塵封80年重見天日！張伯駒的《過江夢》再現被遺忘的文壇往事

在二十世紀中國文化史上，張伯駒的名字往往與“民國四公子”“收藏巨擘”“捐出半個故宮”等標簽緊密相連。他散盡家財守護國寶的壯舉，早已成為一段傳奇。然而，在收藏家、詞人、票友的身份之外，張伯駒還是一位被長期忽略的小說家。

近期人民文學出版社推出了張伯駒著、榮宏君編的《過江夢》，這部塵封八十年的長篇小說殘卷，終于重見天日。

《過江夢》，張伯駒 著，榮宏君 編，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

一部小說的發現與考證

《過江夢》的發現過程本身，就充滿了戲劇性。這部小說最早連載于1944年西安的《正報》副刊，署名“天馬居士”。在發表后七十多年的時間里，《過江夢》一直隱沒在故紙堆中，無人知曉“天馬居士”的真實身份。直到《張伯駒全集》執行總主編榮宏君在編纂過程中，憑借對張伯駒書法、文風與生平的長期研究，經過嚴謹考證，才最終確認這部作品正是張伯駒在西安避寇期間親筆創作。

著名學者陳子善對此評價道，《過江夢》的被發現“是中國現代小說研究史上的一個頗為重要的收獲”。這部小說之所以被命名為《過江夢》，源于其中的重要情節“過江赴滬”。小說以張伯駒的親身經歷為藍本，屬于紀實性自傳體作品。書中重點記錄了張伯駒40歲生日時，為家鄉河南義演籌款、登臺主演《空城計》的盛況。余叔巖、楊小樓、程繼先等京劇名角甘愿為其配戲，成為近代戲曲史上的一段佳話。作品同時完整保留了“七七事變”、北平淪陷等歷史細節，兼具文學性與珍貴的史料價值。

《過江夢》小說的發現，將一段被遺忘的文壇往事重新拉回到研究者的視野中。它不再是孤立的文本，而是與張伯駒的生命軌跡、時代風云緊密交織的一部分。這部作品的重見天日，仿佛打開了一個塵封的寶盒，里面裝著的是一位文化大家在特定歷史時期的私人記憶與心靈絮語。

血與火淬煉的殘卷

然而，這部小說的創作背景，比其內容本身更為驚心動魄。據張伯駒本人1968年7月16日所寫的《為西安〈正報〉編輯副刊經過》一文記載，這部小說原定回目二十回，是他“在一九四一年在上海被汪精衛駐滬偽軍綁架拘禁中寫的”。

1941年6月5日，時任鹽業銀行上海分行總經理的張伯駒接到一個電話，說是有一位朋友從北京來上海，清早坐船抵達外灘碼頭，要他去接。張伯駒接到電話后，就立即坐上自己的轎車趕往碼頭，去接這位朋友。

車子剛出里弄口，突然出現三人持槍攔車，其中一人坐進駕駛室里，二人在后排，將張伯駒挾持在中間。后來知道綁架張伯駒的正是汪偽“76號”特務組織的人，綁匪索價偽幣300萬元。此時的張伯駒，為了收藏珍貴字畫，早已囊空如洗。綁匪的目的就是為了逼他交出收藏的珍貴字畫。

面對威脅，張伯駒連日絕食，甚至昏迷不醒。夫人潘素前來探看時，他面容憔悴，卻反復叮囑，寧可自己死在這里，也絕對不能用珍貴的書畫為他贖身。這些話，與其說是對妻子的囑托，不如說是張伯駒面對威逼時，用生命捍衛文化瑰寶的錚錚誓言。在僵持了整整八個月后，綁匪見敲詐無望，將贖金降至40萬元。潘素四處籌措，才將張伯駒贖出。

經此劫難，身心俱損的張伯駒決心離開上海，取道南京、河南來到西安。在西安避寇期間，他將這段驚心動魄的經歷，以及過往的風雅記憶，一并化作了筆下的《過江夢》。小說的創作，從構思于危難囹圄之中，到執筆于流離顛沛之時，其字里行間浸透的，已不只是個人的悲歡，更是一個時代知識分子在國難家危之際的復雜心緒。

