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婦玉米地被奸殺，強奸部位及其變態

2014年8月，安康的午后悶熱難耐。

小芬坐在堂屋的竹椅上，手里緊緊握著手機，手指關節繃得發白。

屏幕一次次亮起又暗下，始終顯示著“通話中”的字樣。

這已經是她今天給媽媽張淑珍撥的第三十一通電話了。

頭頂的吊扇慢吞吞轉著，吱呀作響，卻帶不來多少涼意。

小芬心里的不安越來越重，像被什么東西揪著。

中午十二點半，媽媽來過電話，說工地午休，她先去鎮上的供電所交電費，順便買點菜就回來，讓小芬在家先把米飯蒸上。

小芬當時還囑咐了句“天熱，路上慢點”，沒想到這成了母女間最后一句平常的對話。

一點、兩點、三點……太陽漸漸西斜，門前的影子越拉越長。

媽媽說的“很快就回”成了一個空蕩蕩的話。

小芬起初以為供電所人多排隊，或者媽媽路上碰見熟人聊了幾句。

可到了下午四點，門口那條土路依然靜悄悄的，不見電動車，也不見人影。

她真的慌了，每隔幾分鐘就打一次電話。

聽筒里漫長的“嘟——嘟——”聲，每響一次，她的心就往下沉一點。

“該不會是出事了吧？”小芬站起身，在堂屋里來回走。

媽媽46歲，去鎮上的這條路騎電動車騎了十幾年，熟得不能再熟。

她平時做事很有交代，就算臨時有事，也一定會打個電話回來。

像今天這樣電話通著卻無人接聽，從來沒有過。

不能再干等下去了。

小芬抓起鑰匙沖出家門，她得先去媽媽干活的包工頭家問問情況。

1、

小芬媽媽在柳家村的建筑隊打零工，包工頭姓陳，家就住在村口。

她蹬上自行車沖出院門，車輪碾過被曬得滾燙的土路，揚起一陣干燥的塵土。

風里夾雜著路邊玉米地散發的青澀氣味，可小芬卻覺得身上一陣陣發冷。

陳師傅家大門緊閉。

小芬使勁拍著門板，聲音里帶著自己都沒察覺的顫抖：

“陳師傅！陳師傅在家嗎？”

拍了快一分鐘，門才“吱呀”一聲開了。

陳師傅穿著背心短褲，瞇著眼，像是剛被吵醒：“小芬？這大熱天的，出啥事了？”

“陳師傅，你見著我媽了嗎？”小芬嗓子發緊，話說得又急又快，“我從中午就找不著她，電話通了沒人接！她說去鎮上交電費，可到現在都沒影兒！”

陳師傅愣了一下，揉了揉眼睛，清醒了些：

“你媽中午收工是跟我一塊兒走的，騎電動車跟我并排到村東頭那個岔路口。她說要拐去鎮里的小路交電費，還跟我說了句‘陳師傅，明兒見’呢，然后我們就分開了。”

“岔路口？去供電所那條小路？”小芬追問，“那條路來回頂多半個鐘頭，怎么可能現在還不回來？”

陳師傅也皺起了眉頭：“是啊，按理早該到了。會不會順道去別處了？走親戚啥的？”

“不會的！”小芬用力搖頭，“我媽要去哪兒肯定會告訴我！”

她眼淚終于憋不住，滾了下來，“陳師傅，你再仔細想想，中午分開的時候，我媽旁邊有別人嗎？有沒有啥不對勁的？”

陳師傅低頭琢磨了一會兒，忽然一拍大腿：“你這么一說……我當時好像看見岔路口那邊站了個男的，個子不算太高，皮膚挺黑，就直愣愣盯著你媽看，神色有點怪。你媽拐進去之后，那男的還湊上去跟她搭了句話，具體說啥我沒聽清。我趕著回家吃飯，就沒多注意。”

“男的？”小芬心里咯噔一下，“你認識嗎？是咱村還是柳家村的？”

“眼生，沒見過。”陳師傅搖搖頭，神色也認真起來，“小芬，你先別急。興許就是個問路的。這樣，我喊上幾個附近干活的，咱們順著那條路去找找。說不定你媽車壞了，或者在哪耽誤住了。”

