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事的通報是有的,而且來得很快。
西北大學說,已經成立專班,已經啟動調查,已經準備對學術不端“零容忍”。句子很整齊,像操場上的口號,喊出來時,聲音洪亮,回聲也好聽。至于風散之后還剩下什么,便要看地面是否真的被踩出腳印了。
事情本也簡單,不過是幾篇論文。寫論文的人,是賈淺淺;被寫的人,是她的父親賈平凹。父親是名家,女兒寫父親,本不稀奇。只是寫著寫著,忽然有人發現,那些句子似曾相識——不,不是“似曾相識”,是“早已相識”,像老鄰居忽然換了件衣服,又站在你家門口。
于是便有了比對。
這一比,就比出了熱鬧:別人的“氣韻生動”,移來給父親的畫;別人的“黑涌涌的”,又恰好流進了自家的描述;連“筆墨與空白”的關系,也不過是換了個語序,仿佛把舊衣服翻過來穿,便算新款。最妙的是開篇的架子,與他人文章竟也相差無幾,只是換了幾塊磚的位置,便稱一座新屋。
我向來佩服這種本事:不必造磚,也不必燒窯,只需搬運與擺放,便能起一座堂皇的樓。
更有意思的,是這些文字的去處。它們并未在門口被攔住,而是大搖大擺地走進了文藝爭鳴。這刊物原也體面,曾由賈平凹做過主編。三重審稿,如三道關卡,本該層層篩選。可這一次,關卡像是節日里臨時搭的牌坊,遠看威嚴,近看卻能側身而過。
于是文章發表了,成果認定了,甚至被列為“重要學術成果”。至于那些被搬來的句子,大約也隨之“轉正”,成了新屋里的家具。
有人說,這不過是疏忽。
我卻總疑心,疏忽若能如此整齊劃一,倒也需要一種紀律。
再看細節,更添幾分趣味。“米芾拜石”寫作“米蒂拜石”,“常言道”成了“常言到”,連古爐也可以變作《古璐》。這些錯字,像墻角的青苔,本不致命,卻說明這房子未必有人細細打掃。可奇怪的是,這樣的屋子,仍然可以掛上“優秀”的牌子。
我忽然想起舊時的學堂。先生手里拿著戒尺,學生若抄襲,輕則罰寫,重則逐出門墻。那時規矩簡單,也粗暴,但至少人人知道“抄”是要挨打的。如今規矩精細了,流程復雜了,反倒有些地方,連“抄”字都變得含糊起來,仿佛只要不被大聲喊出,就可以當作未曾發生。
更妙的是關系。
寫作者研究的對象,是自己的父親;發表文章的刊物,與父親有關;任教之處,也曾與父親的職位相連。于是學術便不再只是學術,像一條回環的水渠,水從這里流出,又從那里流回,循環往復,清濁難辨。
有人稱之為“資源”,有人稱之為“傳承”。我卻總覺得,這更像是一面鏡子,對著自己照來照去,久而久之,便以為天下的臉,都是這一張。
待到事情鬧開,電話便不響了,或者響了也無人接。回應是沒有的,或者說,還在路上。沉默像一層棉被,把一切聲音都壓低了。外面的人議論紛紛,里面的人卻安然不動,仿佛只要不說話,事情便會自己過去。
但事情未必會過去。因為總有人記得。
有人提起楊本芬,說她遇到爭議時尚且致歉;也有人把這事同別的事件并列,說是某種“路徑”。這些話未必全對,卻有一股氣在里面——那是普通人對“規矩”的執念。
他們未必懂多少學術,卻懂一件事:自己的孩子寫作業,抄了同桌,是要被老師批評的。
于是問題便尖銳起來:為什么有些人可以不一樣?
“零容忍”這三個字,此時便顯得格外醒目。它像一塊匾,高高掛著,誰都看得見。只是匾再亮,也要看門里的人如何行事。若只是掛在那里供人仰望,而門內依舊舊例行走,那這“零”,恐怕只是一個寫在紙上的數字。
歷史上有人寫過看客。臺上有人受刑,臺下有人喝彩。如今似乎也有些相似:有人被質疑,有人圍觀,有人等待結論。只是這一次,若結論遲遲不來,或來了卻輕飄飄,那么看客也許不會散去,反而會記得更久。
記住的,不只是這幾篇論文,而是一種感覺。
一種“有些事情可以這樣做”的感覺。
這種感覺,比任何一篇抄來的文字都要危險。因為文字尚可查證,感覺卻會蔓延。它會悄悄進入更多人的心里,讓人懷疑規則,讓人輕視邊界,甚至讓人學會模仿。
到那時,再多的“專班”,也未必忙得過來。
所以事情其實并不復雜:要么讓陽光進來,把每一處陰影都照清;要么繼續拉上窗簾,讓人們在半明半暗中猜測。
只是后一種辦法,有一個小小的缺點——燈一旦亮起,塵埃反而更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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