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科技思潮博弈

當今世界，一場由技術集群引爆的科技大爆發，正以巨大力量重塑從微觀粒子到星際探索的各個尺度?？萍家殉蔀槎x國家實力、主導全球競爭格局的重要變量。本輪科技變革呈現“多領域突破、跨學科融合、全方位滲透”的鮮明特征，不僅將重塑生產力形態，更可能深刻改寫國際競爭規則與人類發展范式。

這并非單一技術演進，而是由人工智能、量子計算、合成生物學、可控核聚變、腦機接口等顛覆性技術在跨界共振中引發的系統重構。理解這場大變革，不能止步于技術參數，更需穿透表象，洞察其背后的核心思潮，直面倫理抉擇。

四維博弈

當前全球科技思潮已形成一個動態博弈的“思想矩陣”，圍繞“為何發展、為誰發展、如何控制、如何分配”四大問題激烈交鋒，定義著各國科技戰略的核心方向。

第一維：動力維度——有效加速主義的狂飆與迷思。

有效加速主義已超越哲學范疇，成為硅谷精英的行動綱領。其核心是堅信“技術救世論”，主張通過無限加速技術發展，直至抵達“超級智能”奇點，從而一舉突破資源匱乏、疾病困擾乃至人類智慧局限等終極難題。

這股思潮已深度嵌入美國國家戰略。從廢除AI監管框架，到豪擲5000億美元推出“星際之門”基建計劃，再到啟動對標“曼哈頓計劃”的“創世紀任務”，均是加速主義思潮在政策層面的投射。其激進分支“超人類主義”，更進一步試圖用技術改寫人類的生物定義。

美國對技術加速的執著有其歷史基因。二戰時期的“曼哈頓計劃”不僅造出了原子彈，更確立了“國家意志主導、跨領域協同”的“大科學”模式，奠定了此后美國科研體系服務于國家戰略的核心邏輯。1945年范內瓦·布什在《科學：無盡的前沿》中倡導政府持續支持基礎研究，將技術加速內化為美國的國家稟賦。

進入21世紀，人工智能成為新的“戰略奇點”。2025年11月，美國啟動對標“曼哈頓計劃”的“創世紀任務”，整合17個國家實驗室、4萬名科研人員，連接全球頂尖超級計算機與量子設備，旨在打造能自主推動科學發現的AI系統。其核心是構建“美國科學與安全平臺”，將聯邦政府數十年積累的核心數據全盤用于訓練AI模型，實現科研全流程的自動化。此舉與“曼哈頓計劃”一脈相承，將戰略目標從物理核武器升級為“數字核武器”，彰顯美國試圖通過技術加速來維系全球霸權的深層邏輯。

展望未來5年，這股加速主義思潮仍將為科技前沿突破提供動力，但也必然面對“發展優先于一切”帶來的倫理爭議。與此形成對比的是，世界多數國家更強調“有約束的加速”，努力在發展與安全、效率與倫理之間探索和尋求必要的平衡。

第二維：約束維度——價值對齊的興起與困境。

有效加速主義的狂飆突進，催生了尋求價值對齊的約束思潮。當以OpenAI科學家為代表的開發者也公開擔憂可能創造出“失控的上帝”，當AI生成式內容引發虛假信息泛濫、算法歧視等問題，一場旨在確保超級智能與人類價值觀保持一致的全球治理運動迅速興起。2023年11月《布萊奇利宣言》的簽署，標志著AI安全成為全球共識，各國紛紛加快構建AI倫理準則與安全評估框架。

價值對齊的根本困境在于人類價值觀的多元性與復雜性。誰有權定義“對齊”標準？如何協調不同文明與社群間的價值沖突？這些問題使其從技術挑戰上升為尖銳的政治與哲學命題。在實踐中，主要國家呈現出不同的路徑與意圖：

美國試圖將自身價值觀包裝為普世價值，企圖通過主導AI安全框架的制定來維護技術霸權，其推動的評估體系側重于數據安全與地緣政治風險，忽略發展中國家的普惠性發展需求，使“對齊”有淪為維護霸權工具之虞。

歐盟憑借《人工智能法案》輸出“基于風險”的監管模式，將AI分為四類實施差異化監管，強調整體權利保護，但也被批評可能存在監管過度、靈活性不足的問題。

價值對齊的深層矛盾，折射出一種“中心-邊緣”的全球治理結構失衡。發達國家力圖掌控規則制定的主導權，使發展中國家被動接受既定標準。這種失衡持續，將加劇全球科技治理版圖的分裂，引發監管套利甚至技術陣營對抗。未來數十年，“如何對齊”無疑將成為全球科技治理中最核心也最富爭議的議題之一。

第三維：競爭維度——“科技民族主義2.0”的武器化與陣營博弈。

傳統技術保護主義已演進為更具系統性的“科技民族主義2.0”。其核心目標不再是單一技術保護，而是爭奪結構性技術權力——掌控從底層架構、數據流動、全球供應鏈到上層技術標準與倫理規范的全鏈條霸權，全球科技競爭因而升級為體系化、陣營化戰略博弈。