小芬咬著嘴唇點點頭，眼淚卻流得更兇了。

小芬跟著陳師傅到村口叫人。聽說張淑珍不見了，村里人很快聚攏過來，都是鄉里鄉親，沒多會兒就湊了十幾個男人。

大家帶上手電筒，沿著村東頭那個岔路口，往鎮上的方向一路尋去。

小路兩邊是密實實的玉米地，桿子有兩米多高。

風吹過，玉米葉子嘩啦嘩啦響。

小芬走在最前頭，心越揪越緊。

她邊走邊喊：“媽！媽！你聽見嗎？”

聲音在空曠的田野里傳出去，又空空地落回來，沒有半點應答。

走了大約十來分鐘，后面突然有人喊了一聲：

“小芬！你看路邊草里，那是不是你媽的車？”

小芬猛地抬頭，順著那人指的方向看去。

小路邊的荒草叢里，歪倒著一輛紅色電動車。

車筐里還放著一個花布袋子，露出一截不銹鋼水杯的把手。

那就是她媽的車！

“媽——！”

小芬像是被什么推了一把，發瘋似的沖過去。

她把車子扶起來，車鑰匙還好端端插在鎖孔上。

布袋子看著也整齊，不像被人翻過。

可人呢？人去哪兒了？

“大伙兒散開，在附近仔細找找！”陳師傅喊了一聲。

村民們分頭鉆進玉米地，手電筒的光束在密密麻麻的玉米稈之間晃動、交錯。

小芬攥著媽媽的水杯，冰涼的觸感從指尖傳到心里。

她忽然感到一陣窒息，心臟像被人狠狠捏住了。

“這兒……這兒有個坑！”

玉米地深處傳來一個村民變了調的聲音，帶著明顯的驚慌，“小芬……你，你過來認認……這衣服是不是……”

小芬的腿瞬間就軟了。

她撐著電動車，一步步挪過去。

幾個村民圍在一處，臉色都鐵青著，有人默默給她讓開一條縫。

玉米地深處有個土坑，約莫一米多深，被周圍格外茂盛的玉米稈遮得嚴嚴實實。

一個村民把手電筒遞給她，別開了臉。

小芬的手抖得厲害，按了好幾下才把電筒按亮。

慘白的光柱照進坑底……

“啊——！！！”

一聲凄厲到不像人聲的尖叫猛地撕破了空氣。

手電筒從她手里滑脫，“咚”地砸在土里。

坑里，她的媽媽赤身躺著，眼睛瞪得很大，臉上凝固著極度的恐懼。

身上到處是淤傷和抓痕，樣子慘不忍睹。

“媽啊——！”

小芬整個人癱倒在坑沿，哭嚎聲撕心裂肺。

圍著的村民都沉默地低下頭，有人重重嘆了口氣。

有人摸出手機，按下了110：

“喂，公安局嗎？我們這兒，安康陳家唄村的玉米地里，發現個女的……人沒了，看樣子是被人害了……”

2、

安康警方接到報案，不到二十分鐘就趕到了現場。

黃色的警戒線很快拉了起來。

穿著制服的民警帶著勘查設備走進玉米地，后面跟著拎工具箱的法醫。

傍晚的陽光被高密的玉米林切割成碎片，現場顯得陰暗而壓抑。

一股混雜著泥土腥氣和別的什么的、令人不安的氣味，在空氣里慢慢彌漫開來。

接手這起案子的是安康市公安局刑偵大隊的趙隊長，五十來歲，臉上帶著常年辦案磨礪出的沉穩。

到了現場，他先向發現尸體的村民和小芬了解情況。

小芬哭得幾乎說不出完整的句子，斷斷續續地，把媽媽怎么失聯、陳師傅又怎么提到陌生男人的事說了一遍。

“陳師傅，麻煩你再仔細回想一下那個陌生男人的樣子。”趙隊長拿出筆記本，“穿著打扮，有沒有什么特別顯眼的地方，比如紋身、疤？”

陳師傅眉頭擰成了疙瘩，努力回憶著：

“天熱，我記得他穿了件灰不溜秋的短袖，褲子顏色深，黑還是藍的真記不清了。紋身疤痕沒瞧著，就記得那人皮膚黑，臉色陰著，看人的眼神……嘖，說不出的別扭，有點瘆人。”

“他跟你工友打招呼的時候，她是什么反應？像認識，還是覺得突然？”趙隊長追問。

“這個我真沒看清。”陳師傅有些懊惱，“我那會兒已經騎出去一截了，就回頭瞥見那男的湊上去說了話，淑珍停了車，像是也回了他兩句，然后我就拐彎回家了。早知道會出這天大的事，我當時說啥也得停下來看個明白。”

