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墉：馬跑著，那是我

母親說我屬馬，又是娘娘誕那天出世，必是“阿媽”帶來的，憑這緣份，怎么不有個好命水！所以年年“娘娘誕”，總是分外地欣欣然，面上光彩幾分。又加之天天來門口叫賣通菜的老婆婆，見我就說這孩子將來有官做，更惹得母親喜逐顏開，一直嘮叨這祥瑞的祝愿。其實，娘娘那層關系是母親一廂情愿，至今還未有落實。而賣菜婆婆的好話，本只為菜好賣。

但，母親竟一直都當真。想來，我的家一直三代都是單傳，曾祖父只生祖父一男丁，清末最后一科中了個秀才，小城里也算個事，就進了金山書院謀個職，這之前，他年年在鄉下設館授童子課。只可惜壯年之際被瘟疫奪去生命。只留下父親和二個姑姑。父親幼孤失父，又碰上黃綠醫生，把扭壞的足踝治跛了。跛了就只能學不行路不站立的行業。父親就拜師學畫花鳥，并終于成了潮汕第一代抽紗設計師。母親十六歲嫁到林家，一連生下四個女兒，到了三十歲，才生下我這個屬馬的，那份如愿，那份高興，自不必說。

我一直生活在祖母、媽媽、姑姑、姨姨、姐姐等女性的呵護之下，童年總泛著女性的柔光。祖母在祖父的影響下，竟能看讀，只是不寫;她有靈巧的手，能作各種潮汕婦女的手藝。她那針線碎布竹籃，是我小時心愛的聚寶盆。幾個小小的泥人戲劇頭，找段麻桿作身腰，再從那竹籃找出各式碎布，貼來剪去，加上雞毛、香煙錫紙等廢物，一個個武生、花旦、忠臣、白鼻丑就相繼出現，玩起來就總有些時日。

逢年過節，祭品供果，都要有剪紙美化。祖母就會叫我到身邊邊剪邊教我，花鳥之類，很快就上手。中秋節到，柚子要套上花紙，花生堆要疊上花紙，這種種，除了祖母的物跡，就有我的學績。偶爾有了幾個廢馬糞紙盒，就會拆開鋪開，用筆略描一下，剪成紙影人兒，手腳另剪，再用線打結卯上。夜晚在倒放的椅腿間貼上一張白竹紙，端來油燈，我和祖母演紙景戲。口中自不免要咿咿呀呀又叫又說一番。而姐姐們，當然是觀眾，她們很會叫好和助陣。

如今想來，她們當時怕是更愛看我得意的樣子多于看我的紙影，那叫好，本就出自愛心——不掃我的興。元宵時節，祖母定會找來一扎細竹蔑，用紙捻丁細心扎起來，裱上白紙，由我找父親的顏色涂畫一番，幾下子，就會有鯉魚燈，石榴燈，紅桃燈出來。

耐心等到天黑，點上蠟燭那時刻真迷人，那份心醉至今還新鮮著：九九重陽，秋風初起與韓江的水退涸下來，露出了大片片溪沙壩。這是放風箏的季節。祖母又會操起錐剪竹蔑，扎糊出鱆魚或八卦箏來，與精致的制作一比，雖是最簡單的一種，而我的本領也只能放得飛這樣子的風箏呵！

當今難忘的還是跟祖母到寺廟進香禮佛的那些情景。我七八歲，祖母，她老，已六十開外，纏的小腳，走路小碎步，提不動香籃。這差事，就落到我頭上。又何況，她之入寺進廟，所祈所祝，本就沖著父親和我而來的。我每每提著盛著供品的香籃，佇立在她旁邊。

看她跪祈時，反復聽到的總是她祝父親發財及我平安長大的喁語，而最開心的是她要念念經文還還愿，讓我走開去玩玩的那時刻。我就可以繞著釋迦牟尼佛的全身來看看個究竟，佛低垂的眼簾總望著我，走到哪也盯著，慈祥里帶有威懾。

