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離德黑蘭

我們居住的社區以白人為主，散步時，極少遇到亞裔。搬來不久，我遇到了納蒂亞和哈桑。哈桑圓臉，皮膚黝黑，中等身材，納蒂亞身材高挑，皮膚白皙，眉彎眼長，一眼就能看出她年輕時肯定是個美女。從容貌上，我推測他們來自中東地區。攀談后，才知他們來自伊朗。我和他們都是五十年代生人，而且都是1984年來美國。

每次散步相遇，我們總會站在路邊聊，聊的時間一般都比遇到白人鄰居長一點，話題也多一些。2023年春的一天，又遇到納蒂亞夫婦。聊起我們剛結束的以色列之行，聊起海法的巴哈伊花園。我說：“那個空中花園真美，猜想已毀的巴比倫空中花園也不過如此？可惜非巴哈伊（Bahá’í Faith）教徒不能進入那座希臘式的大殿。”納蒂亞說： “我們曾在那里面做過9天的靈修。”我才知道他們是巴哈伊信徒，而非穆斯林。

以色列海法的巴哈伊教的花園

巴哈伊教起源于19世紀，只信奉一個神，反對神人格，在這一點上與伊斯蘭教非常接近。它認為摩西，耶穌，穆罕默德，佛陀等都是神的顯現者，而最后的顯現者是該教的創始人巴哈歐拉。相比世界的幾大宗教，這個晚近發展起來的宗教還明確男女平等，特別強調女性教育，以及科學與宗教和諧，倡導世界和平，道德自律和社會服務等。

每次在社區碰到納蒂亞，我們都邀請對方來家做客，但因各種不便一直拖到2026年新年伊始。那天下午，他們來我家喝茶。納迪亞帶了自己烤的波斯蛋糕，蛋糕放在高腳托盤上，橘色的蛋糕上撒了點點紫色花瓣。納迪亞去年摔傷手腕，好久行動不便，看到她手部沒有繃帶，烤了蛋糕，就知已完全恢復了。

我們都是第一代移民，很自然地談起故國的經歷。哈桑多少了解一些現代中國歷史，但聽到糧票戶口，文革十年學校關閉等仍然吃驚。他們嘆息管控比伊朗神權制度更嚴苛。說起怎樣來美國，我說1976年中國向世界開放之后，我出來留學。

我知道納蒂亞是伊朗革命后來美國，而我對那個時代的了解主要來自書籍：《我在伊朗長大》（Persperolis），《在德黑蘭讀洛麗塔》等。十多年前，我在澳大利亞的亞逸巖（Ayers Rock）徒步脫水，幸虧遇到來自斯坦福大學的心臟科醫生，才不致釀成生命危險。那個醫生就是伊朗革命后移民美國。除了他，我知道伊朗革命后，一些伊朗人逃到美國，聚集在南加州的貝佛利，西木，圣莫妮卡一帶。西木曾被稱為小波斯，因他們的聚集地位于洛杉磯西北，他們也得了個“Tehrangeles”（英文德黑蘭和洛杉磯的拼合詞）的綽號。“Tehrangeles”居住在美國最富裕的區域里，房產動輒5，600萬。有人背后說，不知道他們帶來多少財富。

納蒂亞的家

納蒂亞的房子就位于我們這個社區的最佳地段，背靠大湖。她家石砌的門廊上擺著四季鮮花，屋后泳池之外就是湖與森林。雖然年近七十，納蒂亞的臉上并未見太多滄桑，我理所當然地認為納蒂亞和南加州的伊朗人一樣：在故國養尊處優，去國也蠻平順。

納蒂亞的家

當聽到納蒂亞說：“我們是逃出來的！”時，我不禁大吃一驚，急切地等著她說下去。

“1979年霍梅尼當政后，迫害異教徒，200多巴哈伊教徒被殺害。哈桑在大學學機械，大學畢業在公司或政府任職的更是屬于霍梅尼的清洗對象。”

通過談話，我得知在伊朗的巴哈伊社區是全球最大的社群之一，但也是受到最嚴重迫害的宗教群體之一。巴哈伊教徒不能上大學，不能在政府工作，宗教機構被查封，墓地被毀，財產被沒收，也不能公開聚會，經常以“危害國家安全”罪名被捕。即便只是教兒童讀書，管理社區事務，維持宗教禮儀，都可能被判刑。在霍梅尼時期，巴哈伊教徒如果堅持信仰，就被逮捕。逮捕后，若拒絕改信伊斯蘭教就遭處決。

納蒂亞說：“霍梅尼殺害了200多巴哈伊教徒，9名領導成員被集體處決。1982年夏，我們決定出逃。我們沒辦法拿到護照合法出境，只能偷渡。通過管道，我們找到中間人，給了他一部分錢。當時我女兒出生才15天，我的兒子7歲。我們還帶上15歲的侄女，因為她留在伊朗毫無前途可言。我們一行五人坐上一輛卡車，我和侄女坐在司機旁，我抱著嬰兒。我丈夫和兒子坐在卡車車廂里。我們趁著黑夜，離開德黑蘭，向東南行駛。”