張伯駒

章孟龍與白琴

在《過江夢》的文本內部，張伯駒巧妙地運用了藝術手法，將真實的自我與生活投射其中。小說中的主人公章孟龍，正是張伯駒的化身。

榮宏君在考證中指出，“章孟龍”一名暗藏玄機：“章”與“張”諧音很容易理解。而“孟”意為長子，《白虎通義·姓名》引曰：“嫡長稱伯，伯禽是也。庶長稱孟，魯大夫孟氏是也。”因此孟和伯都可以代表長子，是同義。而“龍”亦可喻“駒”。由此可見，章孟龍正是張伯駒的化身。而小說中的女主角白琴，則對應張伯駒的夫人潘素，素白相通，而且潘素原名就叫潘白琴。

這種命名方式，并非簡單的文字游戲，它體現了張伯駒在文學創作中既想記錄真實，又想保持藝術距離的微妙心態。通過“章孟龍”這個人物，他得以相對客觀地回望和審視自己的經歷，將個人遭遇升華為可供敘述的故事。而對“白琴”的塑造，則傾注了他對妻子潘素的深厚情感。在現實的那場綁架案中，潘素奔走營救，是張伯駒得以脫險的關鍵；在小說世界里，“白琴”這一形象，無疑也是支撐主人公渡過難關的精神力量。這種將真實經歷藝術化處理的手法，使得《過江夢》超越了一般回憶錄，成為一部張伯駒的“心靈史”。

遺憾的是，這部承載著個人與時代記憶的作品只完成了上卷十回。1944年9月11日《正報》“豳風”欄刊布啟事：“《過江夢》上卷已完，下卷待續。”可惜的是，下卷始終未見問世。戰爭的結束并未帶來預期的安寧，隨后是更為復雜的社會變遷。張伯駒再次回到了北京，投身于新的社會活動與文物收藏事業中，這部未完成的小說便被擱置了下來，成為文學史上一個永恒的“待續”，直到八十年后才被重新發現。

在文學與歷史之間

盡管《過江夢》是一部殘卷，但其價值不容小覷。陳子善將其與中外文學藝術史上未完成的優秀作品相提并論，認為“舒伯特未完成的《第七交響曲》，曹雪芹的未完成的《紅樓夢》，均不影響這些作品的偉大的藝術價值。張伯駒這部《過江夢》雖然只有上卷，但故事已相對完整，無疑也應作如是觀。”不得不承認，《過江夢》在現代文學舊體小說創作中別具一格，是不可多得的文獻珍品。

《過江夢》的出版，為重新認識張伯駒提供了新的視角。此前，學界多聚焦于他的書畫鑒藏、文物保護與詩詞戲曲成就。公眾印象中的張伯駒，是那位捐出國寶的慷慨名士，是精通音律的票友名家。而這部小說的發現，則展現了他作為一位文人的另一面，他對生活的細膩觀察，對情感的深刻體悟，以及對時代風云的敏銳捕捉。著名作家賈平凹為本書題寫書名，稱贊其史料價值、認識價值、藝術價值不可估量，為張伯駒研究開辟了新天地。

在張伯駒的一生中，他經歷了從豪門巨富到債臺高筑，從遭綁票到被批斗的種種磨難。但他始終保持著一種超然物外的心態。他曾說：“人生在世，愛國是大事，決不能糊涂，小事滿可不必計較。”這種豁達的人生態度，也體現在他的文學創作中。《過江夢》雖然寫于被綁架拘禁的困境中，但字里行間卻透露出一種從容與雅致，這或許正是張伯駒人格魅力的體現。

《過江夢》的重新面世，讓一段被遺忘的文壇往事重見天日，也給讀者呈現了一個有血有肉、情感豐富的張伯駒，更是映照出這位文化大家在亂世中的堅守與夢想。正如張伯駒所言：“予之煙云過眼，所獲已多。故予所收蓄，不必終予身為予有，但使永存吾土，世傳有緒，是則予為是當之所愿也。”他的收藏如此，他的文字亦如此。

《過江夢》的“過江”，或許不僅僅是指地理上的跨越，更是一種精神上的渡越。從個人的小天地，渡向家國的大情懷。這部失而復得的殘卷，最終完成的，是對一個時代與一種風骨的珍貴存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