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點集錦｜鄭永年：要預防日本成為“東亞的以色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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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伊朗最高領袖哈梅內伊在近期美以聯合軍事行動中身亡，神權政治的核心象征坍塌，其“教法學家治國”的體制正面臨自1979年伊斯蘭革命以來最嚴峻的存續考驗。

鄭永年教授指出，這一事件本質上是一場世俗文明難以理解的“2.0版宗教戰爭”，背后交織著宗教立場的不可妥協、美國角色的深層轉變以及以色列的主動操盤等多重因素。

鄭永年教授指出，我們國家作為世俗文明，可能難以理解兩個宗教文明之間的思維方式與溝通模式。他認為，當前這場沖突既是一場為了利益、安全或能源的世俗戰爭，更是一場“2.0版的宗教戰爭”。

特朗普在社交媒體上將哈梅內伊稱為“one of the Evils”，這與世俗文明中所理解的“邪惡”含義完全不同。在宗教意義上，兩個“上帝”之間沒有任何可以妥協或談判的余地。正是基于這種宗教立場，特朗普的主要戰略目標之一就是伊朗的政權更替。這與以往美國基于民主、人權等世俗意識形態發動的戰爭不同，特朗普的干預更為赤裸，宗教因素實際上是一種更高層次、更根深蒂固的意識形態。

伊朗是回歸相對世俗的體制，還是重建神權政治，這取決于伊朗人民。美國不太可能像二戰后占領日本、德國那樣幫助解決伊朗的本土政權問題，因為其已從中東吸取了深刻教訓。伊朗內部存在分化，社會層面也存在對神權政治的不滿，因此建立一個溫和甚至世俗政權存在可能，但這也會引發內部沖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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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永年：美國和伊朗間既是世俗戰爭，更是2.0版宗教戰爭

鄭永年：戰爭的延續對美國來說是高成本的消耗

3月8日，美國、以色列與伊朗的軍事沖突進入第九天，戰事持續升級。伊朗稱對以色列及美軍基地發動大規模無人機襲擊；以軍則稱空襲了伊朗多處軍事目標，同時打擊了黎巴嫩東部。

外界分析認為，對美國而言，“4至5周”是美伊沖突的關鍵紅線。目前美軍精確制導武器庫存迅速消耗；MAGA內部圍繞戰事態度分化、通脹壓力、戰爭授權爭論等多重因素，將共同影響特朗普本就模糊的戰略推進。

隨著伊朗制造的導彈和無人機接連襲擊迪拜和多哈，美國“愛國者”攔截導彈等武器供需缺口擴大。圖源：路透社

鄭永年教授指出，伊朗戰爭的走向，關鍵仍取決于伊朗內部政治發展以及美國下一步的行動。

目前，伊朗政治架構內部既有強硬派，也有溫和派，權力結構復雜，未來可能逐漸形成新的政治架構。從短期來看，這個架構可能仍偏向反美，但從中長期來看，有可能會變得溫和一些。需要擔憂的是，如果美國破壞伊朗政治結構，導致國家機構瓦解，可能會出現類似阿富汗或伊拉克那樣的局面——舊政權解體而新政權難以建立。

特朗普設想的理想情況，是像老布什政府發動的海灣戰爭那樣：目標一達成便退兵。然而，老布什當年雖然從海灣戰爭撤軍，但仍遺留了很多問題，后來的“9·11”事件實際上與海灣戰爭也存在關聯。因此，特朗普很可能不得不從老布什模式轉向小布什模式，深度介入伊朗國內事務。

伊朗是一個人口近9000萬的大國，且自1979年伊斯蘭革命以來，它一直面對西方的制裁和打擊，難以被輕易擊敗。伊朗目前與美以打持久戰，試圖拖住美國，包括轟炸美國的軍事基地，甚至打擊中東的一些親美盟友。如果沖突持續，這對美國而言也將是一場高成本的消耗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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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超過90%的石油進口依賴中東。日本政府此前曾將封鎖海峽列入“存亡危機事態”假定情景。日本政壇也出現借機渲染“能源命脈受威脅”，以此推動修憲進程的聲音。3月6日，日本執政聯盟向首相高市早苗提交動議，主張廢除對武器出口的“五類型”限制。日本政府表示計劃最早在今年春季修改相關的運用指南。有分析指出，若日本若取消武器出口“5類型”的限制，將嚴重沖擊東亞以及亞太地區的戰略穩定和軍力平衡。

