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友誼一夜崩塌，伊朗曾是美國最大留學生源國，從好友變敵人

1953年，一場由英國和美國在背后支持的政變推翻了時任伊朗總理。這一事件為1979年的伊朗人質危機，以及隨后美伊之間長達數十年的敵對狀態埋下了伏筆。如今，這種敵對情緒已然演變成美國和以色列對伊朗發動的全面戰爭。

許多美國人對伊朗的認知，僅僅停留在那種源于上世紀中葉的憤怒與緊張關系上。作為一名深耕伊朗考古領域逾50年的學者，基于對伊朗游牧民族歷史變遷的長期研究，筆者認為，回顧兩國曾經那段截然不同的交往史，顯得尤為必要。

19世紀，美國傳教士遠赴當時仍被稱為波斯的土地。他們在當地協助建立了一批重要的社會機構，涵蓋中小學、高等院校、醫院以及醫學院。其中許多機構歷經歲月滄桑，至今依然屹立。

約瑟夫·普拉姆·科克倫是一名精通波斯語、土耳其語、庫爾德語和亞述語的美國醫生。1879年，他在烏爾米耶創立了一所醫院，并牽頭建立了伊朗歷史上的第一所醫學院。1905年，科克倫在伊朗西北部的烏爾米耶與世長辭，當時有超過1萬名當地民眾自發前往參加他的葬禮。

這一歷史畫面，無疑與當今大多數美國人對伊朗及其民眾的刻板印象大相徑庭，也與華盛頓幾十年來持續輸出的反伊情緒格格不入。事實上，伊朗與美國之間曾積淀了深厚的相互尊重與友誼。

自1834年首個美國新教傳教團在烏爾米耶扎根，直至1953年美國中央情報局深度干預伊朗內政，將兩國推向沖突的深淵。在這長達百余年的時間里，美國人在伊朗人眼中始終扮演著“善意者”的角色。

多年來，美國民眾早已習慣了伊朗人高呼“打倒美國”的抗議畫面。美國唐納德·特朗普在其首個任期內也以強硬姿態予以回擊，誓言要給伊朗帶來死亡與毀滅。

2026年2月28日，經過數周的武力威懾與軍事部署，美國聯合以色列對伊朗發動了襲擊，導致伊朗最高領袖阿里·哈梅內伊身亡。這場戰火至今仍在蔓延。在這一切發生之前，當美國人還被視為友善力量的年代，真正在幕后操弄局勢、對伊朗施加過度干預的，其實是其他國家。

給伊朗帶來最深重苦難的外部勢力，當屬俄羅斯與英國。這兩個國家通過持續的外交施壓、軍事威懾以及經濟脅迫，不斷對波斯進行經濟剝削，以滿足其自身的帝國主義擴張野心。頗具諷刺意味的是，這種干預有時竟是應伊朗統治者之邀而進行的。

經歷了兩次決策失誤的對俄戰爭——即第一次和第二次俄波戰爭后，波斯被迫向沙皇俄國割讓了大片領土。此后，俄羅斯又找到了另一種操控波斯王室的手段。他們向波斯統治者提供數以百萬計的盧布貸款，例如1896年至1902年在位的穆扎法爾·丁·沙阿。這位君主急需巨額資金來維持其奢靡無度的宮廷生活。

相比之下，除1856年至1857年爆發的英波戰爭外，波斯與英國之間的公開敵對態勢相對較弱。英國在軍事干預上的克制，卻通過變本加厲的經濟掠奪得到了補償。

到了19世紀末，波斯國王將從電報線路到煙草專賣等各個領域的獨占特許權，悉數拱手讓予英國。甚至連伊朗的石油開采權，也被全盤交給了英波石油公司。

英國與俄羅斯對波斯的掌控可謂有恃無恐。1907年，兩國悍然簽署了臭名昭著的《英俄協約》。該協定在波斯議會及廣大民眾完全不知情的情況下，將波斯強行劃分為俄羅斯勢力范圍、英國勢力范圍以及所謂的“中立區”。

這一秘密瓜分計劃曝光后，立刻激起了波斯普通民眾的強烈憤慨，并在國際社會引發了軒然大波。

與英俄兩國截然不同，伊朗與美國的早期交往呈現出另一番面貌。在19世紀及20世紀初，英俄兩國的帝國主義野心與深度干預，迫使伊朗淪為這兩個大國附庸與被剝削的對象。美國傳教士以及隨后受邀赴伊的美國技術官僚，其存在性質卻有著本質的區別。

