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蘇聯外交官回憶：見證新中國誕生奇跡

本文轉自《新周報》，根據紀錄片《大轉折：西柏坡1947—1949》整理

導讀：謝爾蓋·列昂尼多維奇·齊赫文斯基，中文名為齊赫文，曾以蘇聯外交官的身份親身經歷了中國歷史命運的大轉折，參與了蘇聯承認新中國政權的全部過程，并應毛澤東之邀參加了開國大典。本文是他對這段歷史的回憶。

傅作義打聽倒向蘇維埃政權白軍將領命運

早在1939—1940年，我（謝爾蓋·列昂尼多維奇·齊赫文斯基）就擔任過蘇聯駐烏魯木齊副領事，1945年，我在莫斯科通過國家考試，獲得了副博士資格。論文答辯后，我接到任命要求，返回中國。此后，國共三年內戰發生了重大轉折。戰爭的轉折點是三大戰役的勝利：遼沈戰役、淮海戰役和平津戰役。

1948年，形勢十分明了，國民黨政府即將垮臺。在內戰的最后階段，國民黨華北“剿匪”總司令是傅作義。傅作義是抗日愛國將領，后被任命為平津地區最高軍事長官。他面臨著復雜的局勢：隨著東北失守，大批軍隊敗退到華北地區。當時，除了他自己從綏遠、甘肅、山西帶來的部隊，還有很多國民黨的部隊形式上歸他指揮，但實際上他們僅聽命于蔣介石。

傅作義

傅作義就任華北“剿匪”總司令后，想結識外籍人士，于是，將一些總領事請到自己的司令部。這些人都是東交民巷使館區領事館的負責人。我們的總領館也在東交民巷。

我們來到傅作義的司令部，我還帶了副領事和秘書隨行。傅作義饒有興趣地問起那些在俄羅斯革命中倒向蘇維埃政權的原白軍將領的命運結局如何。我對他講，那些誠心為新政權服務的人都獲得了信任。

我提到沙波什尼科夫元帥的名字，他在第二次衛國戰爭最艱難的階段擔任總參謀長。我還對他講了自己親眼所見的一件事：我曾以外交人員身份，奉朱可夫將軍的命令，陪同蒙古人民共和國代表團到西線49集團軍考察，陪同我們參觀考察的是49集團軍炮兵司令卡利諾夫斯基將軍，他也曾是沙皇時代的軍官，后投向革命，成為伏龍芝軍事學院的教官。

傅作義對我的話聽得很認真。我想，他不是憑白無故地問起這些人的命運的。后來的事實正是如此。對他來說，當時的選擇只有一個，要么選擇人民，要么選擇蔣介石。歷經40天的圍困后，經過和人民解放軍談判，傅作義作出了投誠的決定，向解放軍移交北平城的防務。

蘇聯總領館和新生政權秘密聯系

1949年1月31日，解放軍進入北平城，這對于北平的居民來說是個盛大的節日。我們總領館打開大門，和孩子們一起來到東交民巷的大街上。我們返回領事館后過了幾個小時，值班員報告說，有人找你，說的是帶有中國口音的俄語。之后，我便見到了已被任命為北平軍事管制委員會主任的葉劍英。

葉劍英是帶著女兒小妞妞來的。他說：我們得到情報，在北平被圍的40天時間里，國民黨準備采取行動，在蘇聯總領館和美國總領館間挑起事端，目的是挑起這兩個國家的爭斗。他們已經窮途末路，才會決定做這樣的事。我們在城內的地下工作者對此發出預警，已經準備了一個團，以防會發生什么事情。萬幸的是沒有用得上，事情過去了。

我借著這個機會說，在北平被圍困期間，不知是解放軍還是別的方面的一發炮彈落到了蘇聯總領館，但沒有爆炸。他答應調查并清理走炸彈。

1949年3月，我收到簽名為菲利波夫的命令。我知道這是斯大林的代號，因為正值中國國內戰爭，我們對中國國內事務不能干涉，在任何情況下，我們總領館和新生政權之間的聯系都是非公開的，只有總領事有權限和新政權進行聯系。

我剛收到指令，莫斯科就發來一系列電報。遵照電報指令，我和周恩來進行聯系。

到雙清別墅見毛澤東

后來發生了一件事。一個人來到總領館，從衣袋里取出斯大林簽名的委任狀。來人是蘇聯前鐵道部部長科瓦廖夫，他被任命為蘇共駐中共中央代表。他要求我給他一套單獨的房子。6月，科瓦廖夫找我說：謝爾蓋·列昂尼多維奇，你想見見毛澤東嗎？我說：我愿意，可是他愿意見我嗎？他回答：今天晚上我們就去他的住處。

