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日本還有出路嗎？

荷蘭作家伊安·布魯瑪有一本專門比較日本與德國反省歷史的書《罪孽的報應》。書中特別講述了日本一些人如何建構“和平廣島”的敘事。
興起于甲午戰爭的軍事都市廣島，在二戰期間是僅次于東京的“第二大本營”。可今天，廣島卻被日本打扮成了二戰記憶之都，日本自己也搖身一變成了“核爆受害者”。1987年，有和平人士建議廣島和平紀念館在展示中提及一下日本侵略過中國和亞洲，被館方拒絕了。
在布魯瑪看來，當德國以悔罪的方式承受罪孽的重負時，日本卻以不悔罪和抵賴來躲避罪孽的報應。
歷史是過去的現實，現實是活著的歷史。不久前，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妄言“臺灣有事”可能構成日本的“存亡危機事態”，欲武力介入臺灣問題。遭到中國強烈反對后，日本領導層沒有撤回道歉，沒有尋求原諒的誠意，卻選擇回避80年前關于臺灣地位的一系列國際法文件，不承認殖民臺灣的歷史原罪，不反思對中國犯下的戰爭暴行，還把自己描繪成維護“秩序”的“和平國家”，甚至是遭受中國“壓迫”的“被霸凌國家”。

日本如若一意孤行，在錯誤的道路上越走越遠，必將折戟沉沙。

這幫日本政客不愧是戲精，但歷史不會陪著他們演戲。陳毅元帥曾經說過，加害者越不忘加害于人的責任，受害者才越有可能平復曾經受到的傷害。如今，日本當權者越是妄想洗脫歷史罪責，中國就越有責任清算罪孽，讓這些罪行和謊言深深刻進人類的歷史記憶中，讓那些未被清算的罪惡領受應有的懲罰。讓我們來一一列舉日本右翼勢力和軍國主義的五大罪孽。

罪孽之一：捏造“存亡危機”，屢興侵略擴張

把加害說成受害，把威脅別國說成被別國威脅，這樣的“日本風味敘事”不是今天才有，而是貫穿于過去百余年。

甲午海戰，日本借口“清朝威脅日本在朝鮮利益”偷襲中國軍隊。

九一八事變，日本聲稱“滿蒙是生命線”侵占中國東北。

七七事變，日本宣稱“中國事態威脅日本存亡”，開啟全面侵華。

偷襲珍珠港前，日本聲稱美國禁運石油“扼殺日本生存空間”。

▲1941年12月，日本偷襲美國位于夏威夷的珍珠港海軍基地。

日本右翼勢力是捏造“存亡危機”的慣犯，所謂“存亡危機”不過是其侵略擴張的借口和信號。

罪孽之二：破壞中國統一，禍害中華百年

甲午一役，日本強割臺灣，實乃兩岸咫尺天涯之禍首，中華未竟一統之肇端。日本勒索白銀兩億兩，盡掠中國數十年積累，使洋務圖強之路驟然而斷。中國奮起救亡圖存，但每走一步都橫遭日本破壞。

1895年4月，清朝政府與日本明治政府在日本馬關簽訂《馬關條約》，該不平等條約使中國割讓遼東半島、臺灣島及其附屬各島嶼、澎湖列島給日本，并賠償日本2億兩白銀。

一戰爆發，日本強迫簽下滅亡中國的二十一條。

一戰勝利，日本強占山東青島。

北伐軍興，日本制造濟南慘案欲阻斷南北統一。

東北易幟后，日本兇相畢露，建立偽滿政權，策動華北自治，進攻盧溝，屠城金陵，十四年抗戰，3500萬傷亡，日本近代以來對華暴行罄竹難書。

罪孽之三：觍顏恩將仇報，踐踏道義良知

二戰后，中國不念舊惡，而日本一些惡人卻始終在以怨報德。如今中國邁上復興之路，日本右翼勢力又妄圖成為最頑固的路障。

近年來，各種版本的“中國威脅論”背后都有日本右翼推波助瀾，或者根本就是出自他們之手。各種遏制中國的戰略也都有日本右翼不遺余力的策劃和參與。

考諸歷史，日本一些人對華恩將仇報的面目更是駭人。

早年日本律令、建筑、歷法、茶道，皆出華夏；年號、衣冠、文字、典籍，盡承漢風。

▲位于日本奈良的唐招提寺，為唐朝高僧鑒真東渡日本講律傳戒之所。

兩千年史冊昭昭，中國對日本待之以禮，傾囊相授，日本一些好戰者反生豺狼之心，屢行侵略之舉。背信棄義，無恥之尤。

罪孽之四：挑戰戰后秩序，復活軍國主義

戰后秩序中，日本作為法西斯“敵國”，本應洗心革面、恪守規則。《開羅宣言》《波茨坦公告》明令其歸還竊據領土，《聯合國憲章》、“和平憲法”禁止其擁兵開戰，這是日本重歸國際社會之唯一憑信。