鄭永年教授在接受《新京報》記者專訪時表示，需要預防日本成為“東亞的以色列”、菲律賓成為“東南亞的以色列”。要避免這些國家像以色列一樣牽著美國鼻子走，來達到自己的目的。

鄭永年教授指出，在戰略層面上，當特朗普將美國的戰略重點“退縮”到西半球時，美國對世界其他區域實施的是“離岸平衡”戰略——無論是中東、歐洲，還是亞洲。以色列是美國在中東的支點，美國和以色列突襲伊朗，很大程度上是美國被以色列牽著鼻子走的結果。

日本則是美國在東亞的重要支點。因此，我們面臨的一大任務，就是如何防止日本成為“東亞的以色列”、菲律賓成為“東南亞的以色列”。必須避免這些國家像以色列一樣，牽著美國的鼻子走，以實現自身目的。

尤需關注到的是，當前霍爾木茲海峽局勢緊張，對日本的沖擊確實不容小覷。此前他們炒作“臺灣有事”，如今又將焦點轉向更遙遠的能源通道安全問題。日本的能源供給本就極度脆弱，既然如此依賴外部能源，更應謹慎處理國際事務。然而，日本反而借機重拾軍國主義那一套，完全是在加速自身的覆滅。

近些年，日本試圖擴充軍備，渴望實現所謂的國家“正常化”。特朗普一直要求日本承擔更多費用。但問題在于，日本國內經濟早已問題重重：政府債務規模居世界之首，金融體系也暗藏隱患，其自身弱點正在不斷暴露。同時，如何避免臺灣地區被美國視為“離岸平衡”的抓手而效仿日本，這已是現實問題，而非假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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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永年：特朗普美國信奉的是“基于恐懼的尊敬”

本次美國與以色列對伊朗發動的襲擊，從施壓到大軍集結、定點清除，甚至公然擊殺主權國家領導人，再次顯示，某些國家已將動用武力視為常規手段。

近日，鄭永年教授在接受《人民日報》海外版新媒體俠客島專訪時，就美國近期對委內瑞拉和伊朗的軍事行動，以及背后特朗普試圖重塑的“國際新秩序”輪廓，分享了他的觀察與判斷。

美國和以色列2月28日聯合對伊朗發動“先發制人”的軍事打擊。圖源：EPA

鄭永年教授認為，我們對“特朗普主義”的理解至今可能仍非常膚淺。特朗普的宗教背景與商人經歷深刻塑造了他的行事邏輯。無論是關稅還是軍事沖突，如果實力不對等，就只會表現為“要價”，而不會帶來真正的談判。

隨著俄羅斯在中東影響力的衰落，如今已不存在真正基于規則的國際秩序，世界正走向完全的叢林法則。下一步，特朗普正試圖重塑秩序。美國的經濟與軍事力量仍居世界首位，外部缺乏有效制約，連內部制衡也十分有限。無論是民主黨，還是美國最高法院，都難以對特朗普形成有效制約。

然而，美國信奉的“基于恐懼的國際秩序”并不牢靠：如果美國對世界各國制造恐懼，這些國家也可能反過來制造恐懼。

鄭永年教授強調，在這場戰爭中，其他國家首先要居安思危：和平必須爭取，也必須斗爭，否則將面臨重大風險；其次，要注重發展，增強自身實力；最后，國際關系與外交政策不能建立在無意義的道德假設之上，而必須保持現實主義。既不能高估，也不能低估自身實力。要善用實力，盡最大努力爭取和平，同時也要做好應對斗爭的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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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永年：不能將人工智能等技術轉化為硬實力，就可能再次陷入被動

據報道，美國軍方在襲擊伊朗的過程中通過Palantir的智能系統，配合Anthropic的Claude AI模型來分析海量情報數據、識別和優先排序打擊目標。外媒分析認為，美軍在伊朗行動中利用AI技術大幅縮短了“殺傷鏈”（kill chain），已展現了未來AI時代戰場的一角。

對此，鄭永年教授指出，需要警惕的是大國已經在嘗試融合人工智能與核武器，如果再加上星鏈等技術，美國的軍事能力更不容忽視。中國處于第四次工業革命前沿，如果不能將技術轉化為硬實力，就可能再次陷入被動。

