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炳建：清代“勸學說”與張書紳的《新說西游記》

當清代《西游記》研究的“講道說”泛濫之時，也有一些學者認為《西游記》主要表達了儒家思想，學術界稱其為“勸學說”。這最突出地表現在尤侗的《西游真詮序》和張書紳的《新說西游記》。

《西游記匯評本》，曹炳建、韓洪波輯著，大象出版社2025年6月版。

一、尤侗的《西游真詮序》及其儒家思想

尤侗（1618-1704），清初著名文人，字展成，號悔庵，晚號西堂老人，長洲（今蘇州市）人。他曾多次參加鄉試而不能考中，順治年間以貢生授官，曾受到順治皇帝的賞識，被稱為“才子”。

尤侗于康熙十八年（1679）舉博學鴻儒，授翰林院檢討，參與撰修《明史》。康熙皇帝也曾以“老名士”稱呼他。

尤侗著述頗豐，有《西堂全集》等傳世。他又是一位戲曲家，著有雜劇《讀離騷》《桃花源》《清平調》《吊琵琶》《黑白衛》五種，傳奇《鈞天樂》一種。

尤侗的《西游真詮序》載于《西游真詮》卷首，理應是尤侗應邀為《西游真詮》所寫的序言，但實際上尤侗和陳士斌的思想并不一致。

陳士斌主要是用道教理論來解讀《西游記》，但尤侗序中卻更多地強調三教合一，而以儒為主。

在尤侗看來，儒釋道三教雖然各有自己的理論和實踐，但其在“心”“性”等問題上卻是一致的：“東魯之書，存心養性之學也；函關之書，修心煉性之功也；西竺之書，明心見性之旨也。”

尤侗的評價，的確抓住了明清時代儒釋道三教合一思想的核心。徐朔方先生曾經說過：“在宋、元、明士大夫中間”，“只有三教合一而以儒為主的儒者，或三教合一而以道為主的道者，或三教合一而以佛為主的和尚或居士。”[1]

其實，徐先生這里只是就三教合一的表面形式而言的，三教合一的真正內涵，卻是合在對“心”與“性”的認識方面。

《西游真詮序》

但是在釋、道兩教中，尤侗似乎更偏向于佛教。他在序中這樣說：

吾嘗讀《華嚴》一部而驚焉。……后人有《西游記》者，殆《華嚴》之外篇也。其言雖幻，可以喻大；其事雖奇，可以證真；其意雖游戲三昧，而廣大神通具焉。知其說者，三藏即菩薩之化身；行者、八戒、沙僧、龍馬即梵釋天王之分體；所遇牛魔、虎力諸物，即阿修羅、迦樓羅、緊那羅、摩睺羅迦之變相。由此觀之，十萬四千之遠，不過一由旬；十四年之久，不過一剎那。八十一難，正五十三參之反對；三十五部，亦四十二字之余文也。蓋天下無治妖之法，惟有治心之法，心治則妖治。記《西游》者，傳《華嚴》之心法也。

“《西游記》者，殆《華嚴》之外篇也”,“記《西游》者，傳《華嚴》之心法也”，如果單看這些文字，很容易認為尤侗是在借助《西游記》宣揚佛教思想。

一些學者認為《西游真詮》秉持“談禪說”，正是被尤侗這些文字所迷惑。

《尤侗集》

實際上，作者緊接著筆鋒一轉，說道：

更有奇者，合二氏之妙，而通之于《易》，開以乾坤，交以離坎，乘以姤復，終以既濟、未濟，遂使太極、兩儀、四象、八卦、三百八十四爻，皆會歸于《西游》一部。一陰一陽，一闔一辟，其為變易也，其為不易也，吾烏乎名之哉？

《易經》向來被稱為儒家著作，被置于十三經之首。這里作者把《易經》作為統領釋、道兩教的綱領，明顯表現出儒家觀念。作者接著又說：

然則奘之名玄也；空、能、凈之名悟也，兼佛老之謂也。舉夫子之道一以貫之，悟之所以貞夫一也。昌黎有云：“老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佛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孔子者習聞其說，亦曰：‘吾師亦嘗師之云爾。’”吾師乎，吾不知其為誰乎？

這里的“舉夫子之道一以貫之”，指的便是用儒家思想貫通和統領釋、道二教。特別在序文的最后，尤侗不無憤激引用韓愈的話，表達對儒學地位衰落的不滿，并發出了“吾師乎，吾不知其為誰乎”的質問，明顯表達了作者的儒家思想立場。

《尤侗年譜》

二、張書紳的《新說西游記》與“勸學說”

張書紳的《新說西游記》，學界稱為“新說本”。

張書紳，字道存，號南薰，三晉西河（今山西省汾陽縣）人。其生卒年月不詳，大約生活在康乾之間。乾隆《汾州府志》記其曾為“同知署龍門縣知縣”[2]。光緒《汾陽縣志》有傳，言其為“廣東同知，權大埔縣事”。傳末稱其“好讀書，富撰述，宦游常攜書數十簏。性廉慎，所蒞有循聲”[3]。