美國是這一趨勢的主導者與實踐者。通過“芯片四方聯盟”構建排他性半導體生態；以《芯片與科學法案》進行巨額補貼，將先進半導體技術武器化；“創世紀任務”更將先進制造、生物技術等列為國家優先領域，旨在加速AI驅動科學發現，鞏固美國的技術主導地位和全球霸權。歐盟則通過《數字市場法案》《數字服務法案》等一系列立法，強力捍衛“數字主權”。以上做法的本質都是將技術和規則武器化，進行地緣政治劃線，使全球創新網絡加速從開放互聯轉向分層化、陣營化。

據世界貿易組織數據，2024年全球技術性貿易壁壘通報達4334件，同比增長6.5%，其中電子、半導體、AI等高科技領域占比達32%，成為壁壘爆發的集中區，直觀印證了競爭格局壁壘化與封閉化趨勢。

第四維：平衡維度——負責任創新的全球共識、差異與話語權博弈。

作為對技術狂飆突進的反思與制衡，負責任創新——將倫理、安全、公平等價值觀嵌入創新全流程，以確保技術服務于人類共同福祉——已成為全球共識。共識背后，是各國基于自身利益與價值觀的實踐差異與規則博弈，核心爭議始終圍繞“誰是責任主體”“標準由誰定義”“多元價值如何平衡”三大難題展開。主要國家與地區的路徑截然不同：

歐盟以“權利保護”“風險監管”為核心，通過《人工智能法案》《通用數據保護條例》等剛性立法輸出監管模式，意在獲取國際規則話語權。

美國常將負責任創新議題與國家安全戰略深度綁定，其倫理準則的設定與應用往往服務于地緣政治目標。例如在生物技術領域，其對軍事用途基因編輯研究的開放態度與對民用技術國際合作的限制并行，凸顯雙重標準。

中國倡導“以人為本”“科技向善”，將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融入科技治理，強調技術創新應增進全人類福祉。這種“普惠發展導向”的負責任創新理念，與西方“風險控制導向”或“霸權維護導向”形成鮮明對比。

關于負責任創新的實踐分歧，本質是全球科技治理話語權與規則制定權的爭奪。美國試圖依托盟友體系推廣其標準，歐盟憑借成熟的法律框架輸出其理念，中國則致力于通過開放合作與倡導普惠共享來提升話語影響力。當前的規則博弈，將深刻塑造未來全球科技秩序的基本形態與走向。

危險合流

全球科技思潮博弈中，最值得警惕的是美國有效加速主義與技術-政治復合體實現深度綁定，形成一種“技術—資本—權力”相互鎖定的共生結構，將“掌控科技終極權力”的極端目標，轉化為一套全方位、系統性的國家行動。

這一技術-政治復合體，已成為驅動美國科技霸權的核心引擎，并已構建起層次清晰、相互支撐的體系。

技術壟斷是其戰略基礎。通過“國家巨額投入+市場高效轉化”的模式，美國國家實驗室體系承擔了60%以上前沿軍事技術基礎研究；“創世紀任務”試圖集中資源突破AI等核心領域；軍事技術向民用領域的溢出，則形成龐大的產業集群，實現“軍事投入—技術突破—經濟獲利”的自強化循環。同時，美國綜合運用出口管制、實體清單、知識產權壁壘等手段，在半導體、AI、生物技術等關鍵領域構筑“小院高墻”，竭力維持其技術代差優勢。

軍事威懾是其核心手段。技術-政治復合體本質上是一部“戰爭機器”。雷神、洛克希德·馬丁等巨頭主導全球高端軍火貿易。瑞典斯德哥爾摩國際和平研究所2025年3月發布的報告指出，2020年至2024年，美國武器在全球武器出口總額中占比升至43%，較2015年至2019年所占35%的份額呈現大幅增長。美國不僅謀求在核武器、生物武器上的絕對優勢，還加速研發定向能、高超音速等新型武器，以形成“非對稱威懾”。此外，美國還通過全球軍事基地網絡建設、盟友體系強化，將軍事威懾投射至全球關鍵地區。

全球監控與控制是其重要支撐。例如，帕蘭提爾公司開發的監控技術平臺能整合多源信息，為情報與軍事部門提供預測性警務和精準的情報分析服務，實現目標鎖定與“零傷亡”作戰。此類系統已廣泛部署于美軍聯合全域指揮系統、國土安全部邊境監控網絡等，監控范圍覆蓋全球。

技術-政治復合體的終極戰略目標，在于通過科技與軍事深度融合，實現對內社會控制與對外全球秩序主導的雙重控制，維護美國全球霸權。

對內，科技將淪為社會控制與階級固化的工具。預測性警務系統被揭露存在針對少數族裔的系統性歧視與隱私侵犯。社會達爾文主義“優勝劣汰”邏輯被植入美國國內治理，科技資源與財富急劇向精英階層集中。近期被熱議的美國“斬殺線”現象，本質上就是社會達爾文主義的現實體現。2025年美聯儲數據顯示，美國最富有的10%人群掌控了全國69%的財富，而底層50%人群僅擁有2.4%，最貧困10%人群財富占比近乎為零。硅谷作為全球科技核心區，僅9戶家庭就掌控當地15%的財富，0.1%的居民擁有71%的財富。科技非但未能普惠社會，反而成為加劇不平等、鞏固精英統治的核心工具。

