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世紀仇怨難解，85%民眾痛斥中國，瑞典為何如此反華？

說出來或許令人難以置信，宜家與H&M在中國市場持續高歌猛進、營收屢創新高，消費者對其產品早已習以為常；而它們的母國瑞典，卻在西方國家中對華態度最為疏離甚至尖銳。

皮尤研究中心早前發布的民調數據清晰顯示，高達85%的瑞典民眾對中國持有負面觀感——換言之，每十位瑞典人中，就有將近九位帶著先入為主的成見看待中國。

這一比例甚至超越了美國本土的同類指標。

一個地處北歐腹地、與中國既無歷史積怨、也無現實摩擦的小國，地理上相隔近萬公里，政治上從未發生直接沖突，卻長期維持如此強烈的抵觸情緒，其深層動因究竟何在？

答案遠非表面那般簡單，它深植于歷史認知的錯位、戰略定位的搖擺與媒體敘事的失衡之中。

瑞典的“中國濾鏡”

回溯至18世紀，瑞典社會對中國并非排斥，而是彌漫著一股真摯而熱烈的東方憧憬。

瑞典東印度公司旗下的商船頻繁往返于哥德堡與廣州之間，將青花瓷、武夷茶、云錦緞源源不斷地運回北歐，迅速催生席卷貴族階層的“中國風尚”（Chinoiserie）。

植物學家林奈的門生渴望踏上東方土地開展科考，連瑞典國王阿道夫·弗雷德里克都在德羅特寧霍爾姆宮內專辟一座“中國亭”，以琉璃瓦、雕花窗與仿竹結構致敬遙遠的文明古國。

彼時的中國，在瑞典精英眼中，是承載哲思、工藝與詩意的“東方理想國”，是啟蒙時代歐洲想象中最具魅力的文化他者。

但必須指出的是，這種熱忱本質上是一種高度浪漫化、去語境化的凝視——他們迷戀的，并非真實運轉中的清代中國，而是被抽離歷史肌理、再經歐式審美重構后的“東方幻象”。

進入20世紀，當中國陷入積貧積弱的歷史低谷，瑞典知識界與工商界的“東方情結”便悄然轉向功利主義邏輯。

地質學者打著科學考察旗號深入西南邊疆測繪礦脈，機械工程師則積極游說本國政府推動對華技術輸出，試圖將瑞典標準化工業體系植入中國腹地——其真實意圖，早已超出學術交流范疇，實為一種隱蔽形態的經濟滲透。

從18世紀的仰望式欣賞，到20世紀初的居高式審視，再到中期躍躍欲試的資源攫取沖動，這條演進軌跡折射出的，正是根深蒂固的歐洲中心主義思維定式：中國唯有處于依附地位、提供原材料或充當文化符號時，才符合西方預設的價值坐標。

一旦中國完成工業化躍遷、建成全球最完整制造業體系，并在新能源、5G、高鐵等領域形成技術反超，瑞典部分政學媒界便本能地感到不適——因為這徹底顛覆了他們延續兩百年的認知腳本。

抱大腿、交作業，表演給誰看？

冷戰終結后國際秩序重組，瑞典的地緣身份認同隨之陷入結構性迷茫：它標榜永久中立，卻又無法擺脫跨大西洋聯盟的引力場；它強調主權自主，又頻頻在關鍵議題上尋求華盛頓的背書。

這種戰略上的懸浮狀態，催生出一種典型的“安全焦慮癥”——亟需通過對外姿態的強化來確認自身在西方陣營中的存在感與可信度。

于是，“涉華議題”意外成為最便捷的政治杠桿。

許多看似強硬的對華表態，并非源于扎實的事實研判或獨立的價值判斷，而是一場精心設計的地緣政治路演：借批評中國之名，向大西洋彼岸遞交一份彰顯忠誠的“立場聲明”。

它通過在人權、貿易、科技等敏感領域率先發聲、刻意加碼，反復證明自己是自由主義價值觀陣營中最堅定、最敏銳的“守門人”之一。

此類操作雖可能短期內贏得盟友的口頭嘉許，卻無形中將中瑞兩國自1731年東印度公司首航以來積累的三百年互信資本，盡數兌換為地緣博弈的籌碼。

從哥德堡港啟程的第一艘對華商船，到今日斯德哥爾摩街頭隨處可見的宜家家居門店，這段跨越三個世紀的經貿紐帶，如今竟被裹挾進一場充滿表演性質的政治秀中——個中況味，確乎令人唏噓不已。