周圍的羅漢，倒是奇趣橫生，那時總不解為什么一個個羅漢要那么愁眉瞪眼，蹬腿擰手，合掌彈指，只覺得他們反而不緊望著我，而是我緊盯他們來遐想。檀香在散發著神秘的氣息，念經的聲浪輕一陣沉一陣，與氣息相合。匆匆的人流，匆匆的氣色。人們的臉在這種場合，總是真誠地坦露著，畢竟他們在向神佛說知心話吶！童年之際，能有這種場合確構成了我今后的藝術積累。我家隔壁就是天主教堂，每逢星期日，就有幾個老姑娘，穿著白衣，把一群小孩招進旁邊的小廳，排排坐下來，發幾塊餅干或幾顆糖果，聽著故事。

至今已全忘了是什么故事，當時怕也不知是什么故事，因為我一心只奔那故事講完才能發放的小畫片，印得美極了，有很多有對小翼的小人兒飛在天空，還有穿長袍的胡子者，神情靜穆，云呀霧呀，真真實實。每每得到畫片后，我就用我那份餅果與人對換，以求多得幾種款式不同的畫片，小哥們大都慷慨大方得很。這教堂的美妙處還有那唱詩的風琴聲，歌起處，怎么那么柔順恬適？

絕無寺廟的沉森。那寬大的有著藍彩玻璃的窗戶放出清新的氣息。牧師的渾厚虔誠聲調不論說什么，都顯得美好順耳。再加上看起來很有說服力的手勢，簡直不能不信服。寺廟給我神秘的壓力，教堂給我愉悅的歡躍。和尚念經專注，牧師講道熱情，逛寺廟覺得做人很辛苦很沉重，坐教堂覺得做人很輕松很有活力。

寺廟教堂之外，要說說潮州的城墻。那是我心愛的去處。反正不知哪個朝代留下來的，實實在在就是戲中畫中那模型。潮州東畔是韓江彎繞著，這城墻，高高的城墻，其實也就是堤！韓水春漲，水漫過湘子橋面，城門就要關閉，船桅過，在城中望去，竟如天邊行云。而在城墻上有只生鐵鑄成的水牛，靜穆地守在那里，牛身被摸得閃亮，牛眼睜得大大。

入得城來，有個開元寺，寺中有二大金剛四大天王，釋迦大殿，觀音閣，六祖堂，藏經樓等等，而最吸引我的是石刻的華表，石雕的通欄，盡是飛天的人兒：不是教堂的小孩兒，卻是低垂眼皮的好姑娘。寺中沉沉的檀紅色與白白的麻石色全浸在供香的檀味中，鐘罄大鼓木魚的音調包孕了這一切。

出了寺門，是一溜的紙扎鋪，人間一切的人物用品飛禽走獸，全可在這兒的師傅們的手中扎出來。大紅大綠的調子引得我眼花繚亂，一站下來觀看便可以大半天，粗淺的扎式還可來兩下子呢。繞過開元街，入義安路，就是銅匠的天下。叮叮當當，整日敲個不停，而金閃閃的銅鑼及器皿就一一上架。

須知潮州大鑼鼓靠的就是這銅鑼，二排一溜幾十面敲起來，著實讓人血氣升騰！那鑼音如今還時時浮在心頭。與義安路交叉的后巷，則是顧繡抽紗的鋪位，用絨線繡在錦緞上面，再加上箔墊，繡出浮凸的效果。其中還有幾間木偶戲服店，則是迷去我最多時間的地方。浮洋的泥人頭在這兒一一配上了華麗的裝束，與戲臺的上樣。我外婆家的宗祠，就在附近的鐵巷當中，就是滿是石雕、木雕、陶塑的名建筑“黃公祠”。今天已變成了古城保護辦公室。

