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造就生命，曠野即是家園

曾幾何時，城市以堅固的壁壘宣示權力的中心，護衛人們的晝夜安寧，也把人們的生活和身體囚禁其中。現代化的蒸汽動力打破了物理上的隔閡，現代信息技術和全球商業貿易勾連了地球村。然而，初民崛起的那片密林和荒野，被我們頑固地拒于門外。除了少數文學的贊頌和哲學的溯源之外，曠野正不斷從地球上也從人們的心靈中退出。當“缸中之腦”從假想變為現實，當人們躲進任何一塊電子屏幕即可獲取所有信息和瞬時快樂，是誰還在眷戀曠野？

關于愛、失去和自然的療愈

英國詩人丁尼生在《五月的承諾》里寫道：“若想展翅飛翔，必先破殼而出。”英國作家雷諾·溫恩把它用作《寂靜的曠野》書中的第一部分題詞。

《寂靜的曠野》，[英]雷諾·溫恩 著，姜思成 席 坤 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23年出版

雷諾和茂斯是一對年過半百的患難夫妻，因為一些意外的狀況失去了財產和住所。雪上加霜的是，丈夫茂斯又被確診為“典型或罕見形式”的皮質基底節變性（一種神經退行性疾病）。這對于深愛曠野的茂斯和深愛丈夫的雷諾來說，猶如戀愛時一起登上一座陡峭的懸崖露營，半夜遭遇狂風暴雨，在猶如末日一般的黑暗里，只有緊緊相擁、奮力抵抗，才能不被洪水打散。他們選擇以一場徒步遠行來重啟生命之旅，這場遠行被記錄在雷諾的處女作《鹽之路》中，引起了讀者的關注。

面對病情反反復復、記憶日漸衰退、行動日漸遲緩的丈夫，寫作是一種回憶，也是一種傾訴。雷諾是一個農場姑娘，山谷中薄霧籠罩的小路，橡樹、榆樹、山毛櫸組成的森林，籬笆墻內寬敞的農舍，組成了“我的故鄉、我的童年、那個幼小的我和我腳下這片一切如故的熱土”。茂斯是一個小鎮青年，但他的目光從小就流連于山林與山丘，內心聽從大山的呼喚，總是想回到鋼鐵叢林之前真正的原野。他們在校園相遇，一起徒步、攀巖、登山。對自然的熱愛聯接了兩顆年輕的心。

歲月變遷，農場被收回，現代化的智能房屋取代了農舍搖搖晃晃的黏土墻和石板屋頂，以及古樸的吊窗和生機盎然的花園；村民們紛紛外出，上班族和退休人員雖然住在這里，但他們的生活也早已不在這里。雷諾“游走在正常世界的邊緣”，“在磚瓦、石板和混凝土中掙扎”，幻想著一個只需要綠色、微風、陽光和鳥鳴的自然世界，一個安全感和歸屬感的所在，“沒有它，我將永遠殘缺”。

母親的突然中風也讓雷諾在生死之間更加困惑。讓軀體在病痛中茍延，還是讓生命在尊嚴中逝去？我們到底想要什么樣的生命？茂斯的記憶一天天變得縹緲，或許某天會完全忘記愛人和過往，是不是就這樣放棄？在新朋友的資助下，重建一個“野生化”的農場，是不是還有機會？那將是一個《柳林風聲》般的“童話世界”，河鼠、獾、鼴鼠、癩蛤蟆開心地生活于其中，吵吵鬧鬧，也熱熱鬧鬧，連同所有渴望回到自然、親近自然的人們。奇妙的是，在農場建設的忙碌和混亂中，“茂斯的身體找到了一種方法，可以繼續生活下去。就像消除人類對這片土地的嚴重干擾可以讓野生動物回歸農場一樣，茂斯通過回歸更自然的生存狀態得以生存”。

對城市人群的疏離、對生命的領悟和不放棄希望、自然的回歸和自我的重建、一種濃郁的鄉土情懷——在英國偉大而悠久的文學傳統里，像這樣一部勵志題材的自然文學作品算不上了不起的杰作。但或許正是因為它像自然一樣樸實而真實，給城市中蕓蕓眾生疲憊的身體、病態的心靈注入了某種清新的活力。

圖源：視覺中國

世界吻我以痛，而我報之以歌

自然贈予我們生命和生存的條件，但自然不是伊甸園。人們向自然中尋求庇護、撫慰、啟迪和勇氣，而自然給予我們的更多是荒蠻、貧乏、未知和考驗。當格蕾特爾·埃里克在遭遇了生命中一段悲慘的時光，“醒來不知自己是誰，不知自己是男是女，不知哪只牙刷屬于我”時，她來到美國西部懷俄明州的曠野。她準備放下那些對于生活的欲望——“城市環境、老朋友、熟悉的舒適”，“平生第一次，我在大地上居住，不需要任何借口，不需要任何自我推銷的計劃”。