6月的北平又悶又熱。這時來了一輛中方的汽車，車上有警衛。我和科瓦廖夫出發去西山。西山雙清別墅是毛澤東居住的地方。當我們到達雙清別墅的時候，已是黃昏，天色變暗了。周恩來介紹我和劉少奇、聶榮臻認識，大家就聊了起來。突然，他們都停下來，轉向穿過池塘的一座小拱橋方向（后來我又去過雙清別墅，那座橋已經沒有了），毛澤東和翻譯師哲從橋上走了下來。

科瓦廖夫和毛澤東打過招呼后，就介紹了我。毛澤東握住我的手不放，問我的父母，問我在哪兒上的學，在外交部任職多久，等等，就像是填寫個人履歷表一樣。然后，他放下我的手，我們一起走進大廳。晚餐已經備好。大家按照中國的禮儀入座，毛澤東坐在主位，科瓦廖夫坐在毛澤東的右側，我坐在毛澤東的左側。周恩來挨著科瓦廖夫，劉少奇和我相鄰。

晚餐由周恩來主持，他談了英國“紫石英號”事件。該艦出現在解放軍的前方，此時解放軍正準備渡長江，這艘艦與上海基地的聯系被切斷，為了避免與英國發生曠日持久的外交沖突，解放軍在“紫石英號”受困期間，為其提供了某些便利。如果“紫石英號”采取偷走的辦法，解放軍的軍艦及江岸炮兵打算裝作不知道，而讓其逃去。后來該艦倉皇逃往上海，解放軍還在船的附近射擊。總之，英國人仍蒙在鼓里。

周恩來四天四夜沒合眼

新中國成立前夕，全國政治協商會議在北京開幕。在為期數天的會議期間，以投票的方式，通過了中央人民政府成員名單和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公告，并公布將于10月1日在天安門廣場隆重舉行新中國開國大典。

我們接到電報，以法捷耶夫和西蒙諾夫為首的蘇聯藝術家代表團，將乘火車抵達北京參加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大典。代表團成員大概有15—20人，包括教育工作者、音樂家、芭蕾舞演員及各階層文化界代表。我和總領館的同事們一起去位于北京市中心的北京火車站迎接。

我們先期到達火車站，火車還未到站。我注意到有幾個軍人圍著一個人，以為是有人生病了。翻譯走過來說：這是周恩來，他已經四天四夜沒有合眼，一直忙于全國政治協商會議的工作。現在他正站著睡覺，有人攙扶著他。

當火車一出現，接近火車站時，那幾個軍人就叫醒了周恩來。周恩來走近我，略帶歉意地打了個招呼。顯然，他太累了。火車一停穩，他就走進車廂，熱情地問候法捷耶夫、西蒙諾夫和其他代表團成員。法捷耶夫身體不舒服，周恩來當即吩咐找醫生給他診治。

中國的開國慶典定在下午3點開始。我得到邀請出席慶典。我抵達后，被安排在天安門下方的看臺上。

我還在廣場上時，周恩來的助手，后任中國駐美大使的韓敘走到我身邊，說：齊赫文斯基同志，周總理讓您在未收到緊急文件前，不要離開總領館去參加北京飯店的政府招待會。

回到總領館后，我讓妻子準備好去參加招待會，但是要等有人送來一份文件后再出發。過了一些時間，韓敘帶來了周恩來的一封信。信中說：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希望所有的友好國家承認這個新生的共和國。我馬上將信翻譯成俄語，然后擬了一封電報，叫來值班員發給莫斯科。然后，我就和妻子一道出發去參加招待會。

招待會持續到很晚才結束。早上8點左右，值班員叫醒我說：莫斯科廣播提到你的名字，但是信號不好，具體怎么回事不清楚。后來弄明白了，原來，北京和莫斯科之間有5小時時差，收到我的電報時，斯大林還在工作，他立即指示蘇聯所有報刊發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消息。于是，10月2日，蘇聯的報紙發表了周恩來給我的信、中國中央人民政府的通告和政府組成人員名單，還有蘇聯政府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決定。不久，我收到命令，任蘇聯駐北京使館臨時代辦。

1950年夏，我回國了。從那時起，我奉命赴聯合國組織任職。能夠見證新中國的誕生，是我一生中一件極為重要而難忘的事情，也可以說，是我一生中最輝煌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