據《新說西游記總批》，作者幼年即對《西游記》產生了濃厚興趣，并陸續撰寫了部分書稿。乾隆十三年（1748）在廣州任上暑熱無事，于是便于六月二十六日尋出舊稿，“至七月初九日，十四日夜，草稿粗成；至閏七月二十日，真本筆削初定”。由此可知，《新說西游記》成書于乾隆十三年。

清光緒十四年味潛齋石印本《新說西游記圖像》

《新說西游記》國內外收藏較多。其最早的刊本為“晉省書業公記藏版”本，大概即刊印于成書的當年。第二年，即乾隆己巳年（1749），又有其有堂刊本。

此后的版本有：善成堂刊本，上海校經山房石印本，味潛齋石印本等。其中味潛齋石印本題“新說西游記圖像”，光緒十四年（1888）刊，卷首有王韜所撰序，流行較廣。

實際上，張書紳評點《西游記》也并不是一時心血來潮。在《西游記總論》中有這樣一段文字：

予幼讀《西游記》，見其奇奇怪怪，忽而天宮，忽而海藏，忽說妖魔，忽說仙佛，及所謂心猿、意馬、八戒、沙僧者，茫然不知其旨。嘗問人曰：“《西游記》何為而作也？”說者曰：“是講禪也”，“是談道也”。心疑其說，而究未明確其旨。及游都中，乃天下人文之匯，高明卓見者時有其人，及聆其議論，仍不外心猿意馬之舊套，至心猿意馬之所以，究不可得而知也。迄今十余年來，予亦自安于不知而不復究論矣。乙丑年由都歸省，值呈安天會，觸目有感，恍然自悟曰：“是矣！是矣！予今而知《西游記》矣，予今而并知作《西游記》者之心矣！”

從這段文字來看，張書紳自小就喜歡上了《西游記》，對《西游記》主旨的探討也從來沒有停止過。他最后寫成這么一部《新說西游記》，也是長期探討的結果。

張書紳的“勸學說”，是在有意與“講道說”的斗爭過程中建立起來的。從前引相關文字我們即可以看出，當時從京城到地方，已經被“講道說”充斥。因此張書紳在評點文字中，首先對“講道說”和“談禪說”進行了嚴肅的批評。

他在《自序》中這樣說：

清光緒十四年味潛齋石印本《新說西游記圖像》自序

此書由來已久，讀者茫然不知其旨。雖有數家批評，或以為講禪，或以為談道，更又以為金丹采煉，多捕風捉影，究非《西游》之正旨。將古人如許之奇文，無邊之妙旨，有根有據之學，反目為荒唐無益之譚，良可嘆也！

在《新說西游記總批》中他又這樣說：

《西游》一書，古人命為證道書，原是證圣賢儒者之道，至謂證仙佛之道，則誤矣。何也？如來對三藏云：“閻浮之人，不忠不孝，不仁不義，多淫多佞，多欺多詐。”此皆拘蔽中事，彼仙佛門中，何嘗有此字樣？……且不特此也，就如傳中黑風山、黃風嶺、烏雞國、火焰山、通天河、朱紫國、鳳仙郡，是說道家那一段修仙？是說僧家那一種成佛？又何以見得仙佛同源、金丹大旨？求其注解，恐其不能確然明白指出，真乃強為幻渺，故作支離，不知《西游》者也。

應該說張書紳對“講道”“談禪”等說法的質問，還是很有力的。

清光緒十四年味潛齋石印本《新說西游記圖像》總評

他指出“講道”“談禪”采用“捕風捉影”的手法，將《西游記》解釋得支離破碎，也看出了問題的實質。

在批判“講道說”的基礎上，張書紳指出《西游記》“原是證圣賢儒者之道”。他在《新說西游記總批》中這樣說道：

今《西游記》，是把《大學》誠意正心、克己明德之要，竭力備細，寫了一盡，明顯易見，確然可據，不過借取經一事，以寓其意耳。

又說：

“游”字即是“學”字，人所易知；“西”字即是“大”字，人所罕知。是“西游”二字，實注解“大學”二字，故云《大學》之別名。人必于此二字體會了然，全部文義則自不難曉矣。

顯然，張書紳是把《西游記》看成是一篇《大學》。

《西游記》是一部描寫神魔斗爭的通俗小說，《大學》是一篇儒家的經典著作，二者根本就是兩回事，可張書紳是怎樣把二者生拉硬拽到一起的呢？他在《新說西游記總批》中這樣說：

