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內塔尼亞胡低估了宗教對伊朗社會的控制力

美以聯合對伊朗發動的軍事打擊已近1月，但預期中的“政權更迭”非但沒有發生。這恐怕是特朗普和內塔尼亞胡始料未及的。在他們的設想中，隨著最高領袖哈梅內伊被“斬首”，以及一波又一波的空襲打擊，伊朗國內對神權體制不滿的民眾會揭竿而起，像歡呼“解放者”一樣迎接美以的炸彈。為什么特朗普和內塔尼亞胡會失算？因為他們嚴重低估了宗教對伊朗社會的控制力—這種控制力不僅僅體現在精神信仰上，更體現在一套名為 “法基赫監護” 的嚴密制度，以及根植于波斯民族血脈中的復雜情感之中。

誤判一：反政權等于歡迎入侵

特朗普陣營的基本假設是：伊朗民眾飽受經濟制裁之苦，頻繁走上街頭抗議，只要外部壓力足夠大，他們就會起義推翻神權政府。這確實有一定的事實基礎。今年1月，因貨幣貶值和物價飛漲，伊朗國內確實爆發了蔓延過半省份的抗議，其血腥鎮壓甚至被形容為“伊斯蘭共和國歷史上最血腥的一次” 。2月28日美以空襲開始時，甚至有一些伊朗人在街頭歡呼，舉著特朗普和內塔尼亞胡的標語表達感謝 。然而，“反政權”絕不等于“支持外部軍事干預”——這恰恰是特朗普及其幕僚最深的誤判。隨著戰事持續，當平民開始傷亡、學校與醫院遭到轟炸、互聯網被切斷時，伊朗社會的情緒開始逆轉。一位流亡的伊朗裔學者薩南·納拉吉·安德里尼指出，當一個國家遭受外部攻擊時，社會會本能地退回到防御狀態，激發出強烈的愛國主義情緒 。這種情緒在伊朗尤為強烈。伊朗擁有數千年的連續文明敘事，經歷過1953年英美策動的政變，也經歷過長達八年的兩伊戰爭。在集體記憶中，那場兩伊戰爭是在西方支持伊拉克背景下展開的國家生存之戰。當美以的炸彈落下時，歷史的傷痕被喚醒，民族主義瞬間壓倒了內部矛盾。 一位專家指出：“那些曾在抗議中被鎮壓的人，是為了讓自己的國家今天被轟炸而死的嗎？”

誤判二：斬首行動就能瓦解神權體制

特朗普和內塔尼亞胡可能認為，干掉哈梅內伊，伊朗就會像委內瑞拉或利比亞一樣瞬間崩塌。但他們忽略了伊朗政權的核心特質：這是一個制度化的神權體制，而非依賴某個強人的威權政府。哈梅內伊確實死了，但伊朗在幾天之內就選出了“哈梅內伊二世”穆杰塔巴 。為什么能這么快？因為伊朗有一套名為“法基赫監護”的成熟制度。這套制度的設計極為精密。最高領袖掌控著軍隊與革命衛隊，而非伊朗總統；憲法監護委員會12名成員中，有6人由最高領袖直接指派，另外6人由其任命的司法部門負責人推薦，這個委員會擁有解釋憲法的權力，甚至能決定誰能參選總統 。專家議會由86名宗教人士組成，負責選出最高領袖 。換句話說，這是一套“去個人化”的制度。 即使最高領袖身故，只要這套憲法架構未改變，體制就會按程序再選出一位新領袖。正如學者所言：“你可以殺掉一個哈梅內伊，但這個體制很可能還會再產生一個‘新的哈梅內伊’。” 更關鍵的是，革命衛隊這支“禁軍”已經成為了真正的“造王者”。穆杰塔巴之所以能登頂，并非因為他擁有父親的宗教權威或公眾形象，而是因為他長期與革命衛隊密切捆綁 。這種血緣繼承與軍方支持的結合，讓這個政權的抗打擊能力遠超特朗普的想象。

誤判三：宗教只是精神慰藉，而非組織武器

特朗普和內塔尼亞胡可能認為，宗教無非是意識形態或精神寄托，在導彈和金錢面前不堪一擊。但他們錯了—在伊朗，宗教是組織力，是動員力，是資源配置的網絡。“法基赫監護”體制早已深度嵌入伊朗政治、經濟、軍事的每一個角落。在經濟領域，盡管高強度制裁導致民生困難，但體制可以調動遍布全國的“宗教基金會”、民間互助網絡和地下經濟渠道，形成補充循環，維持能源、軍工與基層保障的基本運轉 。在軍事領域，革命衛隊直接對最高領袖負責，憑借宗教使命感提升軍隊的抵抗意志，使其在本土防御中展現出遠超預期的韌性。在政治領域，這一體制的合法性根植于宗教教義與革命傳統，外部輿論攻擊和政治孤立難以從根本上瓦解其統治基礎 。這才是“控制力”的真正含義：它不僅僅是讓民眾相信什么，更是建立了一套以宗教為紐帶、覆蓋全社會的利益分配與管控網絡。

自相矛盾的特朗普

如今，隨著戰事延宕，特朗普的立場開始變得模糊不清。他不再像戰爭初期那樣高調談論“政權更迭”，甚至改口稱美國“不尋求顛覆伊朗政權” 。為什么？因為他開始意識到，如果伊朗真的陷入內戰或四分五裂，美國將不得不承擔更為嚴重的外溢風險——難民問題、油價飆升、地區動蕩，以及另一場“永遠的戰爭” 。更有意思的是，特朗普曾對媒體坦承：“我們要找的人大多已經死了。”當被問及最壞的情況是什么時，他居然說：“最壞的情況就是我們這么做了，然后有人接手，結果跟以前那個人一樣糟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