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洲需要什么樣的安全機制

亞洲國家歡迎區域外國家為亞洲安全增添正能量，但很顯然，“亞洲版北約”并非答案。

如果從經濟維度和安全維度同時審視亞洲，往往會得出截然不同的答案。

從經濟上觀察，今天的亞洲仍有相當活力與韌性，區域經濟合作的制度化程度在不斷增強。但在安全領域，亞洲卻存在著某種尷尬——時至今日，亞洲依然缺乏明確、清晰的制度性框架來應對紛繁復雜的傳統和非傳統安全問題。

亞洲經濟的制度化努力讓亞洲安全的制度化水平“相形見絀”。

亞洲地圖

亞洲是世界上面積最大的大洲，是民族、宗教、文化、地緣政治最復雜的大洲，也是當今世界唯一還殘留著類似像朝鮮半島問題這樣冷戰積怨的大洲。

同時，亞洲還面臨著自然災害、跨國犯罪、恐怖主義、網絡安全、環境安全、能源和糧食安全等非傳統安全問題。從客觀需求上說，亞洲確實需要建立更高級的安全機制。

但是，在現有的相關討論中，卻有一種不大和諧的聲音，那就是有人打算建立“亞洲版北約”。

隨著美國加緊推進“亞太再平衡”戰略，日本著力推進“價值觀外交”，美日兩國國內都有一批人在鼓噪建立事實或名義上的“亞洲版北約”，而在亞太地區的其他地方，也有一些人做遙相呼應之勢。

北約集團

然而，“亞洲版北約”的建立，只會導致亞洲重現冷戰式的集團對立，進而惡化亞洲的整體安全。

過去，美國認為后冷戰時期的亞太安全架構就像一把打開的折扇，每一支扇骨就是美國與其軍事盟友的安全關系，而最重要的扇柄就是美日同盟。

美國依靠這把折扇來處理亞洲安全問題。也有說法認為，美國建立的亞太安全機制是以雙邊同盟和前沿軍事部署為主要內容的“軸輻”體系，輪軸是美國，輪輻是日本、韓國、菲律賓、泰國、澳大利亞等盟友。

但如今，美國與盟友之間的聯盟模式，有被亞洲國家之間更為廣泛、更為復雜的新型合作關系網絡所溶解的趨勢。

美國試圖革新“軸輻”和“折扇”，重塑美國在亞洲地區獨一無二的支配力，制衡新興國家的發展。而“亞洲版北約”的構想，體現了美國國內某些人的焦慮感。

不過，所謂的“亞洲版北約”要從構想落實為行動，面臨諸多困難。

一方面，美國的亞洲盟友差異及分歧較多，這與歐洲不同。

例如，美國試圖強化美韓同盟與美日同盟之間的協調，但是“盟友的盟友”未必是“盟友”，日韓之間的歷史積怨和領土爭端導致日韓很難形成實質意義的戰略軍事合作。

另一方面，美國的亞洲盟友與中國保持著越來越緊密的經濟互動。

與美國進行排他性的合作、與中國疏遠，并不符合美國亞洲盟友的根本利益。所以，除了日本之外，美國的亞洲盟友幾乎無人呼應“亞洲版北約”，它們更加傾向于“兩面下注”，尋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此外，美國也有自身的顧慮。美國的戰略兩難在于，一方面美國希望日本分擔“戰略再平衡”的成本，鼓勵日本向中國發出強硬的信號。

但是另一方面，美國不希望日本過度刺激中國，造成自己成為“被牽連”的對象，甚至被動卷入日本挑起的中日沖突。

“亞洲版北約”不會是亞洲安全的“萬靈丹”，反而可能成為亞洲安全的“毒藥”。刻板僵化地復制冷戰思維，不符合當今亞洲的整體趨勢。

隨著亞洲各國互動的增加、合作的深化，在經濟層面已經呈現出“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局面，亞洲國家不僅是利益共同體，更是命運共同體。

美國并非亞洲國家，卻一直是亞洲安全的最大外部干涉力量，其干涉作用的消極面時常多于積極面；日本屬于亞洲國家，卻希望依靠域外大國謀求自身“私利”，這會讓日本繼續迷失其方向。

實現亞洲安全之道，歸根結底要靠亞洲國家來解決。作為亞洲國家，中國的安全與亞洲的安全息息相關，中國有責任和義務為亞洲地區安全機制的建設貢獻力量，提供滿足亞洲國家最大公約數的公共安全產品。

在2014年舉行的亞信峰會上，中國國家領導人首次提出“亞洲新安全觀”，倡導共同安全、綜合安全、合作安全和可持續安全，積極探討建立亞洲安全與合作的新架構。

“亞洲新安全觀”應該成為亞洲安全機制的思想基礎，亞洲國家內部的相互依賴和越來越緊密的互聯互通則會成為亞洲安全機制的物質基礎。

雖然亞洲地區當前暫無發揮安全保障作用的整體機制，但是隨著區域內國家共識的凝聚、信心的匯集，亞洲安全的制度性框架會逐漸明確和清晰。

另外，亞洲安全機制的建設需要更多的創造力，但是也需要減少外部干擾。亞洲國家歡迎區域外國家為亞洲安全增添正能量，但很顯然，“亞洲版北約”并非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