潮州古城的風情喚起著我童年的藝術饑渴。精巧明麗，秀美鮮艷本就在我的血中突突奔流。從來，我絕不敢評說別人的家鄉不美，但我敢說，我的家鄉是美極了，美得我直至如今還沉醉著，美得我直至如今還懷念著。人人都說我們是龍的傳人，于是都去尋找龍根，找來找去，終于找到了黃河長城！而我，卻怎么也拔不開腳根。十五年潮州生活，三十年珠江生涯，我的兩腳陷在南國的水鄉了。靈魂兒就泛著南國的氣息。想改魂換魄，不只不可能，更是不情愿。也許壯士豪客已不來叫我“同去！同去！”但即使來叫，也是叫不動的。畢竟無可救藥。我愛我的南國境，我有我的南國魂。

1958年到1966年，我就學于廣州美術學院附中和學院中國畫系。三年附中，學了素描和水彩。全是蘇式的契斯恰可夫體系，水彩也是蘇式學院派。這段嚴格的寫實鍛煉一直給我帶來自信，使我充滿著毅力和果敢，走著以后的歷程。而在那時，是學得很虔誠的，虔誠得帶宗教意味。耳濡目染中，以為我所崇奉的是世上唯一高層次的藝術信條，巡回畫派的形貌成為我追求的一片彩云。

盡管不大知道底蘊，但也跟著大流愛列賓和蘇里柯夫。而自個兒對克里瑪申的水彩，費迅的素描卻更為熱衷。列維坦的風景和賽羅夫的人物心愛得不得了。星期天，學校只有早晚兩餐，漫長的一天要用青春的朝氣來忘記飲食的需要。但一清早，五時多就爬起床，跑到天臺去畫晨色，光芒雖則慢慢籠罩大地，卻還是蠻冷的！

吃過早餐就夾個本子，掛包中有調色盒，手中拎個舊鐵皮罐跑到校外的田野中去。日影從這邊過到那邊，色彩從藍紫轉到白亮再沉入橙黃……一天就這么過去了，夾子中多了三兩張小水彩。那心情，卻仿佛夾著寶貝。回來掛到床頭上，可以望上好多天的。下了晚自習，夜來躺下之前，大家傳閱的是“初升的太陽”——一個早逝早熟的蘇聯美術少年的真實故事。

入了學院中國畫系，心中欣欣然，覺得這個系有個中國的名字在前頭，怪有意思的。于是也勾起白描，臨摹宋畫，學敦煌，學撞水撞粉，學濃淡干濕，學疏密聚散，學抑揚頓挫都很帶勁。

古典藝術一切直覺的美完全征服我面前的一切，都顯得如此完美，我有什么必要思考呢？熟習它，學會它，擁有它的這種欲望在無限的膨脹！我完全沉進一種愉悅的吸收，簡直就是享受。要學的是那么好，是那么多，真緊張。但緊張得甜美。

星期天不外出了，也不拎個罐子滿地跑了。坐著，在教室坐著，臨著一疊疊的畫，讀著一本本書。為了描一個鼻子，可以廢去十多張紙，為了咬通一個字，必須翻查兒本書。工具性能的掌握就須花去不少時間。毛筆、宣紙、水墨就象俏麗調皮的女孩，既可愛，又可畏，愛那美感，畏那脾性。學院嚴實的教學就像脹滿的氣球，要細心地捧著，一不小心碰上銳物就會破裂。

而唯一可以解悶的是，我到樂隊中去拉二胡，每星期三兩次文體課，就在樂隊中過過癮，這癮一直從附中到大學過足十年，到離開學院為止。

學院學習給我一個寫生與默寫的扎實鍛煉，煉就了當今的功夫。每周正課二十多節的寫生練習自不必說，而每周要交十五張速寫默寫的課外作業更不輕松。四周一次的創作構圖作業更具挑戰性。實際上這課外作業又更可以發揮自家的才智，往往投入了更大的精力。