《四書集注》

三藏真經，蓋即明、新、止至善，故曰“唐三藏”；“明德”即是天理，故云“太白李長庚”；“大學”原是大人之學，故云“齊天大圣”。

這里，將唐三藏的“三藏”看成是“明明德”“新民”“止于至善”，將太白金星看成是“天理”，將“齊天大圣”看作是大人之學，已經夠牽強附會了，可是他又這樣說：

三藏真經，何以皆是五千零四十八卷？蓋按《大學》之字數而言也。細查《大學》經傳朱注字數：圣經，二百零五字；十章，一千五百四十八字；小注，只云一千五百四十六字，不知何故；朱注，三千一百三十三字；序文，五十六字；章傳，一百零五字。共合五千零四十七字，尚少一字，其數不符。或計算之差，抑亦古今之異，然不可得而知矣。

實際上，《西游記》中唐僧所取《三藏真經》為五千零四十八卷，是按《開元釋教錄》中佛教經典的卷數而言的，并非是“按《大學》之字數而言”。

《開元釋教錄》

一般所謂的“三藏真經”，指的是“經”“律”“論”三藏，并非如張書紳所說蓋即“明”“新”“止至善”這么三個條目。

更令人可笑的是，張書紳拼湊來拼湊去，《大學》加上朱熹的注解等文字，還是湊不成五千零四十八個字，只好以“或計算之差，抑或古今之異”來搪塞。

從這里我們就不難看出，張書紳是如何牽強附會，硬把《西游記》說成是《大學》的。他批評“講道說”“多捕風捉影”，而他的說法又何嘗不是捕風捉影呢？

不僅如此，張書紳在具體的評點過程中，又把一百回的《西游記》分成了三大段；三段之內再加細分，分成了五十二節。

在張書紳看來，這五十二節，每一節都是用來解釋《大學》中的一句話的。

如第一回是解釋“大學之道”，第二回是解釋“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第五回孫悟空大鬧蟠桃會是解釋“小人閑居為不善，無所不至”，第九回寫金山寺長老收留江流兒是解釋“物有本來，事有終始”，第四十至四十二回寫火云洞紅孩兒故事是寫“見利思義”等等。

其中第五回孫悟空大鬧蟠桃會的解釋似乎還沾點邊，其它的解釋簡直讓人莫名其妙，不知所云。

那么張書紳是如何牽強附會的呢？讓我們再具體地分析一下張書紳對朱紫國故事的解釋。

清光緒十四年味潛齋石印本《新說西游記圖像》第一回

《西游記》第六十八至七十一回寫唐僧師徒取經來到朱紫國，皇帝因為正宮娘娘被妖怪搶去而生病。孫悟空不僅治好了國王的病，又計盜紫金鈴，降伏妖怪賽太歲，救回了金圣宮娘娘。張書紳批這個故事是寫“為富不仁，為仁不富矣”。

書中寫道，國王有病，貼出招醫榜文，其中有“稍得病愈，愿將社稷平分”等話，張書紳便在此處批道：“好大家產，即得一半亦不是小小家業。先點明‘富’字，‘為’字便不落空。”

后來孫悟空為國王治病，在張書紳看來，便是在寫“為”字。孫悟空本來沒有讀過醫書，卻敢于揭皇榜為國王看病，這就是“庸醫”。“庸醫”給人看病貪的是錢財，卻經常因為醫術不好而殺人，這就是“不仁”。

后來孫悟空給國王看病開藥，為了避人耳目，要求八百零八味藥每味都要三斤。豬八戒便對孫悟空開玩笑說：“知你取經之事不果，欲作生涯無本，今日見此處富庶，設法要開藥鋪哩。”張書紳便在此處批道：“數筆點透‘為富’之意。”本來是玩笑話，是作者筆墨的詼諧幽默之處，卻被張書紳當了真。

《新說西游記圖像》中國書店影印本

朱紫國國王向唐僧師徒介紹自己的后宮娘娘，其中正宮稱“金圣宮”，東宮稱“玉圣宮”，西宮稱“銀圣宮”，張書紳便批曰：“金玉滿堂，足見其富。”因此，他便把朱紫國國王說成是“富翁”。因為朱紫國皇帝憂國憂民，這就是“為仁”。

后來妖怪賽太歲把金圣宮娘娘奪走了，張書紳便認為：“沒有金子，自然不富。”可見，在張書紳看來，孫悟空不讀醫書而為國王治病，就是“為富不仁”；朱紫國國王憂國憂民，金圣宮娘娘卻被妖怪奪去，就是“為仁不富”。諸如此類牽強附會，胡批亂點，在新說本的評語中比比皆是。

讓我們再來看看第八十三回的批語。這回寫到孫悟空發現了老鼠精地涌夫人供奉的托塔李天王和哪吒三太子的牌位，于是便拿著牌位，到天宮玉皇大帝那里告御狀，指責托塔天王縱使女兒變化妖精，捉去師父唐僧。

張書紳評論哪吒三太子和李天王，就認為哪吒之所以被稱為“三太子”，是因為哪吒在“仁、義、禮、智、信”這五常中代表著“禮”；“禮居五常之內第三條”，所以哪吒便是“三太子”。

李天王因為“兼仁、義、禮、智、信”，是“天理之王全體”，所以才被稱為“李天王”，所以他才是哪吒的父親。哪吒有三頭，是因為《大學》中有“三綱領”；哪吒有八條臂膀，是因為《大學》里邊有“八條目”。

