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輝 | 青年黃裳的才氣與多情

文 | 李輝

編選完《黃裳自述》是在夏日，整理好《黃裳書簡》是在秋天，而開始錄入他寫給楊苡女士的信，則是在冬日。我在他的紛繁往事中看他行走，在他無拘無束的書簡中與他交談。漸漸地，過去印象中的那個寡言少語的老頭，一下子在我的感覺中生動活躍起來。

黃裳頗不善言談，與之面對，常常是你談他聽，不然就是久久沉默，真正可稱為"枯坐"。電話更是簡潔得要命，一問一答，問幾句答幾個字，絕無多的發揮，可說是再單調不過的色彩。我甚至一度懷疑，他這樣的性格當年做記者時又該如何進行采訪？

然而，這只是一種外表或者說假象。一個在大學學電機專業的人卻改行走進了文化圈，且以藏書家、散文家、劇評家等多種身份獨領風騷，這自有他注定要成為文人的必然。讀他的自述，讀他文采飛揚的游記，讀他的書信，便不難發現，實際上，以藏書家而著稱的黃裳有濃厚的生活樂趣。他不是那種只知道枯坐故紙堆的書呆子，相反，其性情頗像一個浪漫才子，精神里充溢著人們在唐詩、宋詞、元曲、明清小說中可以領略到的那一種文人風流。他愛故紙堆飄出的特殊氣味，愛文物字畫營造的意境，愛游山玩水，愛美麗女性，愛名優們的優美吟唱和婀娜多姿，愛在印有漂亮圖案的紙箋上給友人寫漂亮的信，愛聽那些好玩的人講好玩的故事，愛在美麗的風景里和友人比賽吟誦偏愛的詩句，愛開懷暢飲。不只是這些。他也愛打聽時事變幻、人事替換，愛評說時事，愛抨擊所恨所憎，愛直爽地打一場筆墨官司，愛對那些淺薄的人投去蔑視的目光……

青年黃裳

想想看，如果黃裳不是一位既有學識又有情趣的人，又焉能在戲劇、新聞、出版等各領域結交八方俊杰？梅蘭芳、周信芳、巴金、吳晗，乃至舊書店的老師傅，幾乎都成了他的摯友，是他的活動舞臺上必不可少的角色。顯然，寡言少語的黃裳有擅長交際的性格，他是以自己的方式活躍在文化界，在一個復雜而動蕩的時代走著起落不定、悲喜交替的行程，從青春年少，一直走到80歲。

寡言成就了他的文字。所有閱歷，所有修養，所有情趣，成了他行文走筆的厚重基石與豐富背景。

可以看到，一旦進入文字世界，他的思緒與語言頓時順暢無比，活潑跳躍，五光十色，變化無窮。游記、書話、劇評、題跋、人物印象記，對不同文體自由選擇著一個又一個漂亮的動作。書簡尤其如此。書、人、心境、世態，他無所不談，毫無掩飾，較之那些公開發表的文字，它們更加真實地把他的性情顯露出來。顯然，文體對于他并不一定是必須考慮的前提，更不是限制手腳的束縛，在這方面，他相當放松，顯得瀟灑自如。當把他的所有文章作為一個整體來閱讀時，我便感覺到，這樣一個在當代中國頗具個性特色的文人，竟這樣悠然自得地為我們提供了如此精彩的精神記錄。

性情風流，文字風流。在世事紛繁、人聲喧囂的鬧市里，在一己選擇的書香閣樓里，在漫溢著傳統文人雋永韻味的小巷里，我分明看到了一位名士在款款而行。

"黃裳"是筆名，用久了，除了老同學或老朋友外，恐怕很少有人知道他的本名——容鼎昌。

一個不錯的筆名，色彩感頗強甚或有點女性味道。在認識黃裳之前，關于這個筆名的來歷我聽說過一個好玩的說法。說是年輕的容鼎昌很欣賞當時走紅的女明星、素有"甜姐兒"之稱的黃宗英， 堪稱黃的"追星族"，于是便取"黃的衣裳"之義，選擇了這樣一個筆名。聽來有點浪漫，是否屬實，好長時間里我從未想到過在他或者黃宗英面前求證，哪怕后來與他們非常熟悉。

黃裳在巴金家中

青春年少時的趣聞，長留在朋友笑談中。黃裳本人在一篇文章中提到過，錢鍾書曾為他寫過一聯：遍求善本癡婆子，難得佳人甜姐兒（《斷簡零篇室摭憶》)。可見他的這段"追星記"在當時文化圈是廣為人知的。

關于"黃裳"這個筆名，黃裳在天津南開中學的同窗好友黃宗江有所解釋："我下海賣藝，他初贈我藝名曰黃裳，我以其過于輝煌，未敢加身于登臺之際，他便自己用筆名登場。"可見，"黃裳"本是容鼎昌為黃宗江起的藝名，最終卻成了自己的筆名。不過，黃宗江的回憶并未解釋黃裳為何忽發奇想，想到了這樣一個藝名，更沒有說明這與他的妹妹是否有關。

