人皆知。

技術上也是如此。明末清初，“開花炮彈”（榴彈）已廣泛應用于戰爭。一訖康熙平定天下，隨即馬放南山、刀槍入庫，忘記了居安思危、有備無患；繼則全力消弭隱患，阻止武器的研發與擴散。100多年后，英艦從海上打來，甚至林則徐也不知“開花炮彈”為何物。直至左宗棠西征新疆，在陜西鳳翔發現了“開花炮彈”，不禁感慨：“利器之入中土三百余年矣，使當時有人留心及此，何至島族縱橫海上，數十年挾此傲我？”

在政治上，頑固抗拒時代潮流，強力壓制政治改革。如果說以引進武器與技術為特征的洋務運動尚能接受的話，那么，政治體制的任何改革都是不能容忍的。半個世紀割地賠款、喪權辱國的沉痛教訓，根本無法喚醒執迷不悟、權迷心竅的清政府。維新志士慘遭鎮壓，譚嗣同等人血染菜市口，而他們的要求不過是君主立憲而已。

慈禧太后在發動戊戌政變之后，喝斥光緒皇帝：“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也，汝何敢任意妄為！”“康有為之法，能勝于祖宗所立之法？”“難道祖宗不如西法，鬼子反重于祖宗乎？”強調“祖宗之法”的核心是維持“家天下”。1900年當八國聯軍攻陷北京，慈禧太后狼狽“西狩”之后，此時“祖宗之法”已不重要，重又揀回維新派的“反動遺產”，親自推動君主立憲，前提卻是“大清皇帝統治大清帝國，萬世一系，永永尊戴”。然而，歷史、時代、人民都對這個腐敗政府失去了耐心。革命跑贏了改革，辛亥革命爆發。清廷，這個統治中國280年的王朝，終于在新世紀的晨曦里走進了歷史的墳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