可是《西游記》只說哪吒曾經會變“三頭六臂”，卻沒有說哪吒會變“八臂”。可見，張書紳為了湊數，只好自作主張，給哪吒加上了兩條臂膀。這些評點，比起“講道說”捕風捉影式的批評，真是有過之而無不及。

剪紙哪吒鬧海

很明顯，張書紳這種評點方式，完全是八股文式的評點方式。明清科舉考試所用的文體就是八股文，考試的題目就是儒家經典中的句子。考生要以朱熹所注《四書集注》為依據，仿照古人的語氣，去闡述儒家經典，“代圣賢立言”。

張書紳應該是一位寫八股文的高手，所以當他欣賞《西游記》的時候，便不自覺地用欣賞八股文的眼光來看待小說《西游記》。

這樣在他的眼中，《西游記》的每一回或每一故事，似乎都像八股文那樣，在闡釋儒家經典中的某句話。或者更直接地說，在張書紳的眼中，《西游記》的作者就是在用寫八股文的方法來創作《西游記》。

這樣來看待《西游記》，怎么會不將《西游記》的研究引到歧路上去呢？正因此，魯迅便在《中國小說史略》中批評清代的“勸學”“談禪”“講道”諸說，都是“三教之徒”“隨宜附會而已”。

《中國小說史略》

這里所說的“勸學”，指的就是張書紳的觀點。胡適則說得更干脆：“《西游記》被這三四百年來的無數道士和尚秀才弄壞了。道士說，這部書是一部金丹妙訣。和尚說，這部書是禪門心法。秀才說，這部書是一部正心誠意的理學書。這些解說都是《西游記》的大仇敵。”[4]

如此聲色俱厲，可見胡適對這些說法，真是達到了深惡痛絕的程度。正是學界泰斗們這種結論性的意見，影響到后來的人們對包括《西游證道書》《新說西游記》等版本亦抱著不屑一顧的態度，當然更不用說去深入探討了。

三、《新說西游記》的正面價值和啟發作用

雖然張書紳的評點有著諸多缺陷，但客觀地說，也并非一無是處。當他脫離自己頑固的思想偏見和那種八股文式的評點方式，能夠客觀地看待《西游記》的時候，他的一些批語還是有一定啟發作用的。這種啟發作用主要有以下四個方面：

其一，張書紳在不少時候把《西游記》看成是一部具有寓言意味的哲理小說。在《新說西游記總批》中他就這樣說：

《南華莊子》是喻言，一部《西游》亦是喻言，故其言近而指遠也。讀之不在于能解，全貴乎能悟，惟悟而后能解也。

《莊子》本來是一部說理性質的論說文集，但是莊子在說理的時候，并不是直接說理，而是運用許多寓言故事來講說道理，使深奧的道理變得淺顯和容易理解。

《覆宋本莊子注疏》

《西游記》是一部小說，但是在其創作中，同樣寓含了一定的哲理性。

張書紳在評點的過程中，不僅看到了《西游記》的寓言性質，而且就其中所寓含的哲理發表了自己的看法。他在《新說西游記總批》中就說：

《西游》一書，是把一個人從受胎成形起，直寫至有生以后；又從有生以后，直寫到老，方才罷手。分而言之，有唐僧、行者、八戒、沙僧、白馬之疏；合而計之，實即一人之四肢五臟全形耳。五圣成真，是人一生之事業已完。有此功智德文章，自可以垂千古而不朽。

這樣的評語就有一定的合理性。當今有學者認為，《西游記》就是闡釋人生哲理和描寫人生階段的。

大鬧天宮的孫悟空，就像是人在青少年時期，還不成熟，行動不免毛躁，甚至有些越軌的胡鬧；西天取經的孫悟空，就像是人到了中年，成熟了，才逐步走上正軌，努力于事業的奮斗，執著于理想的追求 [5]。

《大鬧天宮》彩色動畫片海報

這種觀點，或者是和張書紳的觀點不謀而合，或者就是受到張書紳的啟發而提出來的。

在《新說西游記總批》中，張書紳還這樣說道：

人生斯世，各有正業，是即各有所取之經，各有一條西天之路也。或至雙叉嶺差路，或到寶象國招親，或為幌金繩牽系，或在木仙庵偷閑。中途半路，即多改行易轍，是以求一到西天者而已寡，又何能返本還元，以見其本來之舊也？

這顯然是在說，取經就是唐僧的事業。

正因為唐僧能堅持不懈地為實現自己的理想而奮斗，不為名利牽絆，不為色情動搖，不被妖魔嚇倒，不被艱險所困，才能取回真經。我們每個人也都有自己的事業，但是許多人卻事業無成，就是因為不能持之以恒。