“懷俄明”源自印第安語，意為“大平原”，但那里其實都是山谷，龐大而干燥的山谷。冬季持續六個月，寒冷而寂靜，氣溫接近甚至超過零下40℃，汽車動不了，人的身心也變得停滯，“景觀硬化成空間的地牢”。在廣袤中擁有遼闊的視野，但也讓人迷失于空蕩。“多如牛毛的風和響尾蛇”，“在孤立隔絕狀態中進進出出”的人們，因為稀少的人口而變得沉默、壓抑的情感，因為遙遠的距離而變得簡潔、古怪的言語。格蕾特爾用同樣風格的文字總結道：“空間造就生命。世界即是家園。”

當世界上越來越多的人把城市、幾何形狀層層堆疊的樓房當作家園，懷俄明人的住所依然是“防空洞式小屋、矮棚屋、小木屋、牧羊點，以及像是被風胡亂吹來的浮木堆砌而成的木柵欄”。李娟筆下的阿勒泰和冬牧場，大抵亦是如此。在一樣荒涼的地表上，也有著一樣重復的生活：放牧，割草，屠宰，擠奶，在每一個嚴冬到來之際，驅使牲畜大規模地轉場。土地錨定著人們，時間轉換著生活——“地理融合時間/等于命運。”（約瑟夫·布羅茨基）

不像電影中浮夸的牛仔，牧民們的生活粗糲而堅韌、堅韌而溫柔。一個不小心砍掉自己半只腳掌的牧民，在掙扎著去開皮卡前往鎮醫院時，不忘駛出牧場大門后下來關上大門。過后他說：那怎么辦？讓人家跑到醫院里跟我說牛跑出來了？另一個牧民在狩獵時犯了心臟病，他的同伴給半昏半醒的他灌下馬匹使用的鎮痛劑，然后把他捆到馬上，帶去30公里外的鎮醫院。一個帶著八個孩子、屢次被丈夫拋棄的女牧民，“努力保持著一種魯莽的馴馬師般的幽默感，哭一會兒，再死命干一會兒活”。一個獨自管理牧場的女人，一槍射掉了在她家牧場上放牛的鄰居的帽子，但當鄰居中風時，她去照顧他，而他的帽子依然掛在她家的壁爐上。“在此地，好好生活，無論是在情感上還是在物質上，都是一門需要妥協將就的藝術……堅韌就是脆弱，溫柔才是真正的兇猛。”

漫長的工時、酗酒還有酷寒，而“孤獨比寒冷還要命”。在放牧時往往連續兩周甚至一個月見不到人跡。一個喝大了的牧羊人見人就道：“跟我說說話唄。”一位77歲的牧羊人年輕時為人們演奏手風琴，而現在他只為羊演奏。馬匹成了她無話不說的好閨蜜，而見人開口時又不知如何措詞。《曠野的慰藉》作者給朋友寫信傾訴：“真正的慰藉就是找不到任何慰藉，換言之，慰藉無處不在。”那時，她剛剛失去了摯愛的人，但她在懷俄明拍一部紀錄片，沒有回去參加他的葬禮，“心想孤獨也許就是孤獨的解藥”。

《曠野的慰藉》，[美]格蕾特爾·埃里克 著，匡詠梅 譯，文匯出版社2026年出版

在外人看來，懷俄明如月球般荒涼，風過后雪化時，徒留一堆堆化石、瑪瑙和處于不同腐爛階段的動物尸體。人們就像巖石，被爬，被踢，被風吹雨打雪刮，能做的只有接受，“我被愛，被恨，被調戲，被容忍。我融入其中”。曠野脫去人們虛假的身份，還以一個全新的自我，“自然中的一切，都在不斷地邀請我們成為我們自己”。恰如電影《荒野生存》中只身走向阿拉斯加的克里斯，當一切證件和號碼都不再代表你，你才能認識你自己。寫作也是一種落于紙頁的土地的質地：天氣、光線、風、無常的教訓、生命的渴望——“皆是碎石，希望可以形成堅實的路基”。格蕾特爾把最終的領悟寫在了最初的前言里。

