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70歲農民待遇 歷史欠賬償還 晚年基本尊嚴

今年不少代表、學者特別提到，建議將70歲農民從目前一個月一百多元提高到500元、1000元。

原因是這些農民當年為國家建設做出了巨大貢獻，如今改革開放國力增強，他們的待遇不應該被遺漏，提高他們的退休待遇是一種歷史欠賬的補償。

70歲的農民（約生于1956年），他們的一生幾乎貫穿了新中國農業發展的關鍵時期，這一代人把最好的公糧免費交給國家，不僅義務修路、義務修建各種水利工程，如今很多大型水庫都是當年這些農民在沒有機械設備用肩挑修建起來。

交公糧：用糧食托起國家工業

在2006年取消農業稅之前，他們每年都要把最好的糧食無償上繳國家（“交公糧”）。據統計，從1949年到2000年，農民累計繳納了7000多億公斤糧食。這些糧食不僅保障了城市口糧，更通過“工農業剪刀差”（低價賣糧、高價買工業品），為國家工業化積累了超30萬億元的原始資本。

當年，如果沒有農民年復一年的無償把糧食上交國家，城市沒有穩定的糧食供應就會不穩，他們為城市口糧和社會穩定做出了巨大貢獻。

興修水利：用肩膀扛起“人工天河”

今天很多大型水利工程都是那個年代農民修建起來的，在機械化程度極低的那個年代，他們自帶干糧、義務出工，用鐵鍬和扁擔一鍬一鍬一擔一擔完成了許多至今仍在發揮重要作用的超級水利工程。

紅旗渠，削平1250座山頭，鑿通211個隧洞，在沒有任何現代化機械的情況下，靠著一錘一釬一雙手，在太行山的懸崖峭壁上開鑿出了這條“人工天河”。紅旗渠的建成，徹底結束了林縣人民“吃水貴如油”的歷史，解決了54萬人的飲水問題和67萬畝耕地的灌溉問題。紅旗渠是新中國水利建設史上的一座豐碑，它的意義早已超越了單純的水利工程范疇，成為了一種精神象征和時代印記。

淠史杭灌區，全球最長灌區之一，最高峰時80萬民工上陣，完成近6億立方米土方。淠史杭灌區是新中國成立后興建的全國最大灌區，被譽為“人間天河”，位于安徽省中西部，橫跨長江、淮河兩大流域，由淠河、史河、杭埠河三個毗鄰灌區組成。淠史杭工程是新中國治淮工程的重要成果，徹底改變了江淮丘陵地區“大雨大災、小雨小災、無雨旱災”的困境。工程惠及安徽、河南兩省4市17個縣區，有效灌溉面積超1000萬畝，是保障國家糧食安全的重要“糧倉”，也是合肥、六安等城市的主要水源地。

密云水庫，幾十萬民工靠人挑肩扛，僅用700多天建成，成為北京重要水源地。它承擔著北京城區約60%的供水任務，是北京最重要的地表飲用水源地。作為華北地區最大的水庫，它擁有巨大的水面，對調節區域氣候、凈化空氣、涵養水源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是北京重要的生態屏障。隨著南水北調中線工程通水，密云水庫的角色從“主力供水”轉變為“戰略儲備”。它現在是南水北調來水的重要調蓄庫，在豐水期存水，在枯水期或緊急情況下保障首都供水，是北京水資源安全的“壓艙石”。

全國各省還有很多大型水庫都是在當年，這些農民義務修建起來的，那時候沒有大型機械，全靠人海戰術，一鍬一鍬挖、一擔一擔挑，硬是建成了這些在今天看來不可思議的大型水利工程。

沒有當年丹江口水庫 可能沒有南水北調

比如現在南水北調中線工程的水源地——丹江口水庫（雖然大壩在湖北，但水庫水域面積大部分位于河南省南陽市淅川縣境內。也是當年湖北、河南兩省10萬農民用肩膀挑出來的。1958年開工時，大家自帶干糧、住草棚，硬是靠人力完成了漢江截流，直到1974年完工，為北方送去了生命之水。

沒有丹江口水庫，就沒有南水北調中線工程，丹江口水庫是中線工程唯一的水源地。南水北調中線工程全長1432公里，沿途沒有其他水源補充，全程自流，全靠丹江口水庫的水位差“推”著水走。如果丹江口水庫沒水，整個中線工程就會斷流。

南水北調的水從丹江口水庫出發，通過陶岔渠首樞紐（位于河南南陽）這個“水龍頭”進入總干渠，一路北上直達北京、天津，不僅解決了北方缺水問題，還讓華北地區的地下水水位得到回升，白洋淀等河湖生態得到復蘇。

三線建設：用雙腳丈量山河

在“備戰備荒”的年代，他們響應號召，以“民兵”身份參與三線建設。例如修建湘黔鐵路，沒有大型機械，全靠人力開山鑿石，湖南全省就抽調了100多萬民工參與“會戰”，硬是靠肩挑手挖完成了工程，當時由于施工條件惡劣，傷亡時有發生。例如在六盤水鐵路建設中，曾有125名民工不幸身亡，超過300名民工終身殘疾。在襄渝鐵路建設中，甚至有“平均一公里犧牲一個人”的說法。

民工們常住在臨時搭建的油毛氈房或“干打壘”土房里，砍伐圓木當柴火，飲山泉水，生活條件極為簡陋。當時民工沒有正式工資，主要靠生產隊記工分，每月僅有十幾元的生活補助（其中可能包含幾元保密費），但他們依然干勁十足。民工們修建的成昆鐵路、襄渝鐵路、湘黔鐵路等，徹底改變了西南地區“蜀道難”的局面，為后續的工業發展打通了生命線。

三提五統：用汗水支撐鄉村運轉

除了農業稅，他們還承擔了“三提五統”（公積金、公益金、教育費、修路費等）。據統計，1986年至2001年間，農民累計承擔相關資金1774億元，是同期農業稅的10倍多。

那個時代鄉村兩級辦學（民辦教師工資、校舍建設）主要靠“教育費附加”支撐，農民自己出錢辦教育，為國家培養了大量人才。鄉村道路、農田水利等基礎設施，主要靠“公積金”和“道路建設費”修建，農民用肩膀挑出了鄉村的現代化。農村五保戶供養、合作醫療、優撫軍屬等福利事業，主要靠“公益金”和“優撫費”維持，農民自己解決了農村的社會保障問題。

那個時代的農民不僅繳納了“皇糧國稅”（農業稅），還通過“三提五統”承擔了基層行政運轉成本（如民兵訓練、計劃生育、村干部工資），實質上是用農業的微薄利潤補貼了工業的發展。

那個時代農民做出了制度犧牲

當時城市公共服務由國家財政負擔，而農村同類支出卻轉嫁給了農民，農民在制度上做出了巨大的犧牲，為國家積累了寶貴的原始資本。

那一代的農民用“交公糧”解決了國家的“吃飯問題”，用“義務工”建成了國家的基礎設施，用“剪刀差”支撐了工業的原始積累，他們是共和國最堅實的基石。如今他們已經年過70歲，晚年余生應該得到時代的“補償”和尊嚴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