這種對《西游記》思想內涵的揭示，也是很有道理的。取經是一項可以使人們擺脫苦難的事業，這是前代流傳故事和吳承恩的共識。

取經故事演變過程的特征之一，便是逐漸脫離了其本身的宗教性質，而被賦予事業和奮斗的象征性意義。

連環畫《偷吃人參果》

此外，如第二十四回寫八戒吃人參果，“拿過來，張開口，轂轆的吞咽下肚”。張書紳于此處夾批說：“好吃！有此一吃，天上少有，世間絕無，所以千古至今傳為美談。凡讀書而不求解者，大率類此。”揭示了豬八戒吃人參果的哲理內涵。諸如此類評語，在新說本中還有不少。

其二，張書紳還從社會學和人性的角度來看待《西游記》。這突出地表現在對作品中妖怪本質的揭示上。在《新說西游記總批》中張書紳即這樣說：

（《西游記》）何以卻寫出許多妖怪？蓋人為氣稟所拘，人欲所蔽，則有時而昏，是為不明其德者一翻。于是忠之德不明，則為臣之道有虧；孝之德不明，則子之道有未盡。以至酒色財氣、七情六欲、爭名奪利、不仁不義，便作出許多的奇形，變出無數的怪狀。所以寫出各種的妖魔，正是形容各樣的毛病。此德不明，至善終不可止，而如來又何以見也。

又說：

人生學業不成，皆因物欲多故。外邊的魔障，即是內里的私欲，故云“心生，種種魔生也”。

清粉彩大鬧天宮神仙人物紋瓷板

在人類的童年，人們面對強大的自然力本能地感到恐懼，于是自然力便被人格化，并表現出超自然的特征，于是神和妖便都產生了。

隨著人類社會的發展，人們更多地從道德的角度來看待神和妖，賦予妖各種人的屬性，認為妖就是人性缺陷的外在表現形式。張書紳認為妖怪就是人類社會的酒色財氣、七情六欲、爭名奪利、不仁不義等各種私欲的形象化的表現，正是從人性角度對妖怪的解讀。這對于我們認識《西游記》中的妖怪的社會屬性，無疑具有一定的借鑒意義。

同時，新說本還揭露了當時社會的種種丑惡現象。如第三十三回寫孫悟空變成道士，把金箍棒伸出去，絆了精細鬼和伶俐蟲兩個小妖精一跤。兩個小妖爬起來，指責孫悟空為什么絆倒自己。孫悟空便說：“小道童見我這老道人，要跌一跌兒做見面錢。”

此處張書紳又有夾批說：“見面猶要，則無處不要。”指出當時社會到處要錢的丑惡現象。

再如第二十七回寫孫悟空三打白骨精，八戒從中挑撥，唐僧大念《緊箍咒》，張書紳即在回前批中說：

太宰之間伍相，使其句句無言；上官之害屈平，使其處處沒法；八戒之讒行者，著著令其莫辯。不怪其降魔無術，竊嘆其害賢足智。至長老把《定心真言》，竟作毆心之要訣，雖欲不去，不可得矣。

陳惠冠繪唐僧

評點者從豬八戒進讒言，挑撥唐僧念《緊箍咒》，揭示了封建時代政治上普遍存在的挑撥離間、構陷忠臣的現象。

又如第六十五回寫黃眉怪假設雷音寺和假變如來佛，欺騙唐僧師徒，張書紳于此回回前評中說：

且天下事，有大必有小，有真即有假。……于是有假道學、假才子、假聰明、假仁義、假忠孝、假廉節，無一不有假。甚至假之不已，則徑假如來、假雷音矣。此迨久假而不歸者也。

再者，在夾批中又指責當時儒生們“欺世盜名”，“口讀孔孟之書而行狗彘之事”。這種對封建儒生種種“假”現象的揭露，同李贄批評程朱理學的信徒們“言假言、事假事、文假文”、“被服儒雅，行若狗彘”有著驚人的一致。

《李贄全集注》

再如第七十回回前評說：“為富的面貌兇如猛虎，為富的心事毒似豺狼，故比之曰‘太歲’，以見其至惡而無以復加矣。雖為‘為’得財高北斗，米爛陳倉，欲求其一毛之拔而不可得。”揭示了當時社會的“為富不仁”。

此外，第三十一回寫奎木狼下界為妖，張書紳便在夾批中說：“世間有似奎星而實妖魔者，安得孫悟空驅逐上天！”指出當時社會妖魔橫行，表達了驅除妖魔的愿望。

其三，對《西游記》的審美價值予以很高的評價。

這里面最突出的，便是對《西游記》“奇”的藝術特色的認識。在中國古代文學批評中，“奇”是很重要的文學審美觀念。

在明代之前，一般意義上的“奇”主要有三種含義：

一是和“虛與實”中的“虛”相對應，如王充《論衡?藝增篇》所說：“俗人好奇，不奇，言不用也。故譽人不增其美，則聞者不快于意；毀人不益其惡，則聽者不愜于心。”[6]這里的“奇”是指虛構意義上的“奇”，即以虛構的手法，表現“奇”的風格。