趙隊長點了點頭，沒再多問，轉身走向案發現場。

法醫已經開始初步檢驗。

趙隊長戴上手套，蹲在土坑邊仔細查看。

坑邊的泥土松軟，留著幾枚清晰的鞋印，看花紋是男士運動鞋，尺碼大概42。

死者身上傷痕不少，手臂和大腿布滿了抓痕，指甲縫里還殘留著些許皮屑和玉米葉的碎渣，看得出生前反抗得很激烈。

“趙隊，”法醫站起身，低聲說，“初步看是機械性窒息，脖子上的扼痕很明顯。生前遭受過性侵。但有個很不尋常的地方……

我們在死者身上多處都檢出了男性的生物檢材，這些部位……不太符合一般性侵害的規律。兇手的行為很反常，帶有明顯的泄憤和凌辱意味。”

“多處？”趙隊長眉頭鎖得更緊，“意思是，他不僅作案，還故意在多個地方留下痕跡？這說明了什么？”

“說明兇手對死者可能懷有極強的恨意，或者心理極度扭曲。”法醫分析道，“通常這類案子，兇手會盡量避免留下證據。可這位反其道而行，更像是在‘標記’或者宣泄某種極端情緒。

另外，死者身上的抓痕力度很不均勻，有些非常深，兇手當時的情緒應該相當失控。”

趙隊長直起身，看了看四周層層疊疊的玉米地。

這個土坑的位置實在太隱蔽了，被長得格外茂盛的玉米稈團團圍住，要不是熟悉地形的村民有心搜尋，從外面根本發現不了。

“兇手對這塊地方應該很熟，知道有這么個藏得住人的坑。”趙隊長分析道，“選在這里下手，說明他怕人發現，有點躲避偵查的意識。再結合陳師傅看見的那個生面孔，這人很可能就是本地的，或者經常在這片活動。”

他頓了頓，接著說：“還有一點，兇手和張淑珍，很可能認識。按陳師傅的說法，那男的上前打招呼，張淑珍停了車還跟他說了話。如果完全是個生人，張大姐一個中年婦女，在偏僻小路上，多少會有些防備，不會輕易停下來交談。再看作案手段這么狠，帶著股強烈的恨意，更像是熟人之間結了仇，下了死手。”

現場勘查結束后，張淑珍的遺體被運回局里做進一步尸檢。

警方同時對發現尸體的玉米地及周邊展開了拉網式搜索，希望能找到衣物纖維、煙頭或者兇器之類的線索。

但除了那幾枚鞋印和死者身上提取到的生物檢材，再沒發現什么有價值的東西。

隨后，警方開始重點排查張淑珍的社會關系。

趙隊長帶著人走訪了她住的村子和她打工的工地，向鄉親和工友們打聽情況。

可問了一圈下來，結果卻讓辦案的民警有些無從下手。

幾乎所有人的說法都很一致：張淑珍夫妻倆為人實在，脾氣也好，在村里人緣不錯，從來沒聽說跟誰有過節。

“張姐這人忒勤快，除了在工地干活，就是回家操持，從不東家長西家短。”

一個工友這么說，“她男人在外地做工，她一個人拉扯閨女，日子緊巴，一分錢掰成兩半花，見誰都和和氣氣的，誰能跟她有這么大仇？”

“是啊，我跟她做了十幾年鄰居，就沒聽她跟誰高聲說過話。”鄰居大媽也證實，“她家小芬也乖，母女倆日子是清苦點，但安安生生的。說誰跟她有仇，那真叫沒影兒的事。”

張淑珍的老公接到噩耗，連夜從外地趕了回來。

進門見到女兒，父女倆抱頭痛哭。這個老實巴交的男人怎么也想不通：

“我在外面干活，每月錢都寄回家，她在家安安分分的，能得罪誰啊？”

線索好像一下子全斷了。

案子的矛盾點讓趙隊長感到棘手。

從現場和尸檢看，像是熟人帶著恨意作案；可一查張淑珍的社會關系，卻發現她幾乎與人為善，找不出任何仇家。

難道從一開始就想錯了？

兇手只是個陌生人？

可如果是隨機作案，那股子強烈的仇恨和反常的凌辱行為，又該怎么解釋？

3、

趙隊長坐在辦公室，翻著厚厚的案卷，眉頭就沒松開過。

他拿起現場照片：那個隱蔽的土坑，不幸的受害者，還有提取到的鞋印和生物檢材報告。

“有地方不對勁。”他對著照片自言自語，“這手法不像是臨時起意，更像是有備而來。要不是熟人，那這股恨意……從哪兒來的？難不成，他不是恨張淑珍這個人，而是恨她所代表的某一類人？”