但當年戰后處理未竟全功，如今軍國主義死灰復燃。今天的日本，政壇之上右翼再度得勢，市井之間反華橫行，靖國神社戰犯受祀，課本之中篡史成風。

2025年12月，日本防衛大臣小泉進次郎訪問美軍駐日橫須賀基地并參觀日本海上自衛隊潛艇。

從鼓噪“修憲強軍”到解禁“集體自衛權”，從軍費十多年連增到圖謀修改“無核三原則”，高市早苗甚至在新年記者會上公開表示將以年內修訂“安保三文件”為目標，擺脫束縛、擴軍黷武，用心險惡，昭然若揭。

罪孽之五：甘當西方鷹犬，背棄為鄰之道

日本居東亞一隅，本當與鄰修睦，共守東方禮義。然而日本當權者卻甘愿充當外部勢力圍堵中國的馬前卒，構建“印太戰略”小圈子。他們還竭力附和“脫鉤斷鏈”，破壞區域合作根基，甚至在南海煽風點火，欲使亞洲兄弟鬩墻。

此等行徑源于日本近代以來“脫亞入歐”國家路線，也就是為了成為西方一員，脫亞進而侵亞。在這方面，日本近代有兩個論調：一是吉田松蔭的“取償論”，“日本對西方列強之所失，要取償于亞洲近鄰”。二是福澤諭吉的“脫亞論”，“日本應脫離亞洲，與西洋文明共進退，對待中朝不必講鄰邦情分。”

▲2025年10月，日本高市早苗與美國總統特朗普一同訪問美軍駐日橫須賀基地并登上喬治·華盛頓號航母，期間高市早苗表現得相當興奮。

一些日本政客自認高人一等，實際上不過是西方的跟班，想要跟西方一桌吃飯，卻早已上了菜單。所謂“普世價值”、同盟關系在赤裸裸的叢林法則面前一文不值。對霸主而言，窩邊草是最容易下口的。

俗話說，天道好輪回、善惡終有報，不信抬頭看，蒼天饒過誰。日本的現世報已經來了。今天的日本社會充滿了一種窒息和壓抑感，有網友稱之為“死氣”，這是一種民族心理充斥著病態的結構性扭曲。

究其原因，一是歷史認知上的“分裂性人格障礙”。美國人類學家本尼迪克特在《菊與刀》中分析過日本民族的人格扭曲，能毫無違和地把作為殺戮工具的刀包裝成和平象征的菊。無論多么黑暗的事情，總能在美化包裝下洗白。也難怪一些日本政客能把對中國加害說成是日本受害，把違反國際秩序包裝成捍衛國際法治。

二是面對西方的“斯德哥爾摩綜合征”。在思想、戰略和外交上喪失獨立自主。日本當權者一邊不斷在世界上強化“核爆受害者”的身份，另一邊卻信奉實力至上，執迷于“脫亞入歐”，對西方價值表現出一種“皈依者狂熱”。明明是西方集團中的異類，日本一些人卻幻想通過對華強硬、價值觀外交證明自身的“西方性”。

三是面對鄰國的“施虐型自卑障礙”。日本近代出現的“取償論”，正是受辱于強者而施暴于弱者的“施虐型自戀障礙”。但過去幾十年，中國快速崛起、日本長期停滯。不知不覺之間，日本還在受辱，可曾經的弱者已然翻身。實力天平的悄然轉變，正在摧毀日本政客面對亞洲最后的優越感，讓自戀日益變成自卑。

▲中國閱兵，從曾經的“騾馬拉山炮”到今天的“打擊范圍覆蓋全球”。

當道德上的猥瑣、精神上的野蠻失去了經濟大國的保護膜，日本當權者非但不反思，反而走向了極端排華和軍事擴張。正是擔憂這一點，日本前首相石破茂在戰后談話中警告，二戰前日本向國力強大十倍的美國開戰，自取滅亡，今天切不要重蹈覆轍。

今天的日本還有出路嗎？前方的路只有兩條，一條是死不悔改、軍國主義的死路、絕路；還有一條則是徹底反思、悔過自新的生路、活路。

早在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時，周恩來總理曾講過，“五十年對立，兩千年友好”。此語如黃鐘大呂，振聾發聵，對立是邪路，友好是坦途。今天，中國的復興與統一，日本根本不可能阻擋。東亞產業鏈、供應鏈的一體化，同樣是大勢所趨。日本的經濟離開這個產供鏈，必死無疑。日本的文化離開亞洲的母體，也只會進一步野蠻化、異質化、畸形化。

1972年9月，周恩來總理與日本首相田中角榮舉杯慶祝中日邦交正常化。

中日關系已經再次走到歷史的十字路口。日本是要死抱殖民臺灣、侵略中國的帝國殘夢不放，自毀國運、自絕于亞洲、自取滅亡，抑或悔過知恥，向殖民和侵略歷史反省，向無數戰爭受害者懺悔，為日本民族的文化與國運尋一條自新之路——是為鬼為寇，抑或為人為鄰？爾其三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