媒體的“雙重標準”

如果說歷史積淀的偏見只是引線，那么當代瑞典主流媒體的系統性失焦，則無疑為偏見火種注入了高強度助燃劑。

2018年發生在斯德哥爾摩某家庭旅館的游客糾紛，本質是一起涉及服務流程與溝通誤會的基層管理個案，按常規應屬市政監管部門協調范疇。

然而經當地多家主流媒體選擇性報道、情緒化剪輯與標簽化定性后，事件迅速升格為針對整個中國國民性的公開貶損，演變為一場帶有羞辱意味的輿論圍獵。

更令人震驚的是，某些公共電視臺竟將殖民時期盛行的“黃禍論”視覺符號重新包裝，冠以“諷刺喜劇”之名進行舞臺化演繹，堂而皇之地呈現在黃金時段。

此舉無異于向公眾宣告：在部分瑞典輿論主導者眼中，中國社會仍未獲得與其體量和文明厚度相匹配的基本尊重。

它們慣于將“個人自由”與“集體協作”人為對立，把中國基于國情形成的社會治理模式、數字基礎設施建設路徑乃至疫情防控機制，統統貼上“威權擴張”的簡化標簽。

這種單向度、碎片化、情緒化的信息流，經由算法推薦與熟人傳播形成閉環，最終在瑞典社會內部構筑起堅固的“認知繭房”，使負面印象在代際傳遞中不斷自我加固。

尤為值得警惕的是，這類敘事還具備強大的轉嫁功能——當國內養老金缺口擴大、青年失業率攀升、區域發展失衡等結構性難題浮現時，“中國威脅論”便適時成為轉移矛盾焦點的萬能話術，進一步固化并放大對華敵意。這已非理性批判，而近乎一場全民參與的集體認知失調。

那些“幻覺”遲早得破產

當前中瑞關系所面臨的困局，亟待瑞典各界展開一場嚴肅的自我省思。

所謂“系統性偏見”，既無法阻擋中國高鐵網絡延伸至高原戈壁，也無法遏制國產大飛機翱翔于藍天之上，反而正使瑞典決策層日益喪失對世界真實圖景的感知能力。

瑞典漢學傳統曾享譽歐洲：從17世紀來華傳教士留下的手稿筆記，到19世紀探險家帶回的敦煌寫卷，再到烏普薩拉大學設立全歐最早的中文教席，幾代學人構建起扎實的東方研究根基。

可當學術探討被強行納入地緣對抗框架，當文化理解讓位于意識形態站隊，當昔日嚴謹的文獻考證蛻變為刻板印象的注腳，所謂“橋梁”便早已坍塌為斷壁殘垣。

破解這一僵局，空洞口號毫無意義，核心在于瑞典能否真正放下預設立場，以實證精神直面中國發展的客觀事實，主動卸下那副由誤讀、臆想與殖民遺產共同鍛造的“認知眼鏡”。

中國的發展成就，既不乞求外部認可，亦無意挑戰任何國家的核心利益。

這種基于十四億人口規模、完整工業體系與持續創新動能所形成的真實力量，終將以不可逆的方式，逐一擊穿瑞典社會中那些虛妄、脆弱且日漸脫離實際的“認知幻覺”。

中瑞關系能否迎來轉機，關鍵不在北京，而在斯德哥爾摩——取決于它何時愿意摘下傲慢的鏡片，以平等、務實、開放的心態，重新校準觀察東方的焦距。

信息來源：觀察者網 2018-09-17——瑞典檢方：認定警察沒實施犯罪行為 不會繼續調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