我打斷了納蒂亞，打開谷歌地圖，“我不了解伊朗地理，你指一下吧。”

“我們計劃逃到巴基斯坦尋求聯合國保護。德黑蘭在中部的北緣，我們離開德黑蘭市后，還要離開德黑蘭省。繼續向東南，克爾曼（Kerman），繞過扎黑丹(Zahedan), 扎黑丹已經在邊境省錫斯坦俾路支內了，越境，進入巴基斯坦。我們穿著德黑蘭的服裝，每次經過有人煙的地方，司機就要我們低下頭，免得引起注意。

“一個夜晚，突然前方出現一輛車。車燈大開，照的我們睜不開眼睛。那車子停在路上，車上的人下來端著槍，攔住去路。他們要我們下車。我們的司機放慢速度，搖下車窗，看起來，他要停車接受檢查。我特別害怕，一旦查出來，送回德黑蘭，我們必死無疑。就在車子靠近那幾個人時，我們的司機突然加速駛下路基，瘋狂地向前開去。前方漆黑一片，車后響起槍聲。我能聽到子彈射中車體的聲音。司機也很害怕，路又不好走，車子東倒西歪地飛速行駛，幾次都差點翻了。開了一陣，司機讓我看看后面有無追車。我看了看，后面一片塵土，什么都看不到。司機說也許他們關掉大燈，他仍然全速行駛。又開了一陣，還是什么都看不到，黑暗中一片寂靜。這時，我才想起坐在后面車廂里的兒子和丈夫。我使勁敲了敲后窗，沒有回應。我侄女又敲，仍然沒有回音。我要司機停車，司機不肯。又開了一陣，他才停下。”

“車子聲音太大，我聽不見。”哈桑插話說。

“停車后，我上去一看，發現哈桑和兒子蜷縮在一個角落，他用自己的身體包住兒子。”納蒂亞說。

“那后來呢？”

“這個司機是普什圖人（Pashtuns），清晨把我們帶到普什圖人的村莊。進屋后，他拿來當地人的衣服讓我們換上，然后給了我們一點餅和水。那個村莊非常窮，就是幾間土屋，有口井，周圍都是荒野，夏天都沒什么綠色，特別熱。”

“你那15天大的女兒怎么樣了？”

“她很乖，夜里沒有哭，一直睡，我們非常幸運。”

“你當時喂奶嗎？”

“我沒有喂她母奶，因為太緊張驚嚇，我的奶不好，只好喂糖水。”

哈桑插話道，“雖然普什圖人也是穆斯林，但他們是遜尼派，不是什葉派。因此也遭到霍梅尼的迫害。他們基本沒有什么活路。因為長期游走在伊朗巴基斯坦邊境，我們逃跑的路線也在普什圖人控制的地區內，所以帶我們偷渡的都是普什圖人。”

納蒂亞接著說：“次日清晨，那普什圖人還讓我們等著。終于動身后，走到一個了地方。看到了麥田，之前的路上除了黃土，什么都沒有。那里剛剛收過麥子，麥秸堆起來。司機讓我們躲在麥秸堆后面。我們躲在那里，但司機一直不來。這里已是普什圖人控制的地區，德黑蘭管不了。但我們也聽說一些逃亡的人被扔在半路上，自生自滅。左等也不來，右等也不來。我們都很餓，就吃生麥粒。我女兒餓得大哭，這時來了人。他說‘你不能讓你女兒哭了，會引起注意。’

這一次來了幾輛摩托車，我和侄女分別上了一輛車，哈桑上了另一輛，抱著孩子，兒子坐在他前面。”

我問：“你用什么語言和司機交流？”

“從事這一行的人大多會講波斯語，也會講一些烏爾都語。那些地區基本是部族統治，他們有自己的交通網和通訊網，知道伊朗邊防巡邏隊和軍警的活動。

上了摩托車，駕駛員告訴我抓緊。我前面有個口袋，我一抓那個口袋里撒出一些白色的粉末。我說‘你的鹽撒了。’他不答話。行駛了一陣，他說‘那不是鹽，是海洛因。我們從阿富汗那邊買來，質量不好，送到巴基斯坦那邊去加工。’

摩托車載著我們開上一個山頂，又是一片寸草不生的地方。當晚，我們就露宿山頂。夜里很冷，白天極熱，沒什么吃的，只有少量的水。”

哈桑插話道：“后來，我們騎駱駝。”

納蒂亞：“對，普什圖人牽來幾匹駱駝。哈桑抱著孩子騎一匹，我自己騎一匹。那都是單峰駝，我從沒騎過駱駝，也沒騎過馬。我特別緊張，緊緊地夾著腿，腰疼像要斷了。這樣搖搖晃晃下山，又上山。那駱駝突然晃動起來，我從駱駝背上摔下，摔在一塊大石頭上，昏了過去。”