對外，旨在構建“美國主導、他國依附”的等級化全球秩序。美國將科技視為國家安全與全球競爭領域的終極工具，嘗試通過“超級戰士”改造等項目打造絕對軍事優勢，將叢林法則應用于全球競爭。其在半導體產業推動對華“脫鉤斷鏈”，在人工智能領域謀求規則與標準壟斷，在生物技術領域探索軍事化應用，這些行為均源于霸權邏輯，與科技促進人類共同發展的公平正義原則背道而馳。

倫理挑戰

科技大爆發的時代，人類正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倫理挑戰。若不能構建與之匹配的倫理與治理框架，人類可能深陷“技術反噬”與“文明沖突”的雙重險境。其中，社會達爾文主義的誤區尤為值得警惕。

社會達爾文主義已深度嵌入美國的“天定命運”論與極端個人主義文化，其核心邏輯是“優勢即正義”與“霸權正當性”，以美國的技術領先優勢維護霸權。這一思潮貫穿美國科技政策史：從19世紀憑技術優勢進行領土擴張，到二戰后憑借核武器自居世界秩序維護者；從冷戰時期將太空與軍備競賽詮釋為“生存競爭”，到如今對華科技遏制，“創世紀任務”“超級戰士”改造等項目將這種思潮推向極端。

美國部分科技右翼持社會達爾文主義立場，使其科技政策愈發具有攻擊性與排他性，進一步強化了社會達爾文主義與美國科技政策的深度綁定。在此背景下，全球科技倫理版圖上出現了四道深刻的裂谷，帶來系統性風險。

一是主體性裂谷：“人”的定義與責任邊界趨于模糊。

腦機接口技術已觸及記憶讀取與情緒干預的禁區。美國國防部高級研究計劃局主導的“恢復主動記憶”“下一代非手術神經技術”等項目，以醫療為名，卻衍生出閉環腦植入物、“認知戰盔”等技術裝備。與此同時，人工智能生成內容（AIGC）的侵權責任、自動駕駛的“電車難題”等，進一步加劇了責任主體模糊化的困境，傳統法律責任框架已難以應對。而更深層的問題是，倘若超級智能誕生并擁有獨立的意志與利益，人類將如何與這個“新物種”共處？

二是公平性裂谷：技術正在固化而非彌合不平等。

算法歧視在多個領域系統性地產生社會不公。技術壟斷將發展中國家鎖定在全球價值鏈低端。全球仍有近十億人被隔絕于數字世界之外，而科技巨頭掌握大量數據與算力。在社會達爾文主義視角下，這種不平等被視為“優勝劣汰”的自然結果。技術不僅沒有彌合差距，反而從普惠工具異化為加劇階層與全球分化的加速器。

三是治理性裂谷：舊規則與新技術嚴重脫節。

現有法律監管框架在AIGC版權、跨境數據流動、人類基因編輯等新議題上應對不力。為保持領先地位，特朗普政府發布解除AI研發限制的行政令，主動放松監管，導致技術野蠻生長。全球治理則陷入碎片化，缺乏統籌全球性風險的權威機制。

四是可持續性裂谷：生態代價被不平等地轉嫁。

科技發展的生態成本日益凸顯，大模型訓練耗能巨大，數據中心成為“電老虎”與“水老虎”。電子廢棄物已成為增長最快的污染源之一。在社會達爾文主義和霸權邏輯下，發達國家將高耗能、高污染的技術產業鏈環節轉移到發展中國家，轉嫁生態代價，自身獨享技術紅利，卻讓全球南方承擔主要的生態代價。

技術進步要付出怎樣的代價，這是科技發展必須回答的生態倫理考題。全球應對已經起步，但總體而言，生態治理的追趕速度落后于科技制造新風險的速度。這場競賽的結果，將定義未來人類社會的安全底色。

科技大爆發的浪潮撲面而來，既蘊藏突破文明瓶頸、駛向星辰大海的潛能，也潛伏著使文明異化、陷入分裂的陷阱。未來五年是劃定賽道的關鍵期，未來十五年將奠定基本規則格局。人類的最終選擇，將決定這次科技大變革的方向。唯有徹底超越叢林法則與霸權邏輯，堅守科技以人為本的根本宗旨，踐行互利共贏的發展理念，才能讓這場深刻的科技變革，轉化為人類文明進步的新起點，讓技術發展的紅利惠及全人類。

本文來源于《瞭望》2026年第5期。丁明磊，科技部新質生產力促進中心研究員、上海市創新政策評估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文章觀點不代表主辦機構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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