二是和“真與幻”中的“幻”相對應，如蕭綺在《拾遺記序》中所謂“殊怪必舉，紀事存樸，愛廣尚奇”[7]，洪邁所謂“愛奇之過，一至于斯”[8]，都是指神妖鬼怪類的題材之“奇”，即用“幻”的題材，表現出“奇”的風格。

三是雖然取材于現實生活，但人物特異獨出，事件離奇曲折，如唐宋傳奇之“傳奇”就是如此，即以“奇”的筆法，表現出奇的風格。

所以，在中國古代文論中，“奇”這一種審美命題既與“虛”和“幻”有一定的聯系，也與一定的筆法和風格有聯系。

明清時期關于“奇與正”的探討，基本上是對前代的繼承和發展。張譽在《北宋三遂平妖傳序》中就說：“小說家以真為正，以幻為奇。”[9]這里的“以幻為奇”，指的就是以幻想類題材，表現出奇的風格，是屬于題材之奇。

《三遂平妖傳》

睡鄉居士在《二刻拍案驚奇序》中認為：“失真之病，起于好奇。知奇之為奇，而不知無奇之所以為奇。”[10]這里所謂以“無奇”為“奇”，是指在現實題材小說的創作中，運用“奇”的筆法，使作品表現出奇的風格，屬于筆法之奇。

此外，在《李卓吾先生批評西游記》和《西游證道書》中，也有不少評語談到了“奇”這種審美觀念。

但是，真正對“奇”這種文學審美觀念論述得比較多且比較深刻的，卻不能不推《新說西游記》。張書紳在《新說西游記總批》中即說：

《西游記》稱為四大奇書之一。觀其龍宮海藏、玉闕瑤池、幽冥地府、紫竹雷音，皆奇地也；玉皇、王母、如來、觀音、閻羅、龍王、行者、八戒、沙僧，皆奇人也。游地府、鬧龍宮、進南瓜、斬業龍、亂蟠桃、反天宮、安天會、盂蘭會、取經，皆奇事也。西天十萬八千里，觔斗云亦十萬八千里；往返十四年，五千零四十八日，取經即五千零四十八卷；開卷以天地之數起，結尾以經藏之數終，真奇想也。詩詞歌賦，學貫天人；文絕地記，左右回環，前伏后應，真奇文也。——無一不奇，所以謂之“奇書”。

上海中新書局刊本《新說西游記》

張書紳這里所說的“奇地”，即指《西游記》的神話環境；“奇人”，即指《西游記》的神話人物；“奇事”，即指《西游記》的神話故事。

神話環境、神話人物和神話故事構成了《西游記》“奇幻”特色的主要內容。可見，張書紳所謂的“奇”的第一個含義，即是指的《西游記》的幻想題材之奇。

張書紳這里所說的“奇想”，是指《西游記》的構思之奇；所謂的“奇文”，指的是《西游記》的行文筆法之奇。“奇想”和“奇文”，構成了張書紳所謂“奇”的第二個含義，即構思筆法之奇。

在具體的評點過程中，張書紳也主要就這兩個方面，即幻想類的題材之奇和構思筆法之奇展開評點，但更注意對《西游記》構思筆法之奇的揭示。

如第三回寫兩個勾死人乘著孫悟空喝醉了酒，將他勾進了地府。他酒醒之后，心中大怒，從耳朵中取出金箍棒，將兩個勾死人打為肉醬，又輪著棒，打進城中，嚇得眾鬼卒跑上森羅殿向閻王報告：“大王，禍事！禍事！”

張書紳在此處夾批說：“森羅殿上報禍事，奇聞！”閻王看到孫悟空相貌兇惡，口中連叫“不敢！不敢”，張書紳又批道：“閻王竟怕鬼矣，真乃奇談。”同一回的回末總評又寫道：

寫龍宮已難，寫地府更難。以一回之內兼寫兩處，且俱是絕世奇文，讀之云峰峙立，雪浪千層，不惟文章另開生面，即讀者心中、目中，亦若果有一地府、龍宮，如親歷其境者。真乃前代之所不見，傳奇之所絕無者也。至起伏轉接，悉本天地之自然，讀之并無痕跡，真乃妙筆，真正奇文。

上海校經山房石印本《新說西游記》

這里不僅指出了《西游記》的幻想筆墨“前代之所不見，傳奇之所絕無”，也指出了《西游記》“另開生面”的構思筆法之“奇”。 第十三回回末總評又說：

此回乃取經入手之始，法脈最為緊要，瞻前顧后，頭緒多端。看他一層一層，分的清楚，一處一處，布置的妥當。以太保作一接引過脈，直寫至水窮山盡，忽聞喊叫如雷，何等驚異！何等爽快！此正是筆墨不險，文章不奇，哀梨并剪，并見其妙。