《曠野的慰藉》成書于1984年，榮獲2010年首屆梭羅獎，后來的獲獎者包括大名鼎鼎的E.O.威爾遜、珍·古道爾和羅伯特·麥克法倫等。

在中國古詩里發現道路和方向

相比曠野中的行走和游牧，詩人的歌詠、哲人的沉思似乎顯得單純又單薄。然而，地球生命在35億年的繁衍更迭里，從未像現在這樣處于自我毀滅的危急關頭，人類向著精神更深邃處探尋，而人類精神賴以存在的外部世界正在走向第六次大滅絕的深淵邊緣。氣候危機、環境惡化、物種銳減、能源耗竭，地球行星的盎然生機正一步步被人類的貪欲掏空，而新技術和金融資本支撐的太空探索似乎只是在做逃離的準備，并未打算拯救承載著80億人口的地球家園。除了呼喚詩意和哲思，我們還能做什么？

從古希臘哲學中的理念論開始確立的二元世界里，經驗世界的真實性一直只被賦予從屬地位；經過基督教的神學敘事，直到現代科學和技術的發展邏輯，人類遂以對自然的壓榨和剝削為能事，把自然僅僅當作仆從，當作為我們而存在、有待開發、予取予求的資源。當一切資源被揮霍殆盡，誰還愿與大地共生、與自然一體？“我們與生命之網自舊石器時代就有的親緣，被撕裂得如此徹底。”

美國漢學家戴維·欣頓認為，自新石器時代開始，當人類第一次手握一把精致的石斧，即開始了把世界當作無處不可砍削的對象。人類的語言結構和文字形態又強化了這一虛幻的主體：所有的動詞都要有其主語，“我”成了行動的中心，在一種無所不能的狂妄中，“我”也成了世界的中心。我看，我要，我想，我能，我終于把所有“非我”當作了任我使喚的工具、被我占有的財富。經驗消失了，審美消失了，沉思消失了，世界亦隨之隱匿不見。

在《野性心靈，野性大地》中，欣頓從杜牧的《鷺鷥》詩里重新發掘了早被丟棄的“舊石器時代思維”，那時，“人類自身與野性大地同親，野性大地本身是神圣的”。在杜牧的詩里，一群潔白的鳥兒在溪水中捕魚，被驚飛起的瞬間，像是映襯著遠山、飄落于晚風的一樹梨花。欣頓由此領會到：一切發生在大地上的，都發生于人類自身；一切毀滅大地的，都在毀滅人類自身。“人類應當出于對生命整體的愛意與親緣而行動。”然而，當下環境危機的重要成因，在于大多數人都生存在城市里，很少或并不與野性大地相聯結，從而失去了對這種親緣的認知。欣頓認為，我們真正缺失的，是一種引領新生活方式的觀念框架（“經”），而古代中國的道家和禪宗，恰恰為我們提供了這樣的可能。

《野性心靈，野性大地》，[美]戴維·欣頓 著，王 唯 譯，中信出版集團2025年出版

經由道家之“道”，我們可以體驗到那個莊嚴而令人敬畏的實在自身：“一個創生性的宇宙進程，一條本體論意義上的道路，地球萬物的生生滅滅、不斷變化都一直遵循著的道路。”而人類不過是萬物之一種。經由禪宗之冥想，我們將意識整合進“道”，整合進“一”，從而治愈意識從野性大地撕裂開來的巨大創傷，并“超越意識與宇宙分割的幻象，消除主體與客體之間、心靈與山水之間、自身與宇宙之間的對立”。而只有通過生態實踐，才能重建生命之網的親緣和倫理價值。

欣頓曾將大量中國典籍和詩詞譯成英文，包括《論語》《孟子》《老子》《莊子》，以及李白、杜甫、王維、陶淵明等人的作品。他從中國傳統思想資源中汲取大量元素，以期對治西方傳統中的二元傾向及人類中心主義弊端，重建自然與文明、生命與大地的連續性和整體性。這在歐洲浪漫派詩人和美國自然主義思潮的代表人物那兒并非特例，在當代環境倫理和環保領域亦非獨行。但有一點值得我們關注：他通過對漢字“經”的字源分析，闡明其為“經典”或“文化的恒常觀念或原則”的意義，并呼吁人們對塑造了當代物質存在的文化預設進行全盤改造。“這些闡明并保存我們文化預設的結構——哲學、文學、藝術——定義了我們的生活方式。”

如果從文化內核和素養深層轉變我們的方向，從傳統文化經典和藝術中重新確立能夠指導我們的“思想重心、信仰對象、情感與信念”，觀照野性大地以野性心靈，“它們或許能指明我們前進的道路”。這在人工智能迅猛發展、大學文科價值面臨爭議、通識教育被強烈呼吁的今天，尤其具有啟發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