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人道主義援助物資抵達,伊朗總統當場表示感謝,但很快,美國就發動了經濟攻勢,還威脅要制裁中企。
伊朗總統的感覺,想要表達什么?美國在這個時候發動經濟攻勢,又有怎樣的意圖?
很多人只看最近中伊關系升溫,卻忽略了一件事:伊朗并不是突然改變方向,而是被現實一步一步推到今天的位置,把時間往回看三十年,事情就會清楚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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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前后,伊朗把德黑蘭地鐵項目交給中國企業建設,總投資接近90億人民幣。這在當時的中東屬于非常大的基礎設施工程,也說明伊朗對中國的信任程度。
隨后雙方合作繼續加深,2004年,伊朗又把胡澤斯坦省核電站核心建設交給中國企業參與,差不多同一時期,中國汽車企業也開始進入伊朗市場,從生產到銷售,一合作就是十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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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合作有個共同特點:不是停留在口號,而是一步一步做項目。地鐵建好了,核電站開始運轉,汽車跑在街上,普通伊朗人都能看到變化,三十多年下來,中伊之間的關系就是這樣慢慢積累起來的。
但美國的回應卻是繼續擴大制裁。后來伊朗總統魯哈尼推動伊核協議談判,2015年終于達成協議,伊朗同意限制核計劃,國際社會也準備逐步解除制裁。
結果2018年,美國總統特朗普宣布退出伊核協議,恢復對伊朗的全面制裁,等到拜登政府上臺之后,雖然多次表示希望重啟談判,但始終沒有真正恢復原來的協議框架。
這種反復讓伊朗國內逐漸形成一個共識:和美國簽協議并不穩定,因為美國政府一換屆,政策就可能全部推翻。
在這樣的背景下,伊朗總統佩澤希齊揚后來提出“共同反霸”,其實并不是情緒化發言,而是一種戰略調整。
伊朗越來越多的政策制定者認為,美國長期打壓伊朗,不只是核問題,更是地緣戰略的一部分,一方面壓制伊朗,另一方面限制中國在中東的發展空間。
因此,當中國與伊朗合作越來越多時,伊朗選擇進一步靠近,其實是三十多年外交經驗積累后的結果,而不是一時沖動。
面對中伊關系加深,美國最常用的手段仍然是經濟制裁,其中最典型的,就是所謂“二級制裁”。簡單說,就是警告全球銀行和企業:如果你和伊朗做生意,就可能被排除在美元體系之外。
過去幾十年,這一招確實威力很大,因為全球貿易很多都依賴美元結算。但現在情況正在慢慢變化。
一個重要背景是美國近年的貿易政策,2025年,美國對中國商品大規模加征關稅,很多產品稅率直接達到三位數,當時的目標很明確,就是通過關稅打擊中國制造業。
但現實情況并沒有完全按照預想發展。中國商品并沒有消失,而是通過第三方國家進入美國市場。
供應鏈從直接出口變成轉口貿易,比如經由東南亞或其他地區再進入美國,這樣一來,運輸成本增加,中間環節變多,美國企業采購成本反而更高。
最終這些成本大多轉嫁到消費者身上,美國國內物價壓力也因此增加。很多企業和消費者開始對關稅政策表達不滿。
在這種情況下,美國財政部長貝森特再提出加強“二級制裁”,國際社會的反應就變得比較復雜,很多國家開始重新計算風險和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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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中東國家在能源貿易中嘗試使用本幣結算,或者通過其他金融渠道完成交易。
美元體系仍然是全球金融的核心,但它已經不像過去那樣具有絕對優勢。當制裁被頻繁使用時,其他國家自然會尋找替代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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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在幾十年的制裁環境中逐漸形成了一套適應模式。從石油出口到部分工業生產,很多領域已經習慣在制裁環境下運行,經濟壓力依然存在,但國家并沒有因此崩潰。
因此現在出現一個比較微妙的局面:美國制裁的聲音越來越強硬,但真正跟進的國家卻沒有以前那么多。很多政府保持觀望態度,不公開反對美國,也不完全跟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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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意味著,美國經濟制裁依然是重要工具,但已經不像二十年前那樣具有壓倒性效果。
在這種背景下,美國政府內部也出現了一些比較不同尋常的動作。其中最引人注意的,就是美國國防部長赫格塞思提出所謂的“經濟狂怒”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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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美國政府長期的分工,經濟制裁通常由財政部門和商務部門負責,而國防部門主要處理軍事和安全事務。
但這次赫格塞思卻主動站出來談經濟制裁,還提出新的對伊朗施壓方案,這種跨部門發聲并不常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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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背后反映的,其實是華盛頓對中東局勢變化的焦慮。過去幾十年,美國在中東擁有非常強的影響力,但近幾年局勢開始發生變化。
2021年美國從阿富汗撤軍之后,美國在中東的軍事存在逐漸調整。同時,中國在中東的經貿合作不斷擴大,從能源貿易到基礎設施建設項目都在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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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中國向伊朗提供58噸物資并運抵德黑蘭時,伊朗總統佩澤希齊揚親自表示感謝,這個畫面本身就具有很強的象征意義,中伊關系已經進入更穩定的合作階段。
對美國來說,這種變化意味著影響力正在重新分配。于是華盛頓不斷提出新的制裁方案,希望重新掌握主動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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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現實問題是,美國現在可以使用的工具并沒有過去那么多,軍事行動風險很高,經濟制裁效果在下降,而外交政策又容易受到美國國內政治周期影響,每一屆政府都可能改變方向。
中東國家現在普遍在觀察一件事:誰的政策更加穩定,誰的合作更加長期,中國這些年的做法比較簡單,主要集中在經濟合作,比如基礎設施建設、能源貿易和產業項目,而且很少附加政治條件。
這種方式看起來并不激烈,但時間越長效果越明顯,幾十年下來,一條地鐵、一座港口、一條公路慢慢建起來,合作關系也逐漸穩固。
因此現在的中東格局正在重新排列,美國仍然是重要力量,但已經不再是唯一中心,越來越多國家開始在不同大國之間尋找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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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樣的背景下,像赫格塞思提出“經濟狂怒”計劃這樣的強硬表態,其實更像是一種焦慮信號,華盛頓正在努力適應一個影響力逐漸分散的新中東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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