想到這里，趙隊長的心猛地一動。

或許，兇手的仇恨對象并非張淑珍本人，而是“像張淑珍這樣的中年女性”。

他可能將對某個特定女性的怨恨，扭曲地發泄在了無辜的過路人身上。

“得換個思路。”趙隊長立刻召集隊員們開會，“調查范圍不要只盯著張淑珍的熟人圈。重點排查附近幾個村里，那些有暴力傾向、心理不太穩定，特別是最近和女性發生過矛盾，或者情緒有明顯變化的男人。

同時，以現場提取到的鞋印和生物檢材為依據，對符合條件的人員進行篩查，一個都不能漏。”

新的排查工作迅速鋪開。

附近三個村子，常住人口兩千多，初步符合“男性、青壯年、有暴力記錄或風評異常”條件的，列出了一百多人名單。

民警分成若干小組，挨家挨戶上門了解情況，核對信息，并依法采集可疑人員的生物樣本，與現場證據進行比對。

排查進行了三天，大部分人的嫌疑被初步排除。

直到一個來自柳家村的男人胡建軍，進入了警方的重點視線。

胡建軍，38歲，離異。有個十歲的兒子，平時跟著胡建軍的爸媽生活。

民警第一次上門是下午兩點多，胡建軍不在家，他爸媽說他早上出去后就沒回來。

民警留下了聯系方式，讓他回家后務必主動聯系。

但等到天黑，胡建軍那邊一點動靜都沒有。

第二天一早，民警再次來到胡建軍家。

他爸媽說，胡建軍昨晚是回來了，可一大早又出了門，不知道去了哪兒。

這個情況引起了民警的警覺。

一個本村的常住人口，偏偏在警方排查期間行蹤不定，連續兩天“不在家”，這未免太過巧合。

他們決定在胡建軍家附近蹲守。

下午四點多，一個身穿灰色短袖、深色褲子的男人走進了胡建軍家的院子，正是胡建軍本人。

蹲守的民警立刻上前，出示了證件：“胡建軍，我們是安康市公安局的，需要找你了解些情況。請你跟我們回局里一趟。”

胡建軍見到警察，臉“唰”地白了，眼神躲躲閃閃，話也說不利索：

“警……警察同志，我、我沒干啥啊……為啥要去局里？”

“只是例行詢問，請你配合。”民警的語氣不容商量。

胡建軍猶豫了片刻，最終還是跟著上了警車。

在公安局的詢問室里，胡建軍顯得非常緊張，兩只手不停地互相搓著。

民警問話時，他常常答非所問，前言不搭后語。

“八月十號，也就是案發當天下午，你在什么地方？做什么？”民警問。

“我……我那天，好像是在村里跟人打牌，”胡建軍低著頭，不敢看人，“跟幾個朋友，從上午打到下午。”

“具體是哪幾個朋友？在誰家打的？”

“就……就村里那幾個，常在孫貴家玩的。”胡建軍報了個名字。

民警當即聯系了孫貴核實。

可孫貴卻說，案發當天他根本不在家，一早就去鎮上的親戚家了，其他幾個被提到的人也表示當天沒見過胡建軍。

很明顯，胡建軍在說謊。

“胡建軍，”民警加重了語氣，“你要講實話。案發當天你到底在哪？隱瞞對你沒好處。”

胡建軍的身體明顯哆嗦了一下，腦袋垂得更低：

“我……我可能記混了……不是在孫貴家，是在別的地方打的……”

“什么地方？和誰？”民警追問。

胡建軍支支吾吾，再也編不出個所以然來。

民警判斷他心里有鬼，但證據還不充分，決定先讓他回去，同時暗中觀察他的動向。

胡建軍從公安局出來后的行為，更加反常。

他沒有直接回家，而是在村里漫無目的地亂轉，看到警車就下意識地躲閃，和村民說話時眼神也飄忽不定。

有村民向民警反映，胡建軍最近好像換了雙新運動鞋，以前常穿的那雙灰藍色運動鞋不見了。

而且他這段時間總顯得心神恍惚，晚上睡不好，有時會無緣無故地發火。

“這個胡建軍，確實很可疑。”趙隊長在聽取匯報后，當即決定對胡建軍實施重點監控，并依法提取他的生物樣本，與現場檢材進行比對。

比對結果出來的那天，趙隊長正在辦公室梳理線索，技術科的同事拿著報告快步走了進來：

“趙隊，匹配上了！胡建軍的生物樣本，與現場提取的男性生物檢材完全一致！”

