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青霉素，如何從“天價”到“白菜價”，并占全球90%的市場

一根金條，才換一管藥。你可能覺得我們在瞎說。但這事兒是真的，七十多年前的中國，青霉素就是這個價。誰家攤上個感染發(fā)炎，想弄一管青霉素？難度不亞于現(xiàn)在去北京三環(huán)全款買房。

再看看今天呢？隨便走進一家藥房，幾塊錢一盒的青霉素類藥物擺在貨架上，連眼皮都沒人抬一下。更離譜的是——全世界90%的青霉素，都是中國產(chǎn)的。 我們一年能造10萬噸，全球需求量撐死5到6萬噸，產(chǎn)能直接外溢。

從＂天價神藥＂變成＂白菜價＂，中間發(fā)生了什么？這背后的故事，我們今天好好聊聊。青霉素這東西，最早跟中國沒一毛錢關系。

1928年，英國一個叫亞歷山大·弗萊明的醫(yī)學博士，在實驗室里偶然瞅見培養(yǎng)皿上長了一坨霉菌，周圍的細菌全死了。他當時可能都沒想到，這坨不起眼的青霉菌，后來會改寫人類醫(yī)學史。弗萊明也因此得了個響當當?shù)拿枴⑶嗝顾刂福ⅰ?/p>

但發(fā)現(xiàn)歸發(fā)現(xiàn)，提純這事兒把弗萊明難住了。折騰了十來年，他實在沒轍，1939年把菌體交給了弗洛里以及錢恩兩位科學家。這倆人接手之后做了不少實驗，有進展，可離＂給人打針用＂還差得遠。

真正的轉折出現(xiàn)在1943年。美國農(nóng)業(yè)部門發(fā)現(xiàn)，發(fā)酵的玉米漿里含有大量青霉素原料。這一下子打通了工業(yè)化量產(chǎn)的路子。

同年，青霉素被送上了二戰(zhàn)前線，從死神手里搶回了一大批盟軍傷兵的命。后來人們把青霉素與原子彈、雷達并列，叫作＂二戰(zhàn)三大發(fā)明＂。弗萊明、弗洛里、錢恩三人也因此拿了1945年諾貝爾醫(yī)學獎。

那中國這邊呢？也沒閑著。

1943年，醫(yī)學博士湯飛凡帶著一幫同事，在昆明造出了每瓶五萬單位的青霉素。能造了，但量太少，根本不夠用。二戰(zhàn)結束后美國放開了出口限制，1948年甚至在上海幫著建了座青霉素工廠。

這聽起來挺好吧？可壞就壞在民國那個政府。進口來的青霉素，沒進藥房，全讓買辦階級截了，轉手拿到黑市上倒賣。

那年頭國民政府瘋狂印票子，法幣貶值到連擦屁股都嫌硬。黑市商人精得很，直接把青霉素當硬通貨囤著。你想象一下那個場景——上海某條弄堂里，有人捏著一根金條顫顫巍巍地遞過去，就為了換巴掌大一管藥。普通老百姓？想都不用想。1949年，天翻地覆。新中國成立了。

可日子還沒緩過來，朝鮮那邊就打起來了。志愿軍跨過鴨綠江，缺吃少穿，藥更是要命地缺。偏偏這時候，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集體使壞——對中國搞全面貿(mào)易禁運。

石油不讓進，化工品不讓進，連救命的藥都不讓進。美國人更絕，直接停了上海青霉素工廠的玉米原漿以及乳酸供應。這兩樣東西是量產(chǎn)青霉素的核心原料，斷了它們，工廠就是個擺設。

香港離大陸近，按理說是條路子。可香港那時候歸英國管，港英政府為了配合禁運，下了條死命令——發(fā)現(xiàn)往大陸方向走私的船，直接開槍。我們攥著錢也買不著東西，因為沒人敢賣。就在這個節(jié)骨眼上，有個人豁出去了。