鄭永年教授指出，從歷史角度看，美國的技術與軍事一直緊密結合，即所謂的“軍工復合體”。9·11事件后，美國深陷中東事務，在此期間，Palantir 等科技右翼勢力開始加快探索如何將人工智能應用于數據收集與決策等領域。如今，從委內瑞拉行動到對伊朗的戰術應用，美國已實現軍事與人工智能的深度融合。與此同時，需要警惕的是，大國已經在嘗試融合人工智能與核武器，如果再加上星鏈等技術，美國的軍事能力更不容忽視。

在這一背景下，如果陷入“人工智能不能用于軍事”的道德化誤區，就可能在國際上處于被動地位。因此，必須推進人工智能與軍事的結合：一是能力必須具備，二是能力必須用起來。

鄭教授強調，軍民融合是一個龐大的系統工程，因為戰爭本身就是系統工程。要通過技術與政策的協同、軍與民之間的有機融合，以及體制機制的系統性改革，實現系統化、協同化、整體化的目標。

從更長的歷史視角看，中國的四大發明改變了近代世界，但中國沒有像西方那樣建立專門研究機構，將發明形成學科，并通過基礎科研強化應用。相比之下，美國在軍民融合方面做得非常好，例如互聯網和手機等技術都是先軍事后民用。在第四次產業革命及互聯網、人工智能時代，中國處于前沿，如果我們只熱衷于生活化和娛樂化，而不能將技術轉化為硬實力，就可能再次陷入被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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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永年：特朗普的下一個目標很可能是古巴

當地時間3月7日，特朗普在邁阿密附近出席所謂“美洲之盾”峰會時再次對古巴發出威脅，表示將在對伊朗的行動結束后“把注意力轉向古巴”，并稱古巴已走到“生命盡頭”。

自今年1月初美國對委內瑞拉采取軍事行動并導致該國重要石油供應體系中斷以來，美國特朗普政府加大了對古巴的壓力。

鄭永年指出，特朗普的下一個目標很可能是古巴。美國全球戰略在向西半球收縮，古巴和委內瑞拉相關聯，涉及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和政權更替，美國要成為西半球主導，針對“異類政權”進行打擊符合地緣政治和經濟利益。

古巴曾是俄羅斯重要樞紐，即使蘇聯解體后俄羅斯影響仍在，但因俄烏戰爭拖累，美國有機會行動。委內瑞拉事件和伊朗斬首顯示拉美國家趨向妥協，古巴領導人可能做出調整，但不一定用對待伊朗或委內瑞拉的直接動武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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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永年：不要被歐洲“獨立自主”所迷惑

美國對伊朗的軍事打擊并未獲得北約及歐洲盟友的全面支持，法國、英國和西班牙分別采取有限配合或限制性措施。歐洲盟友在面對美國單邊行動時正變得日益謹慎，同時也加速了其強化防務自主的進程。近日，法國總統馬克龍宣布擴大法國核武庫的核彈頭數量，并提出一項由八個歐洲國家參與、但“不共享最終決策權”的“前沿威懾”計劃，凸顯歐洲在戰略自主方面的動向。

對于歐洲核心大國的動作，鄭永年認為，歐洲所謂的“獨立自主”高度依賴美國及北約體系。如果歐洲真的獨立自主、與美國決裂，性質將完全不同；法國開著航母去打伊朗，顯示所謂的獨立自主不過是表象。

過去是美國帶著盟友行動，以后可能會像近代早期帝國主義時期那樣，德國、法國、英國各自劃分勢力范圍，各搞各的帝國主義。從歷史上看，歐洲國家在獨立自主時期，同樣會欺負發展中國家，本質沒有區別。

歐洲增加核彈頭只是借口，同時也增加了世界風險。現在的世界就像中國春秋戰國時期的周天子衰落、群雄逐鹿。各大國都試圖在舊秩序的廢墟上建立以自己為中心的區域秩序。歐洲并非為了其他國家的利益，而是想擴展自身勢力范圍。近代以來，西方列強雖然相互矛盾，但在欺壓發展中國家時仍會聯合，就如當年的“八國聯軍”侵略中國。因此，我們不能掉以輕心。

對于中等國家，鄭永年教授指出，它們主要是自救，害怕被美國拋棄。它們無力真正對抗美國，最終仍需依賴美國，只是機會主義者：一方面利用與中國交往向美國施壓，另一方面在政治上表明立場可以調整。我們更應關注這些國家的實際能力——如果它們團結起來后像近代一樣欺壓“全球南方”國家，情況只會更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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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版 | 周浩鍇 劉昕冉

審閱 | 劉 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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