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萬個工作崗位，是如何改變一個400萬人口城市命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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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萬個工作崗位，將如何改變一個400萬人口城市的命運呢？

讓我們從1979年的微軟說起。

當年，微軟決定將總部從新墨西哥州的阿爾伯克基遷至西雅圖東部的雷德蒙德小鎮，遷到了他熟悉的“故鄉”，這一決定不僅為當地帶來了4萬個就業崗位，也成為西雅圖科技繁榮的磁石，吸引了眾多高科技企業接踵而至。

這其中，便有亞馬遜。

1994年，杰夫·貝佐斯辭去華爾街工作，決心做一家在線書店。當時他在猶豫，因為俄勒岡有最大的批發書商英格拉姆圖書公司（Ingram Book Company），運輸成本上就更占優勢。

但初始投資人尼古拉斯·漢默（Nicholas Hammuer）強烈建議貝佐斯來西雅圖，這位眼光毒辣的投資人在亞馬遜還不叫亞馬遜的時候投入了4萬美元，貝佐斯最終聽從了他的建議，選擇了西雅圖，因為漢默給理由是——

西雅圖地區的科技人才和創新企業相對集中。

顯然，這得益于微軟在此地的長期經營，它使得西雅圖積累了大量的人才、配套、形成了相應的網絡生態、產業集群的發展，一點點的先發優勢使其在吸引人才與產業上有了先手，正所謂“成功帶動更多成功”的定律。

如今亞馬遜的辦公室已遍布西雅圖 成為當地產業發展的重要組成部分

2000年后，隨著高科技企業越來越多，行業越來越繁榮，就像滾雪球一樣越滾越大，形成了高科技行業的“乘數效應”——

首先，隨著產業的競爭力增強，能給出的薪資也越來越高，高薪資不僅提升了員工的消費能力，也帶動了當地服務業的繁榮。例如，亞馬遜公司每新增一位軟件工程師，所在地區就會增加五個服務業崗位，包括律師、教師、護士等高技能職業，以及咖啡師、美發師、木匠、司機等低技能職業。

其二，高科技公司的運營需要大量本地商業服務，如平面設計、營銷、咨詢和安保等，進一步促進就業。

更有趣的是，高科技公司傾向于聚集在一起，這種集群效應促進了創新和成功，同時吸引更多人才和企業入駐，更加強化了城市的競爭優勢——對年輕人來說，西雅圖已經不只是一個城市，而是一種象征：創新、機會、未來。

以西雅圖、貝爾維尤和雷德蒙德三市為核心的大西雅圖地區

已逐漸成為繼加州硅谷之后的第二科技中心

現在，西雅圖地區有微軟、亞馬遜、波音、星巴克、Expedia、任天堂北美總部……不僅如此，大量初創企業也在此扎根，西雅圖成為美國乃至全球最重要的科技創業溫床之一。

2023年，大西雅圖地區的GDP突破4000億美元，

躋身全球城市經濟總量前列。

2024年的《全球城市科技指數》顯示，西雅圖在科技實力和創新指數上排名全球第4，僅次于硅谷、紐約和深圳——

西雅圖不僅是區域明星，更是全球創新地圖上的重量級玩家，

而這個成功，最初的推動力只需要4萬人。

02提升生產率 種下創新經濟

今天，創新部門是增長的推動者，

是真正賺錢的地方。

諾獎得主保羅·克魯格曼（Paul Krugman）曾說：

“無論是經濟大蕭條、失控的通貨膨脹，還是內戰，都可能讓一個國家陷入貧困。

然而，唯有通過提升生產率，國家才能真正走向富裕?！?/strong>

保羅·羅賓·克魯格曼 （Paul Robin Krugman）2008 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獲得者，

曾在羅納德·里根政府經濟顧問委員會中任職

那么，生產率的提高又是如何實現的呢？

答案是——

新思維、新技術和新產品。

這些領域包括諸如信息技術、生命科學、清潔技術、新材料、機器人技術和納米技術等高科技領域。當然創新型工作遠不止于此，它還包括科學和工程之外的勞動力市場領域，但其共同特點在于——密集地依賴人力資本和人類智慧。

倫敦經濟學院的教授約翰·范·里寧在研究了英國600家創新公司后發現，公司的工資水平與其創新能力緊密相關。而且普遍來看，公司的創新所創造的額外經濟價值中，有大約20%到30%是用來提高員工薪資。