在北非，我騎過單峰駝。雖然都是專門伺候游客的駱駝，但騎上騎下難，騎上行走也不容易。

納蒂亞的家

納蒂亞喝著茶，繼續說道：“我醒來后，看到哈桑端著一桿槍。女兒放在地上，沒看到普什圖人。我說‘你拿槍干什么？’哈桑說‘他們說如果有人來抓你們，你就開槍。’我說‘你從來沒用過槍，趕快放下，免得傷人。’我們又騎著駱駝走了一天。晚上，只有沙地，星光和駱駝的喘氣聲。

到巴基斯坦邊境時，我們已經走了一周。這一周，我們每天只吃一點面餅，少量的水。出發前，我告訴七歲的兒子，如有人問起就說我們全家去度假。到這時候，兒子說‘這是什么度假啊？’我才告訴他真實情況，再次囑咐他見人還是要跟人說度假。那時聯合國在巴基斯坦的奎達設有難民站，從邊境還要走兩天才能到奎達。普什圖人非常守信用，我們又坐上卡車。沿途也有檢查站，檢查人員看我們帶著那么小的孩子，不太懷疑我們是偷渡，以為就是窮人走親戚。

到了奎達，卡車停在靠近難民署的街上。向導說‘巴基斯坦這邊還是有些人對你們不好，下車后，你們必須拼命向聯合國難民署跑。到了門口就安全了。‘一下車，我們抱起女兒，拉著兒子拼命跑。到了門口，我們說是伊朗的巴哈伊教徒，尋求庇護。我們立刻就被帶進去了。因為那時世界上已經知道巴哈伊教徒被殺。上廁所時，我看到自己，曬傷，各種劃傷，干涸的血跡….”

我沉浸在故事中，想象著那個時候的納蒂亞。此刻她喝著茶，神態平靜。

納蒂亞烤的玫瑰蘋果塔

“奎達是什么樣的？”

“非常熱，非常窮，非常臟。我們分配到一個房間，在那里住了1年半。然后又被轉到維也納，等待美國批準我們的難民申請。哈桑的哥哥在美國行醫，他資助我們來美國。我們到達美國是1984年，已經逃出德黑蘭兩年多了。來美國后，哈桑在喬治亞理工大學找到工作，一直工作到退休。我19歲嫁給他，20歲生大兒子，我們共有四個孩子，大兒子是醫生。”

“你們是家庭包辦婚姻嗎？”我問。

“伊朗沒有包辦婚姻，我和哈桑是在巴哈伊教會認識的。”

“你們包頭巾嗎？”

“我從來都不包頭巾，但霍梅尼強迫所有婦女包頭巾。”

“你的英文真好。”

“是來美國后練的。我曾在理發店工作，給女人做頭發時就和顧客聊天。有些人聽說我是伊朗難民，就不說話了。聽說我是因宗教迫害逃離，就開始說的比較多一些。但大多數聽了我的逃難經歷，就只會說‘我的天吶！我的天吶！’”

我對納蒂亞說：“美國人大多是這樣吧？而且與他們交談總不如你我之間能這樣深入。”

納蒂亞說：“也許他們比較注重隱私？”

我說：“我覺得是經歷相對單純，沒有經歷過這樣的苦難。”

1852年，巴哈伊教徒被指控刺殺波斯國王未遂。雖然其創始人巴哈歐拉（Bahá’u’lláh，1817–1892）并未參與，卻仍被逮捕。他被鎖在德黑蘭著名的 “黑牢”中，遭受酷刑。也正是在那里，他自述第一次受到神啟。獲釋后，巴哈歐拉被流放到奧斯曼帝國境內的巴格達。在巴格達，隨著追隨者增多、影響擴大，波斯與奧斯曼政府都認為他非常“危險”，1863 年，當局再將他押送至伊斯坦布爾，繼而帝國邊緣的阿德里安堡。1868 年，巴哈歐拉以“最危險的囚犯”身份，被送往帝國的重刑犯的流放地阿卡（Acre，今以色列境內，位于海法之北）。

巴哈歐拉的一生幾乎就是一條“被迫流放的路線圖”。 200多年后，他的追隨者又被迫流放，而且就是坐在我面前的納蒂亞。看著她，我怎么也想不到她經歷生死逃離德黑蘭！

我說：“這段生死經歷，你應該寫下來啊。”“我寫了，也有出版社愿意出版。但我還有家人在伊朗，伊朗的巴哈伊教徒會因為我的書遭到迫害。我放棄出版，現在手稿在我女兒那兒。我要讓我的子孫后代知道這段經歷。”

目前，納蒂亞90多歲的老母與哥哥仍住在德黑蘭。她說數年來，文明古國伊朗的60%居民生活在貧困線上，她哥哥也是靠她接濟才能生活。一周以來，德黑蘭的銀行，通訊完全中斷了，她得不到消息，臥病在床的媽媽生死未卜。

作者：杜欣欣，生于重慶，長于北京，在東西半球各消耗了一半的生命。現居美國，曾出版過著作《在時間中沉醉》《恒河：從今世流向來生》《此一去萬水千山》《安第斯山脈隨筆》，《星辰凝視著潮汐》，譯作《喬治的宇宙》系列。

the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