看一部電影，緊緊地想著如何默下那場景那人物；下鄉勞動，一心在記著周圍的男女。刷刷地畫，緊緊地默，也就練就今天的白紙對青天的習慣。看到才畫與想到就畫的訓練本就很有差別又很有聯系。

那時節，我有機會就看著實物畫，但倘若無機會就隨想隨信手畫來。我從很早起，就從工匠師傅那兒秉承了勤快的手腳——不精熟，怎叫藝？一直到今天，我們把制作的精熟當作標尺之一。我絕不相信熱情和祝愿就可造就藝術。芭蕾的足尖和汗水才換來“輕盈”二字。繪事倘不精習扎實技能，那來醇醉！

學習生涯中，每學年總有二三個月的下鄉下廠實習機會。事實上下鄉更多。這真是難得的好時光！離開學校的圍墻，闖蕩到有著活生生的人的地方，那份新鮮勁，萬分誘人的。又何況，即刻就有了多少可畫的東西，自然，免不了三分之一時間參加勞動，亦好，力氣本就有，更何況不去勞動，怎能結識別人呢？不結識又怎么會讓你畫呢？

這么一來，近十年磨煉下來，倒是養成了很喜歡和實實在在的百姓相廝混的習氣，甚且畫起畫來，就要想起他們來。生活、生活！本就活生生的！實實在在的！生活正在人間。活了半輩子，我始終離不開活生的人群，從不作離開人們的夢想，更不發離開人們的夢囈。

五年學院課程，由于全國文科學業停課下鄉這專制和武斷的決定，只學得三年，后兩年全在沸沸揚揚的政治風雨中過去了。這人類史上罕有的事情被我們輪上了。我們成了最老的在校學生，在瘋狂的歲月里，我倒是重新再學解剖知識、一本格里曼兄弟的著作臨到能背默出來。

又熱衷于搞黑白畫，把油畫、雕塑畫冊都拿來作黑白的實驗，厚厚四大冊近千張的業績很令我自慰。無聊時節，就讀些被禁絕的書。瘋狂久了，人也麻木，麻木到茫茫然。在這茫茫然中，我的手總不敢怠慢下來，總尋些可以試磨手藝的好去處。麻木地畫，總比麻木到不畫好——那時節只能這樣。

1968年踏上了社會工作。反正只要能畫畫，就算有點意思了。南海邊沿的斗門縣文化館是我離校后的第一個棲身之處。廚房隔壁的一間小房子里，四張木床中有一張是我的卷睡之地。

作為一個文化館的小干部，我什么都做，抄寫、油印、收發、畫報頭、出墻報、剪花邊、制布景、掛橫額、扎紙花、導演話劇、二胡伴奏等。實踐使我成了百家子弟，也即是萬金油。

斗門縣城井岸鎮小得很，人口不到二千。三年前不外乎是個只有幾個生產隊的山下河邊平坦去處，決定建縣不久，即有了文化大革命。一切都做做停停，零零落落的建筑物之間還未形成馬路街道。

事實上，整個縣城的二千人口全是外來干部，只是極少數的老人小孩算是居民。夜來，全無去處。早晨，全城靜悄悄，誰只要在陽臺上大喊一聲，全城就都聽見。盡管同事都是好人，但惶惑得很。

不過，這所謂縣城原本就是珠江口外的沙田區，稻蔗不待言，魚蟹是特產，基圍竹層，茅棚小艇，墨衫黑褲，上緊下寬，眉毛被絞成細彎彎一絲，頭發刻意梳得光亮，劉海直刷刷、耳環兩圈圈，赤腳走來，噗哧有聲。不用下鄉了，本就在鄉下嘛：就算下鄉，反比縣城熱鬧些，父老們很淳厚，尤其知道我會畫畫，更加熱乎。