得知我有意搜集與整理黃裳書信，熱情的黃宗江居然找到了黃裳寫給他的一批信，其中20世紀40年代8封，"文革"后9封。

這些信以40年代的最為珍貴，它們是目前所見黃裳最早的書信。這些寫于二十幾歲的書信，寫得灑脫，寫得優美，青春的躁動與浪漫毫無掩飾地呈現出來。它們引起我的興趣，并不只是因為它們證實黃裳當年的確如傳聞所言，對黃宗英充滿關切和欣賞，而是與中年之后寫給友人的信相比，它們更像抒情散文，更像心靈獨白的詠嘆調。將它們一封封錄入電腦時，我仿佛聽見他在月光下獨自吟唱，有點憂郁，有點感傷，當然，也有點浪漫。進而，如果把它們和黃裳寫于同一時期的詩文結合起來閱讀，便不難感受到一個青年才子對女性的鐘情，而這與黃裳所迷戀的傳統文人的風流情懷顯然是脈脈相通的。

1943年到1946年，黃裳先后或就讀校園，或出任美軍翻譯，奔波在國內的成都、重慶、昆明和印度等地，他常常感到寂寞難耐，那種對愛的、對異性的渴望，也就日日壓抑在心。與友人通信，特別是與黃宗江這種有特殊關聯的朋友寫信，其實也就是一種最好的釋放。他也偶爾吟詩。這一時期留下的詩不多，但頗有味道，也能幫助我們了解青年黃裳的心理。

1943年黃裳旅居成都，2月15日這一天他寫了這樣一首詩： "無端姿媚泥人生，琥珀調羹手自擎。知是殷勤知是惜，此情如水不分明。"詩后的跋這樣寫道："時借寓春熙路上，天井中有芭蕉甚大。夜半聞游女歌聲，不能成寐。"活脫一個可愛的青年，竟為院外女子的歌聲而失眠，并將這一體驗變成了詩。

還是這一年，黃裳寫過另外一首寄寓思念和戀情的詩："歷劫江南尚有春，拂衣猶染上京塵。夢回紫闥憑鸞鏡，舞罷蘭閨藉錦茵。常向畫眉尋密意，每從笑顏覺情親。琴臺此日應無路，鳳紙他年寄性真。"

1988年5月，作者與黃裳在貴陽花溪

1945年黃裳隨美軍遠行印度，2月19日在蘭伽收到家書，并附剪報、圖片。雖然他沒有說明是什么剪報，是誰的圖片，但即興寫下的詩將他的情愫以及傳統文人的趣味、情調表現得淋漓盡致："綠楊門巷憶青青，夢里江南只緒零。念遠羈情成悵觸，懷人蘭芷動芳馨。弦中意緒憑誰釋，畫里真娘正妙齡。綺緒漸闌翻轉摯，宿醒如此未能醒。"如果不注明作者和寫作時間，也許可以把它當作多愁善感的明清才俊的行吟之作欣賞。不僅詩如此，他在日記中記錄的生活片段，也表現出此時黃裳對異性美的關注與愛慕。

1945年6月2日的日記：

已經餓得很，等不及剛在弄鍋子的伙夫做的飯，就和小黃出去吃一頓。剛剛走出，就看見了兩個緬甸少婦挑了香蕉來賣。她們都赤了腳，梳著光亮的發髻，不施脂粉，可是明凈得很。這讓我想起了江南的賣花少女的那一種類型。

1945年6月4日的日記：

"呀，看那邊！"小黃喊。遠處的山腳下，一方石井欄上，有一個洗衣服的女人。我們突然為她的明倩所驚了。遠遠望去，她那梳得黑黑亮亮的髻，她那素白而單純的衣服，她的素樸的眉眼，她的勤快的洗衣的手法。她穿著的一件花布馬甲，當胸圍著的一塊長長的白紗，一直垂到腳腕，她赤著的雙足，就踏在那青石板上。我們就向她站立著地方走去。

寫給黃宗江的信，無疑最能表現出青年黃裳的才氣與多情，也頗有助于解讀他的心理與性格。且轉引寫于1944年的一封信如下：

宗江：

得內江來信，如讀了一篇憂郁的散文。"水國春空，山城歲晚，無語相看一笑"，如此境界，何以堪此。剪得一張Ingrid的相片和Charles Boyer的，電影未看，看此畫面即有"遲暮"之感。戀愛豈真需要找一個小姑娘，Fresh，青春的跳躍……

對于你的"喜歡"，我無所言說。實在在這方面我沒有資格講話。

本來又要上前線，但是沒有去，面對溪山，生活安靜，工作清閑，只是心情粗了，毫無執筆的興趣，奈何！

今天和一個Full Colonel駕車進城，此人白發蒼顏，但是頗有興致，在半路上遇見兩個Prostitute，就招呼她們上車。"有女同車"，一路上都側目而視，真有些浪漫軍人的風度了。這兩個粉頭有一個頗漂亮，高高的，豐腴，水汪似的眼睛，兩條粉紅色的大腿……當兵數月，乃真正了解了為什么要一點鐘五次，打發三個女人的必要……