霍英東。 香港搞房地產(chǎn)的大富商。說實話，這人當時已經(jīng)賺得盆滿缽滿，犯不上拿命去冒險。可他偏偏就干了一件所有人都覺得瘋了的事——拉上自己的私人船隊，給志愿軍走私物資。

汽油、軍需物資、還有最緊缺的青霉素，一趟一趟地從香港往內(nèi)地運。港英政府的巡邏艇在海面上來回轉，霍英東的船就在炮口底下穿過去。我們現(xiàn)在坐在屏幕前看這段歷史，可能覺得稀松平常。但你真去設身處地想想，那是要掉腦袋的事。

靠著霍英東冒死運來的青霉素，一大批志愿軍傷員保住了命。他后來被稱為＂紅頂巨賈＂，這四個字可不是白叫的。但走私這條路，走不長久。

霍英東的貨優(yōu)先供前線，數(shù)量本來就有限，普通老百姓基本分不到。中央想明白了一件事：靠別人靠不住，必須自己能造。關鍵人物這時候登場了——張為申。

張為申1946年去了美國威斯康辛大學，讀的生物化學，拿了博士學位，留校做了研究員。1951年，他做了個讓身邊人都想不通的決定——不干了，回中國。 他帶著導師送的青霉素樣本，一路輾轉，沖破層層阻礙回到國內(nèi)，進了中央生物制品研究所當主任技師，專攻青霉素研發(fā)。

擺在他面前的難題很直白：美國把原料卡死了，玉米原漿進不來，乳酸也進不來。沒米你怎么做飯？張為申的辦法就一個字——換。

他試了無數(shù)種材料。最后在一種誰都想不到的東西里找到了答案——棉籽餅粉。就是農(nóng)民拿來肥地的玩意兒，便宜得不能再便宜。結果發(fā)現(xiàn)它能替代進口的玉米原漿。緊接著，他又從國產(chǎn)玉米里提取出了替代乳酸的成分。兩條命脈全部實現(xiàn)了國產(chǎn)替代。

1953年5月，上海第三制藥廠，青霉素正式投產(chǎn)。我們來捋一下這個時間線：1949年建國，1953年投產(chǎn)。中間才四年。那個年代要啥沒啥，全靠一幫科研人員在實驗室里拿命死磕。

更關鍵的一點在成本。棉籽餅粉比進口玉米漿便宜太多了。國產(chǎn)玉米提取物比進口乳酸也是一個天一個地。原料成本斷崖式下降，再趕上五十年代國家推的工業(yè)化運動，制藥廠在各地一家接一家地冒出來。工廠多了，工藝成熟了，產(chǎn)量蹭蹭往上漲，價格就跟著往下掉。

從一根金條換一管藥，到誰都用得起，前后大概就五年。 擱在哪個國家的工業(yè)史里，這都夠寫一整本書了。

我們站在2026年再回頭看這段歷史，感觸特別深。這兩年中美博弈持續(xù)升溫，關稅一輪接一輪地加碼，全球供應鏈震蕩不安。＂自主可控＂這四個字天天掛在嘴邊，可七十多年前的青霉素故事早就把道理講透了——你不賣給我，我就自己造。造出來之后，我還能比你便宜。

拿今天的芯片困局來說，本質上與當年青霉素被卡脖子沒有什么區(qū)別。區(qū)別在于，我們這代人有沒有當年那股子勁。

如今中國青霉素年產(chǎn)10萬噸，占全球90%的市場份額。價格便宜，藥效過硬，全世界都在買。當年搞禁運的那幫人要是知道這個結果，大概腸子都要悔青。封鎖這種東西，從來殺不死一個有骨氣的民族。它只會逼著你走出一條更硬的路來。

霍英東，一個把命搭進去運藥的商人。張為申，一個扔掉美國綠卡回來搞科研的學者。他們倆，一個在海上搏命，一個在實驗室死磕。新中國最難的那幾年，就是這些人撐起來的。這樣的人，我們不該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