這一回寫唐僧取經剛剛離開國境，便陷入虎穴，兩個小徒弟被妖怪吃掉，唐僧本人幸得太白金星相助，才脫離了虎穴。

但唐僧上路之后，卻又遇到猛虎毒蛇擋道。幸好獵戶劉太保出現，才驅散猛虎毒蛇，救出唐僧，并將唐僧請到家中熱情招待，第二天又送唐僧至兩界山。

連環畫《兩界山》

但到了兩界山分界之處，劉太保卻因不能私出國境而無法再送唐僧。唐僧正在窮途末路、束手無策之時，突然聽見山下叫聲如雷：“我師父來也！我師父來也！”就在人們急于知道叫喊者為誰的時候，文章戛然而止，到了回末。如此寫來，的確正像張書紳所批：“筆墨不險，文章不奇。”

再如第三十三至三十五回，寫孫悟空智斗金角、銀角，孫悟空幾次騙取了妖怪的寶貝，但又幾次失去寶貝，甚至騙去的幌金繩反而把自己捆住。妖怪雖然幾次捉住了孫悟空，但孫悟空都設法逃了出來，逃出之后，又化名為“者行孫”“行者孫”前來降妖。張書紳便在第三十四回回前總評中說：

《西游》之寫賭斗變化者多矣，然未有如此回之新奇熱鬧者。魔王之寶貝始終有五，行者之姓名前后有三；魔王之寶貝得失無常，行者之姓名變換莫定。波浪千層，古怪百出。究竟魔王之寶貝到底有窮，大圣之神機始終莫測。至變老奶奶一段，妙想天開，筆墨飛舞，其中之奧妙，有不可以驟言者。

這些評語，的確揭示了《西游記》行文筆法的奇妙之處。

趙祥林繪火焰山

再如第五十九回至六十一回寫火焰山的故事，張書紳在第六十回回前總評中就說：

文情至“火焰山”，曲折盡矣。酣戰之際，忽思赴宴，筆陣至此一換。牛魔要鬧中取靜，大圣卻不妨忙里偷閑。一調不慮蕉扇之有假，再調竟信八戒之為真。假得來，又假得去。機巧互見，變詐百出。

同一回的回末評又說：

火焰山之埋伏，實源于八卦爐；不知牛魔王之來歷，已兆于水簾洞，法脈亦可謂沉細矣。至其中又前照火云洞，后伏碧波潭，無微不到，真正奇文，真正妙文。

從這些評語我們不難看出，張書紳對《西游記》行文筆法的欣賞，的確十分精到。此外，如：

上海鴻文書局刊本《新說西游記》

筆陣有如黃河之九曲，而變幻神奇，真千古之絕調。（第六回回末總評）

奇思天縱，妙想非凡。（第七回夾批）。

越想越妙，愈出愈奇。（第三十三回夾批）

一波才息，一浪又起，真是層巒疊峙之奇。（五十四回夾批）

朱紫國的病是雙鳥失群；孫行者的鈴偏是雌雄相遇，章法絕妙。世人徒稱西漢（指《史記》——引者注）為絕世之奇文，殊不知《西游》之文更奇。（第七十一回回末總批）好照應！真有飛云接日、斷橋得路之妙。（第九十九回夾批）

此類批語，在《新說西游記》中俯拾皆是。

張書紳不僅揭示了《西游記》的“奇幻”特點，而且揭示了《西游記》“幻中有真”的特點，認為“虛事竟要附會成實事，方不愧為奇書”（第十二回夾批）。

關于《西游記》“幻中有真”的特點，以李評本卷首所載袁于令的《題辭》所論最為突出。袁于令揭示《西游記》“極幻之事，乃極真之事；極幻之理，乃極真之理”，指出《西游記》“駕虛游刃，洋洋灑灑數百萬言，而不復一境，不離本宗”，都是對《西游記》“幻中有真”特點的精到論述。

但是，對《西游記》如何“幻中有真”，袁于令卻由于篇幅的限制，未能加以詳細論述。李評本的評語和后來的《西游證道書》，對《西游記》“幻中有真”的論述也并不多見。

張書紳則從多個方面，揭示了《西游記》的“幻中有真”、“幻中寓真”的特點。如第十回回前總批說：

上海古籍出版社版張書紳評本《西游記》

龍王之犯天條，秦王之游地府，皆非人世之事。魏征以人臣而上奉天命，下通冥吏，極其幻渺。讀之入情入理，如聞如見，不啻出諸信史，真乃妙想天地外，下筆鬼神驚！

這里的“入情入理，如聞如見”，正是揭示了《西游記》的人情物理之真。

同時，張書紳還揭示了《西游記》塑造人物之真。如第二十三回寫觀音菩薩等變成母女四口，試探唐僧師徒取經的決心。別人都經受住了考驗，唯有豬八戒想要留下招親，卻又扭扭捏捏，不好意思直接說出來。張書紳在此處批語說：