1970年春節。我結了婚。妻子本就是在一起同窗八年的同學。一經相愛倒少去了客套，省了互相探詢的時間。1971年女兒林藍來到世上，頭光光的，膚色黑黑，眼大得很，很有光澤。原先就沒想到那么具體，一經出世具體化，倒很有想頭。

此后，女兒一路長著，我一路提前想著她的樣子，真是幸福——作父親的幸福。妻子總擔心女兒的一切現狀，我卻總預祝女兒的未來。只可惜，妻子和我不在一塊，妻子在陽江縣漆器廠工作。到了女兒三歲時，妻子父女算聚到一塊兒。這一段辛酸忙碌的時光中，我一直在畫著巨幅的中國人物畫。只要下來一個題材，我就千方百計地畫好它，幾十平方米的巨構，六七十個物反都成了我畫好它的動力。紀念館、展覽廳、故址等所在，有了我不少制作。朋友、同行十分嘉許我的業績。我也沾沾得意。

這時節，我日想夜想的是創新，創新！創新這個名詞對于未知人味畫味的，更具誘惑力和煽動性。仿佛活著就為創新而來似的。我設想我的國畫人物創作要與油畫放在一起而不遜色。

為此，我無師自通地用木板撐底，裱上大紙，框上厚重的大框框！為了與油畫的滿彩對抗，我也涂滿底色。人物無份量，我就皴素描，要黑有多黑，要具體有多具體。高光閃輝，色調平刷。厚涂起來，比油畫還狠。不解恨時，干脆更用刮刀刮上一簇油畫顏色，墨彩嵌在其中，也不是不好看的。大致是由于來看的本就不太知國畫是怎么回事，也就很贊美。我嘗到創造的樂處，真妙不可言。

這種美好狀態，一直保持到我為中國革命軍事博物館創作歷史畫《八路秧歌進村來》，是個高漲期。這幅五米長的人物畫畫了一年，刻畫了六十多人物。我用上了彩色鉛筆，炭粉等物品。為了效果，不擇手段。這創新勁頭直至1981年創作《記住！》歷史組畫時還未收轉，二米見方的大頭像推到了特寫的局限，沙面慘案歷史事件中的姑娘臨死時的眼神使我傾入了全部的激情。

“文革”過去了。隨著歷史的翻轉，我終于看到我殫精竭慮所作所依據的，原來這么地脆弱。閉目想起來，才有了憂慮！憂慮之下，讀了點書，聽人說一說，終于感到除了新舊外，藝術的天地本就挺大——比如真與假、高與低、精與粗、雅與俗，就都可以干一輩子的！一想通了，就撥轉思路來做。

1978年末到1979年初，我作為中國美術家友好代表團成員之一，跟隨亞明到巴基斯坦訪問。在巴十來天，我被奇異的風物迷得神魂顛倒，大畫特畫，回來后整理出二十多幅國畫和一百多幅速寫。

被嶺南出版社看中，出版了《巴基斯坦寫生》，又在廣州文化公園舉辦訪巴展覽。沒想到這一本《巴基斯坦寫生》畫輯，被巴駐中國大使館看到，他們驚異于有這么一批反映巴基斯坦的東西，購了一批寄回國內。反應的熱烈完全出乎意料，巴國防部長寫信給我，說他看了我的畫輯，才真切感到自己國家原來這么美！巴駐中國大使來到廣州家中找我，代表巴國新聞文化部和巴航，邀我第二次訪巴，并建議第一、二次訪巴作品收集起來由巴出資印成畫集。

我欣然同意，與妻子在1981年二次訪巴。一部汽車，從北到南，邊走邊畫，二十幾天的歷程帶回來幾十張畫稿。經過二個月的整理，合起來以前畫的，一部一百五十幅的畫集終于問世。畫集在1982年底為齊亞·哈克總統見到后，又邀請我再次訪巴，這樣，1983年又重訪故地，到了阿富汗難民營與克什米爾。回來畫了四十幅畫，計劃出版訪巴第二集。