這些美國人帶來了實質性的援助，且并未企圖借此為美國政府謀取任何官方的政治或經濟利益。美國長老會的在伊傳教活動始于1834年，其核心重點放在了教育領域。截至1895年，他們已在烏爾米耶周邊地區建立了117所學校。此外，他們的工作還廣泛涉足醫療與社會福利事業。

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均屬于非政府性質的民間行動。在這一時期，美國官方在伊朗及其內部事務中幾乎完全“隱身”。

到了19世紀末，長老會海外傳教部已在伊朗北部的多個城市拓展了新據點，足跡從德黑蘭一路延伸至馬什哈德。美國與波斯直到1883年才正式建立外交關系。十年后，約翰·G·維沙德在德黑蘭創辦了美國長老會醫院。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后，由長老會設立的男女學校在伊朗各地如雨后春筍般涌現。其中最負盛名的，當屬1925年建校的德黑蘭美國男子學院，以及專為女性設立的伊朗伯特利學校。

1910年，深知國家財政已陷入混亂的波斯議會，主動向美國發出邀請，希望美方能推薦一位“不帶政治偏見的美國專家出任財政總長，以重組并管理國家稅收的征繳與支出”。

第一次世界大戰后，伊朗的財政狀況依然岌岌可危。由于美國身上沒有那兩個歐洲超級大國所背負的殖民主義歷史包袱，伊朗幾乎將美國視作解決國家沉疴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伊朗末代國王的父親禮薩·汗，任命了美國人亞瑟·C·米爾斯波擔任波斯財政總管。

1922年，當米爾斯波抵達德黑蘭時，當地一家報紙的社論曾這樣向他致意：“您是這位病入膏肓的患者在臨終前請來的最后一位醫生。如果您失敗了，患者將必死無疑；如果您成功了，患者便能重獲新生。”

盡管禮薩·汗在與外國人的交往中時常表現出急躁與抵觸，但他也不得不承認，米爾斯波率領的美國財政使團是“波斯最后的希望”。

盡管該使團的最終成果遠稱不上完美無缺，但這并未削弱其歷史重要性。與貪婪的俄羅斯和英國相比，美國在伊朗人心目中作為“誠實中間人”的良好形象，也并未因此而大打折扣。

當然，這一時期伊美兩國之間的互動也并非毫無摩擦。1924年，美國駐德黑蘭領事羅伯特·英布里慘遭殺害。據稱，起因是一名狂熱的宗教領袖指控其為巴哈伊教徒，并在水井中投毒。隨后，禮薩·汗借此事件大力鎮壓異見人士，并對公眾集會實施了嚴厲的管控。

1953年，美國在伊朗的溫和形象徹底破滅。當時，美國中央情報局與英國聯手策動政變，推翻了民選總理穆罕默德·摩薩臺。此前，摩薩臺剛剛推動了英伊石油公司的國有化進程。

盡管推翻摩薩臺的行動嚴重破壞了伊朗民眾對美國的信任，但在1979年伊朗伊斯蘭革命爆發前的幾年里，赴美留學的伊朗學生數量依然呈現出穩步增長的態勢。

1977年，在海外攻讀大學學位的約10萬名伊朗留學生中，有超過三分之一選擇前往美國。兩年后，當伊斯蘭革命席卷伊朗時，留美伊朗學生的數量已攀升至51310人。這一數字使伊朗成為當時美國最大的海外留學生來源國，占全美外國留學生總數的17%。相比之下，位居第二的尼日利亞僅占6%。

盡管眼下正在燃燒的戰火，似乎讓人覺得美國與伊朗的良好關系已徹底走向不歸路，但美國過去在伊朗留下的善意、私人友誼以及正義之舉的遺產，并未完全消散。

一段可以追溯到一百多年前的深厚友誼，往往能夠承受巨大的沖擊。當政治風暴肆虐時，民間積蓄的善意與情感或許會暫時蟄伏，但絕不會憑空消失。伊朗和美國在歷史上曾是親密的朋友，且這種友誼有著堅實的基礎。筆者深信，對于今天的美國人而言，銘記這段歷史將大有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