不是寫出個豬八戒，竟是畫出個豬八戒；亦不是畫出個豬八戒，竟是現出個豬八戒也。

第二十五回又有評語說：

八戒有八戒的聲口，行者又有行者的身分。摩神寫意，無不精妙。

第五十九回寫孫悟空前來借芭蕉扇，鐵扇公主指責孫悟空“坑陷我子”。張書紳在此處夾批說：

黃山書社版張書紳評本《西游記》

家庭惹氣，雖起于婦女，大抵多為孩兒。曲盡人情，寫出世態。

婉然婦女情性，母子聲口。妙筆傳神，恍見其氣噎聲阻之態。

此外，又有“趣而且妙，酷似八戒”“嘴臉聲勢，八戒婉然”（第二十五回夾批）等批語。這些都是說《西游記》塑造人物時，人物的語言、行為符合人物的性格，能通過細節描寫凸現人物性格，使人物形象符合藝術的真實。

張書紳的有些評語，還指出了《西游記》敘述和描寫之真。

如第十一回回前評說：“把一座陰曹地府，寫得肅靜森嚴，歷歷如繪，讀之令人失色。不是秦王游地府，竟是開了鬼門關，令讀者看地府也。千奇百怪，如見如聞，真千古之寫生，非尋常筆墨所可得而夢見也。”這里主要說的便是《西游記》的描寫之真。

再如第十一回寫唐太宗游地府，一些餓鬼擋道。崔判官告訴唐太宗，需要給這些餓鬼一些錢鈔，才能過去。唐太宗苦于沒有帶錢，于是崔判官便告訴唐太宗，有一個人在陰間存有十三庫金銀，可以向他借錢。這個人便是“河南開封府人氏，姓相名良”。張書紳在這里夾批說：“此是個庶人，有名有姓，的的奇文；有方有向，的的奇事。”

又如《西游記》第十二回寫到唐僧于“貞觀十三年，歲次己巳，九月甲戌初三日，癸卯良辰”，在京城舉辦水陸大會，張書紳便在此處夾批說：“虛事實寫，使人不疑，此所以為奇書也。”

第十三回寫到唐僧“自貞觀十三年九月望日前三日”，從長安出發前去取經，張書紳又在此處夾批曰：“一路編年紀月從此始。有年有月，的的奇文；有起有落，的的奇事。”這些，都是說《西游記》的敘述之真。

《西游記大系》

其四，張書紳在評點形式上也有所創新。

新說本的評點文字，可以說是眾體皆備。在全書卷首，即有自序、總評、目錄注、總論、目錄賦等形式；在每回的回前和回末，又有回前總評和回末總評。在文字中間，又有夾批。可以說除了眉批和后跋之外，古代小說的各種批點形式在《新說西游記》中全都具備。其中目錄注和目錄賦，還是張書紳的獨創。

此外，作者還創造性地運用詩詞歌賦等韻文形式來評點小說。據筆者統計，在張書紳的評點文字中，詩詞曲賦多達十余首（篇）。

如第七十七回回后詩曰：“奇書妙法古今稀，發盡乾坤造化機。非止文章稱獨步，經書亦賴有維持。”再如第五回夾批說：

莫不是醉將軍解甲封侯？莫不是詐風魔孫臏逃走？莫不是問洗馬逞舊風流？莫不是潤筆毫草圣三斗？莫不是劉伶戒酒？莫不是高陽酒友？卻原來是饜東郭天官盜酒。好似個醉螃蟹手足亂爬，從今不識朝天路。

山西人民出版社版張書紳評本《西游記》

這顯然是一首曲。至于賦和偈的形式，在評點文字中也有很多，不一一列舉。

后來的清抄本《西游記記》大量地利用詩詞曲賦評點小說，便是對《新說西游記》這種評點形式的繼承和發展。

以上，我們對《西游記》的評點進行了系統論述，但其中掛一漏萬、荒謬不經之處良多，期望時賢后哲批評指正。

曹炳建

2019年1月30日撰于古汴心遠齋

2021年3月3日修改于加拿大康迪亞克

注釋：

[1] 徐朔方《評〈全真教和小說西游記〉》，載《文學遺產》1993年第6期。

[2]《乾隆汾州府志》卷十九，載《中國地方志集成·山西府縣志輯》（27），鳳凰出版社，2005年，第284頁。

[3]光緒《汾陽縣志》卷七，載《中國地方志集成·山西府縣志輯》（26），第194-195頁。

[4] 胡適《〈西游記〉考證》，載《名家解讀〈西游記〉》，第33-34頁。

[5] 彭力一：《〈西游記〉的理趣》，載《西游記研究論文選》，新疆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 86-101頁。

[6] 黃暉：《論衡校釋》卷八，中華書局，2018年，第444頁。

[7] [前秦]王嘉等撰：《拾遺記（外三種）》，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1頁。

[8] [宋]洪邁：《夷堅志》，中華書局，1981年，第967頁。

[9] [明]張譽：《北宋三遂平妖傳序》，載《三國演義資料匯編》，百花文藝出版，1983年，第289頁。

[10] [明]凌濛初：《二刻拍案驚奇序》，載《二刻拍案驚奇》，人民文學出版社，1996年，第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