“好！”趙隊長一下子站了起來，“立刻申請逮捕手續，抓人！”

當晚，民警在胡建軍家中將其抓獲。

面對鐵證，胡建軍的心理防線徹底崩塌了。

審訊室里，他低垂著頭，沉默了很長時間，終于抬起臉，聲音干澀地說：

“是我……人是我殺的。”

胡建軍認罪，讓一直緊繃的警方稍微松了口氣，但更大的疑問也隨之而來。

之前的調查顯示，胡建軍與死者張淑珍素不相識，毫無瓜葛。

他究竟為什么要對一個陌生女人下這樣的毒手？

“你為什么要殺害張淑珍？你們之間有仇嗎？”趙隊長坐在他對面，沉聲問道。

胡建軍搖了搖頭，眼神有些渙散：“我不認識她……沒仇。”

“沒仇？”趙隊長的語氣加重了，“那你為什么要對她實施侵害，最后還要她的命？你知道你的行為毀了什么嗎？

張淑珍的女兒才十幾歲，沒了媽。你的爸媽和兒子，往后也要因為你，在人前抬不起頭！”

胡建軍的身體劇烈地顫抖了一下，眼淚毫無征兆地滾了下來。

在民警的逐步引導下，他斷斷續續地說出了緣由。

這個動機，讓在場的辦案人員都感到心頭一沉。

4、

“我恨女人……特別是像她那個年紀的女人。”胡建軍的聲音里浸著一種扭曲的恨意，“都是因為我前妻。”

據胡建軍交代，他和前妻是經人介紹認識的。

當時媒人把女方夸得千好萬好，說他能娶到是福氣。

胡建軍那時年紀不小了，家里催得急，沒怎么深入了解就結了婚。

可婚后沒多久，問題就全暴露了。

胡建軍自己沒什么上進心，不愿出遠門打工，總想著靠爸媽接濟。

婚后的家庭開銷，多半靠爸媽的積蓄和前妻在附近工廠打工掙的工資維持。

前妻眼看日子過得緊巴巴，心里著急，常勸他出去找個正經事做。

胡建軍非但不聽，還動不動就吵：“我家有錢，用你瞎操心？”

前妻對他越來越失望，后來竟然在外面有了別人。

有一次，胡建軍提早回家，正好撞見前妻和那個男人在自己屋里。

他當時血就往頭上涌，抓起桌上的水果刀就捅了過去，前妻躲得快，只受了點皮肉傷。

這事兒之后，兩人的婚姻也徹底到頭了。

法院把兒子判給了胡建軍，可他壓根不想帶孩子，直接把兒子扔給年邁的爸媽，自己整天在外面混，迷上了賭博。

賭輸了，他就去找前妻要孩子的撫養費，說“兒子也是你的，你得出錢”。

可前妻因為之前被他捅傷的事，對他又恨又怕，每次都不給，還會罵他“爛泥扶不上墻，不配當爹”。

“她憑什么那樣罵我？”胡建軍的情緒突然激動起來，拳頭攥得死緊，“是她先對不起我！她敢背叛我，還敢瞧不起我！我寧愿坐牢，也咽不下這口氣！”

離婚后的幾年，胡建軍的日子越過越糟。

賭博輸光了爸媽的老本，還欠下一堆債。

他把所有的不順都算在前妻頭上，覺得是她毀了自己的人生。

慢慢的，這股恨意越來越扭曲，從恨前妻一個人，擴散到恨所有中年女人。

在他眼里，這個年紀的女人都“虛偽、自私，信不過”。

案發那天，胡建軍又去賭了，結果把借來的兩千多塊錢輸了個精光。

輸錢后他心煩意亂，腦子里反復閃回前妻罵他的樣子，還有那些催債的嘴臉。

他騎著自行車，漫無目的地亂逛，不知怎么就晃到了那片玉米地附近。

“我當時心里堵得慌，就想找個人出氣。”胡建軍低著頭，聲音開始發哽，“我想，憑什么我過成這樣，那些女的就能好好的？我也要讓她們嘗嘗難受的滋味。”