薪資的提升進一步帶來了需求，需求的增加又會進一步刺激經濟增長，形成一個積極的區域經濟循環。

西雅圖所在的華盛頓州是美國科技工作者薪水最高的州 每年吸引了大量的科技人才定居

我們已經知道，未來競爭靠創新經濟，創新經濟靠人才，

我們也已知道，而一個城市的最初優勢會形成馬太效應，從而造成城市的分化。

此刻，一個重要的問題是，

創新城市要如何建立自己的最初優勢？

03最初的優勢

我們來看另外一個行業——生物醫藥。

在1973年春天，赫伯特·波伊爾（Herbert Boyer）和斯坦利·科恩（Stanley Cohen）發明了足以永久改變生命科學研究進程的基因重組技術。

緊接著，許多私人生物技術實驗室在美國各地出現，其中包括休斯敦、長島、辛辛那提、蒙哥馬利、劍橋、費城、新澤西北區、邁阿密、帕羅奧圖、愛默里維爾、洛杉磯和拉荷亞等。

這些初始條件都差不多，生物技術產業將在何處集聚的趨勢并不十分明顯，勝負未定。

但事情發展到現在，很顯然，排名前三的是：

波士頓-劍橋大都市區、舊金山灣區和圣地亞哥。

美國各州生物科技研發組織分布統計圖

但在70年代，

圣地亞哥主要居民是退休的海軍水手、漁民和游客；波士頓-劍橋大都市區直到1985年那里還“遍布著衰敗的紡織廠”；舊金山灣區那時候也沒有要發展生物醫藥的跡象。

那么為什么生物技術會在以上三個地方扎根呢？

傳統的觀點認為，這三個地方的優勢在于一流大學的存在，以及靠近頂尖生物學系。但這解釋力不足，因為在20世紀70年代，美國有許多頂尖的研究型大學和世界級生物學系或研究型醫院分布在紐黑文、紐約、費城等地，這些城市同樣具有吸引力，卻未必成為生物技術產業的集聚區。

那么，是什么促成了這些城市成為世界級生物醫藥產業的聚集地呢？

答案是：

學術明星（Star Scientists）。

UCLA的社會學家琳妮·朱克（Lynne G. Zucker）和經濟學家邁克爾·達比（Michael Darby）提出了一個驚人的洞見：

生物技術公司的選址和成功與學術明星——那些在特定基因測序分析領域發表文章最多的研究人員——密切相關。

美國活躍的明星和新的生物技術企業分布統計圖

《Star scientists and institutional transformation: Patterns ofinvention and innovation in the formation of thebiotechnology industry》

這些學術明星不僅決定了生物技術創業公司的出現時間和地點，還影響了這些公司的生存和發展。

如果某個研究機構恰好有在生物技術重要分支領域的“明星”，

那么該地就可能成為生物技術公司的聚集地，

成長為一個科技集群。

04如何吸引明星？

這個問題的一個可能的解決方案是，通過大量投資和努力吸引頂尖的“明星”人才，當一個地區擁有一到兩位頂級明星時，其他人才便會紛紛被吸引過來。這種策略會使城市逐漸變得更具吸引力。

對于想要發展創新經濟的城市來說，方法可以分為兩種：

一種是“需求側方法”，即通過吸引企業來吸引人才、勞動者，通常涉及提供政策激勵和稅收減免；

另一種是“供給側方法”，即試圖通過吸引人才，來吸引甚至打造產業生態。本質上，前者是向企業“賄賂”，而后者則是向人才“賄賂”。

第二種“供給側方法”做得最為成功的例子要屬于中國臺灣地區。

臺灣在上世紀70/80年代成功轉型，成為擁有活躍創新部門的先進經濟。

1974年，臺灣團隊赴美簽署《集成電路技術轉讓授權協議》

這其中就有后來的“聯電”董事長，曹興誠（左一）

這得益于政府大規模資助研究的策略，特別是成功吸引了像張忠謀這樣的頂尖華人科學家從美國返回。

于是，中國臺灣建立了一個既得到公費支持又足以支撐私營企業獨立運營的研發集群。

盡管在技術選擇上有過失誤，但臺灣早期對半導體技術的資助卻取得了顯著成功，使半導體成為臺灣高科技產業的核心，也是其經濟繁榮的主要動力之一。

05那有了最初推力 然后呢？

請擁有“適應能力”。

史蒂文·克萊珀（Steven Klepper），一位著名經濟學家，曾深入剖析了硅谷的崛起。他發現，硅谷崛起過程中，在人口增長、就業率、創業活力以及創新能力上，竟與早年的底特律有著驚人的相似性。

然而，底特律的歷史軌跡卻走向了衰落，

其根本原因在于缺乏適應變化的能力。

特別是在科技迅速迭代的今天，

鎖定效應要弱得多了。

一個例子是洛杉磯，30年前它是一個航空航天的重鎮，而現在那里工作數量減少了很多——即使你當時再強大，擁有的只是一個先機，你需要不斷地適應。

而這一點——適應能力——正是硅谷所長久把握的核心競爭力——

舊金山曾經是由一個主要港口支撐的工業強市。

20世紀70年代，它的生態系統果斷性地轉向了專業服務和金融業，然后轉向互聯網，然后再是AI——這種再生的過程今天仍在不斷發生。

1990年，該地區的大部分高科技工作都在硬件部門。

現在，超過70%的工作都在括互聯網、社交媒體、云計算、清潔技術和數字娛樂等領域。生命科學研究也已經顯著地增加了。

在不斷變化的世界中，成功的秘訣是不斷地適應。隨著高科技的定義不斷發展變化，灣區也在發展變化。不是執著于一個產品或一種做事方式，這個地區每年都在重塑自己。

硅谷的產業迭代圖（Evolution of Silicon Valley）

在不斷變化的世界中，成功的秘訣，就是不斷地適應。

而構建適應能力的最重要的要素是：

企業家精神。

企業家精神不僅是韌性創新系統的核心，更是推動創新的動力和目的；是創新生態系統的始發點，也是其歸宿，是推動這個時代不斷前進的不竭動力。

來源 | TOP創新區研究院（ID：TOP_Lab）

作者 | 創新區研究組; 編輯 | 呼呼大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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