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
1969年9月，承德的農村，一個彎著腰的老漢正編柳筐，沒人知道他叫李有田，是雇農，也是三省民警找了二十多年的“冀字一號”逃犯，直到派出所一腳踹開他家的土屋門，屋檐下的麻雀撲棱棱飛起來，這藏了半輩子的土匪頭子，才不得不站直了，面對這遲來的審判。
二十年前那個春天的夜里，柴胡欄子村響起了槍聲，二十多個趕路的干部在睡夢里被圍住，五個是師級干部，有人臨死前把文件嚼碎吞下去，有人把槍口對準自己太陽穴，也不當俘虜，兩個年輕女譯電員被拖走時，腳上的白布鞋還沾著露水，天亮后土匪拿刺刀剖開烈士的身子，把殘破的軀體扔在曬谷場上。
這個策劃慘案的主謀原本是個讀書人，師范畢業當過校長，家破人亡后上了山，他帶著一本《孫子兵法》和幾百個散兵，自稱反共先遣軍司令，專找給百姓辦事的干部下手，他們替老百姓分地分糧，我父親卻被槍斃了，審訊時他這么說，可沒人聽他講這些。
新中國成立后，民警在壩上草原追了他十二年，他白天在生產隊喂牲口、記工分，夜里就著煤油燈用石灰水泡指甲，縣里放《沙漠追匪記》，他死活不去，普查戶口總說我是文盲，直到一九六八年，曾給他牽過馬的齊達榜出獄了，老往他家跑，這身份才慢慢露了餡。
承德體育場那天人擠人，七十二歲的任芳伍穿著發白的灰布衫，站在槍口前，他筆記本最后一頁的字跡早模糊了，且看共黨坐得幾年天下，子彈穿胸的時候，臺下有人喊，該，那些烈士早該等來這一天。
后來民警從他土炕底下翻出兩把生銹的槍，還有一本寫滿受害者名字的本子，柴胡欄子后山的烈士陵園里，二十二塊青石碑讓松枝蓋住了，沒人提血債血償了，可每到清明，總有些老人領著孩子站在碑前，一遍遍說當年土匪怎么打斷了那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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