就在那時，他看見張淑珍騎著電動車從岔路口過來。

她穿著普通，樣子本分，年紀和他前妻相仿。

那一瞬間，積壓的恨意和惡念像開了閘一樣沖了出來。

他把張淑珍當成了“所有壞女人”的化身，決心把對前妻的怨毒全部發泄到她身上。

他假裝上前問路：“大姐，打聽一下，去鎮上怎么走？”

張淑珍沒起疑心，停下電動車給他指路。

趁她不備，胡建軍猛地從后面勒住她，捂住她的嘴，連拖帶拽地把人弄進了玉米地深處的土坑里。

張淑珍拼命掙扎，用手抓，用腳蹬，但力氣終究敵不過胡建軍。

胡建軍一邊打罵，一邊將對前妻的所有憤恨傾瀉在這個無辜的女人身上，犯下了令人發指的罪行。

事后，他怕張淑珍報警，心一橫，用手死死扼住了她的脖子……

“我當時腦子是懵的，就一個念頭：不能讓她活著。”胡建軍回憶道，“……完事我就跑了，把沾了東西的衣服和鞋子都扔進了河，以為這樣就不會被查到。沒想到，你們還是找來了。”

胡建軍的供述給這起案子畫上了句號，但它留下的創傷，卻遠遠沒有結束。

張淑珍家里，空氣沉重得壓人。

小芬整天呆在媽媽的房間，抱著媽媽常穿的那件外套，眼淚流了又干。

她怎么也接受不了，那個總對她笑、會給她做手搟面的媽媽，就這么沒了。

張淑珍的老公常常呆坐在門檻上，望著村口的路發愣，反復念叨：

“我要是不出去打工……我要是不讓她一個人去交電費就好了……”

村里人提起這事，沒有不唏噓的。

路過那扇再也不會亮起溫暖燈光的窗戶時，總會放輕腳步，搖頭嘆氣。

“多好一個人，說沒就沒了……作孽啊。”

“那個姓胡的，簡直是瘋了，跟人家無冤無仇的……”

胡建軍家的日子，同樣支離破碎。

老兩口得知兒子犯的事后，像一下子被抽干了精神，整天閉門不出，怕見人，更怕那些背后的議論。

胡建軍十歲的兒子還不懂事，常扯著奶奶的衣角問：“我爸呢？他啥時候回來？我想他了。”

每到這時，老太太的眼淚就止不住，只能摟緊孫子哄道：“你爸……他辦了錯事，去一個遠地方改正了，要很久很久……”

她不敢想，等孫子長大了，明白“殺人犯”是什么意思的時候，該怎么辦。

胡建軍被抓后，村里人幾乎都和他家斷了來往，甚至有氣不過的，把怨言撒到老兩口頭上。

多重打擊下，胡建軍的爸爸突發腦溢血倒下了，被送進醫院。

可家里早就被胡建軍輸得精光，連醫藥費都湊不出。

“是我沒教好兒子……我對不起老胡家，對不起鄉親們……”胡建軍的媽媽在醫院走廊里老淚縱橫，“早知道這樣，當初拼了命也不能讓他走上歪路……”

2015年5月，安康市人民法院審理了此案。

法院認定，胡建軍以暴力手段強奸婦女，并故意非法剝奪他人生命，其行為分別構成強奸罪、故意殺人罪，犯罪手段殘忍，情節特別惡劣，社會危害極大。

最終，判處胡建軍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

聽到判決時，胡建軍一直低著頭，沒有出聲，只有眼淚順著臉頰淌下來。

或許直到那一刻，他才真正意識到自己究竟做了什么，才想起年邁的爸媽和懵懂的兒子，但一切都太遲了。

旁聽席上，小芬和爸爸緊緊靠在一起，聽到判決后，父女倆的眼淚無聲地涌出。

這不是喜悅，而是一種壓抑太久的悲慟終于找到了一個出口。

即便兇手償命，那個溫暖的人再也回不來了，他們的家，也再也無法完整。

案子了結后，趙隊長在工作筆記里寫下了這樣一段話：

“這個案子讓我看到，仇恨是顆有毒的種子。胡建軍因為對前妻的怨毒，讓扭曲的心理吞噬了自己，最終把屠刀揮向無辜的人，徹底毀了兩個家。

人啊，最難也最要緊的，或許就是管住心里那頭惡獸，別讓一時的恨，淹沒了所有的理性和人性。”

玉米地里的風依舊一年年地吹過，只是那片被罪惡浸染過的土壤下，有些傷痕，再也無法被時間撫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