我過去沒有遇到過淑女，遇見小妹，又為她當時那種風頭所掩蓋，無勇氣上，豈真要由"神女"來啟蒙不成？（那兩個在城里分手了，并無下文）

煙斗吸得頭暈暈，百無聊賴。

我緬想他年回到上海去。那時大概已經訓練好了美國派追求法。馬上來一個當頭風似的……看能不能成"佳偶"。"寥寥數語"今后是不寫了，"長信"更沒有"才華","才子佳人"我目前討厭達于極點。但愿我的人重新變過，變成一個十足的"野人"，帶一股曠野的風來。

我想，如果開頭好，也許后來會慢慢變回來，回到本來的性格，但此乃后話，God Knows!

杲良近況如何，還是從白兔子研究他那"變態心理"嗎？ 我這封信杲良看來一定又是變態研究的上好資料，一定是的。

昨天晚上又與同事大談《紅樓夢》，彼此同意在全部《紅樓》中，我們選兩個人，"晴雯""芳官"。晴雯取其撕扇子時的"我也累了，明天再撕罷"。于"芳官"取其"壽怡紅群芳開夜宴"時的和寶玉亂睡在一床上……

頭暈特甚，再談。祝

忘卻某"道"與某"心"!

鼎昌八月九日桂林山中

暗黑之夜有九顆星子

寫得多漂亮。一個活靈活現的浪漫才子心里的真實寫照。

1946年，在為自己寫的一些詩寫跋時黃裳開誠布公地說："西哲有言，無論何人，當其戀愛之際，都是詩人。""雖云情感之游戲，亦曾多少用心。軍中寂寥，得此乃不悶損，是可念也。"他說得不錯，這一期間的黃裳，精神上儼然是一位詩人。類似的情調其實一直在他身上存在著。熟悉他的一位詩人曾說他是"內秀"。這內秀在我看來，便是對異性美以及藝術美的敏感、好奇、癡迷。他后來之所以迷戀于藏書，喜歡字畫，與年輕時表現出來的性情顯然是一脈相承的。

從20世紀60年代寫給南開同窗周汝昌的信中得知，黃裳曾應香港一位朋友之約，計劃撰寫一部以晚明時代為背景描寫秦淮名妓柳如是等人物命運的小說，業已開始動筆寫出約三萬字。他抄錄一份，寄給身為紅學家的老同學閱正。對正在進行的這一選題，他興趣盎然，且信心十足。

此時，他并不知道在南方另一座城市里，史學大師陳寅恪盡管雙目失明，但也對幾百年前的同一位女性有同樣濃厚的興趣，并最終艱難地以口述方式完成了一部傳世之作《柳如是別傳》。遺憾的是，不知何故，黃裳的小說后來沒有完成，不然，人們就有機會看看黃裳筆下的柳如是，與陳寅恪筆下的傳主相比，到底有哪些相同哪些不同。同時，可以領略一下他的小說才能，看看他為何對柳如是這樣一個女子產生興趣，他又是如何把握明清時代的文人生活和文人性格。

1978年在《鬼戀》一文中，黃裳談到自己對柳如是的興趣時，說過這樣一段話：

大約在十多年前，對柳如是這個人物發生了興趣，搜集了一些有關資料，試作了一本《柳如是年譜》，又把明清以來有關她的詩文、筆記抄集在一起，足足有一大本，戲題之曰《靡蕪集》。柳如是在她的同時儕輩中間，無疑是聲勢最為煊赫的一位。無論"秦淮四艷"或李香君、卞玉京這些前輩或姊妹行，都遠遠比不上她的氣派。不但在當時，就是在身后，三百年來，一切大小文士，只要碰到與她有些牽連的事物，無不賦詩、撰文，回腸蕩氣。

他沒有提到自己曾動筆為柳如是的故事寫一部小說，但從20世紀80年代之后他撰寫的多篇關于柳如是的文章中可以看到，多年來他一直對柳如是這樣有見識、有才氣的女子頗為欣賞，他的藏品中自然少不了與她有關的書與畫。可見，他與歷代不少文士一樣有相似的情致，并由于時代不同、學識不同，有了新的見解。誠如他言，"三百年來，一切大小文士，只要碰到與她有些牽連的事物，無不賦詩、撰文，回腸蕩氣"。在這一點上，他表現得同樣引人注目。他與陳寅恪一起，也走進了他所描述的三百年來大小文士的行列，成為他們中間又一個別具風采的新派文人。

性情風流，文字風流。在世事紛繁、人聲喧囂的鬧市里，在一己選擇的書香閣樓里，在漫溢著傳統文人雋永韻味的小巷里，我分明看到一位名士在款款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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