1983年7月，齊亞·哈克總統代表國家授予我和妻子各一枚“卓越勛章”，表彰我們為中巴友誼所作的貢獻。1984年4月在北京巴駐中國大使館大廳中授勛。并在中國美術館舉辦了“訪問巴基斯坦畫展”。這段巴基斯坦創作經歷使我感到真誠的可貴，并且使我找到人道主義的支點。自然，這種因畫畫得勛的殊榮，也激動了我一陣子。

1982年以來，我安排了不少時間來重新讀書，讀點野史，讀點筆記，讀點哲學，讀點宗教，時時作些筆記。湊合了自1980年以來的文章，也就合成了十五萬字的《南蠻語畫》，由四川美術出版社出版。自1984年起，我陸陸續續為南方幾家報刊雜志寫雜文、散文，羊城晚報海外版及晚報版有了我的專欄，一直寫來，就又有了十五萬字的《林墉奇談》，由花城出版社出版，并于是贏來的個中國作家協會廣東分會的會員證。

近十年來，我訪問過巴基斯坦、泰國、新加坡、日本、香港、澳門等國家和地區。走不出亞洲這個圈。原因是我總想看看東方文化是怎么回事。我對于西餐及洋式適應不了，尤其怕穿西裝，仿佛被勒住似的。倘能夠到印度、埃及、印尼、夏威夷走一趟，我就愿遂矣。

這幾年來，畫了一些中國畫人體畫。只想到這是少人問津的所在，倒不是想在此范疇逞能。

時至今日，總有人持“國情”說來規約事物，今人做的總要先人做過的才行。這么看來，用中國畫形式使用人體藝術語言，就顯得是是非非了。姑無論如何，事總是要做起來，才顯出做的諸種利弊的。這樣想，幾年來就相對集中了一些時間來思考來實踐這中國畫人體畫。我很想留點“國情”，就算我畫不好，而將來畫好的才有個憑藉——先前有人畫過呀！

再者，畫倘有內容，其實就是人性。人性，擔負著歷史給它的榮辱恩怨，一直就這么過來。人類之所以這么硬撐著活過來，并將活下去，無非就是還持著人性這玩意罷了。至于藝術，實際就是人性的具體化形象化而已。而表現人性，人體藝術語言應該有其直接與貼切的優勢。不過，這些都也只是想而已，是須看畫才算的。

這幾年來，畫了一些小品。我想的是小品中，小雖小，能不能是大的淡化？少雖少，能不能是濃的集煉？巧雖巧，能不能是智的凝聚？快雖快，能不能是重的沉縮？小品倘無一點警意，只是甜美的點心，似乎可惜了。這些都也只是想而已，是須看畫才算的。

悠忽就將活了五十個年頭。上街買菜，人家呼你“阿伯”了。與年輕人一起，總感到他們虎虎的，大致他們看我，尤如三十年前我看五十歲的人那般地以為老。而在真正的老人面前，我們又何嘗長過！不是總有著先前的缺點和遺憾么！同輩混在一起，打打鬧鬧，渾噩一番，更是著實地沒長大過。不過，只能是不過，確確實實是老的看你未長，小的看你已老。這一夾，就難做人。既然難，更要小心做。時間不那么多，回頭路不能老走，是要數著日歷來做事情了。

既然屬馬，就得跑著，不跑就失去馬形，失去馬性。好在我喜歡跑，是自覺地跑，不用人來鞭的。更由于性急，做事總是風風火火，蹄子就踏得更急切。又因為是馬，馬背自不能老空著，所以時時總要有些重負來壓一壓，又何況伯樂們有空還要來相一相呢？這么一來，不日行千里，哪能有出頭之日？好在俗語說，老馬識途，我是很快就成老馬了，自會識途的，這也確是很可慰的事情。

跑著的那馬，是我。就算不是馬，也應該永遠跑著。

1989年元宵記于村居

（原載《廣州美術研究》1990.02總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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