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國田:遼耶律羽之墓小帳壁畫“胡人伎樂圖”考

遼耶律羽之墓小帳壁畫“胡人伎樂圖”考

邵國田

1992年7月，發現于赤峰市阿魯科爾沁旗罕蘇木朝克圖山遼會同五年（942年）的耶律羽之墓，是一座學術價值極高的早期遼墓。尤以墓中木質小帳彩繪的由10人組成的樂隊，是目前遼墓壁畫中最早的一幅“胡人伎樂圖”，對研究遼早期音樂文化交流與影響、遼與中亞關系史、以及遼上京的經濟、文化繁榮等方面均是十分重要的資料。

現就有關問題談以陋見，定有謬誤，望同行指正。

一、小帳所繪樂師是西域胡人

在《遼耶律羽之墓發掘簡報》（以下簡稱《簡報》）中，對這支樂隊作了如下描述：

“小帳彩繪中最精彩的為十人樂隊，按幅排列于壁板正面，每幅繪一人，以紅彩勾勒花邊外框，內部白地作畫，板長42.5、寬22厘米。樂師皆男性，身著袍服，神態迥異。各持排簫、琵琶、箜篌、手鼓、腰鼓等樂器，吹、彈、撥、擊，騰躍起舞，彩帶飄逸。”①

《簡報》在結語中又說：

“小帳彩繪樂隊別具一格，服飾奇異，與唐、五代及契丹人物迴然有別。耶律羽之自東丹國始，秉政十七年，因此其墓中奇特的彩繪樂舞人物極有可能是渤海樂隊的形象”。②

上引顯見《簡報》之作者對小帳彩繪奏樂人物服飾、族屬深感“奇異”，未加詳細描述，只作了大致推斷。

對此幅奏樂圖的服飾、族屬已有學者持不同意見，說樂師們“一律漢服，身著長袍，腰系彩帶”③。即認為樂師是漢人形象。

《簡報》的編者認為“極有可能是渤海樂隊形象”，其理由有二，一是指“發型特殊，服飾奇異，與唐、五代及契丹人物迥然有別”。所謂唐、五代，未云何族人物后點出“契丹”一族，故顯指唐、五代的中原漢人，即是說小帳彩繪樂師，即不是中原之漢人，也不是契丹人，那么，就應該是除此外的其它民族了。二是指，因為耶律羽之在東丹國秉政長達17年之久，東丹又是渤海國之舊地，所以便得出渤海樂隊的結論。“漢人說”的論者似乎對《簡報》所指出的“發型特殊、服飾奇異”這一點未有足夠的重視，斷然說樂師們“一律漢服”，從“身著長袍，腰系彩帶”一語看，論者似乎對這伎樂圖象有所觀察。我們在分析古代繪畫作品的人物時，一般是從其發型和服飾入手，來斷定共族屬的，即“著漢服”，便意在指他們是漢人樂師。

那么，這十個奏樂者究竟著什么樣的奇異服飾，是什么樣的特殊發型，是不是漢人或渤海人？我們仍需從“伎樂圖”樂師本身談起。結合已發現的考古圖像資料和古文獻的相關記載，加以綜合判斷，方能得出切合實際的結論。《簡報》只發表樂師形象的彩色照片一幅，即所謂打手鼓者。估計此張照片的樂師是10幅奏樂圖中保存最清楚的一幅，或具代表性，其余9幅可能與此幅大同小異，人物的服飾、發型也應相一致，只是所奏樂器不同。

細觀已發表的這張照片的人物，并不是如《簡報》所云邊演奏樂器邊“騰躍起舞”，而是坐勢，即半側面向左而坐，上身略前傾，右腿支起，左腿盤坐。左臂抱鼓，右手在鼓面上作揩擊狀。頭部亦不是發型特殊，而是戴四個聯珠組成的冠飾，上頂為大珠，下連三個略小的珠飾，三珠中中間者較圓，兩側者為橢圓，珠之間又以紅點相連綴，系于腦后，又從腦后飄出紅白兩色影帶，當為系冠之帶。樂伎蓄八字形髭和絡腮胡，立眉較短，長目，面頰肥碩。上身著細袖衫，腰系紅色帶，腰下前出尖狀裙并拖地后出燕尾，臀兩側又各出一片較短的衣裙，下著緊腿褲，足蹬高統黑靴。肩披帔巾從兩腋飄至肩兩側，為紅白兩色，帔端呈云頭狀。邊框是以孤線相連如勾云狀，并不規律，似乎樂伎坐于云朵之上。畫法以線條勾勒為主，間以平涂色彩，運筆準確而灑脫，畫技較高（圖一）。

圖一、胡人樂師——揩答臘鼓者

1.發表在《簡報》的照片 2.摹描圖

這應是一幅“胡人伎樂圖”。我們單從樂師的面部看，深目高鼻的胡人特征并不明顯，略有深目之特征，較為明顯的是八字髭。如《漢書·西域傳》所云：“自宛以西至安息，國……其人皆深目，多須髯”④。再從其服飾上看，也符合中亞波斯所見人物圖像中多飾長帔、飄帶的特點，加之此畫人物穿緊袖衫，腰下擺出尖裙即燕尾服，這在以往發現的唐、五代胡人樂舞紋玉帶上見有多例，尤其是巴林左旗遼上京遺址一件玉帶銙上的童伎擊腰鼓者，不僅服飾與此畫相似，連冠飾也幾乎是一樣的⑤。這種有寶珠的冠飾也在西域所見的壁畫、雕塑造像中就有多例。如比較常見的菩薩冠等，應與佛教有一些關系⑥。可供參考的資料還如最近發現的西安北周安伽墓的石榻圍屏及太原隋代虞弘墓的石槨上雕繪的屬于西域昭武九姓的安國粟特人及中亞魚國人的形像，其服飾與耶律羽之墓小帳彩繪樂師的服飾有諸多相似之處，尤其是虞弘墓的雕刻胡人所載的王冠、武士冠均鑲有寶珠，也有冠后飄動紅白兩色帶、肩披雙帔⑦。

說小帳彩繪樂師們著的是漢服，則勿須多論，只要與唐、五代眾多的繪畫作品中的漢人所著服飾一比較，兩者是大相徑庭的。說其著的是渤海人的服飾，可比較的材料少。有渤海貞孝公主墓所見壁畫，其人物圓臉朱唇，面龐豐腴，男人頭戴幞頭，如漢人裝束。史載渤海習俗與高麗、契丹同，就說明其服飾應該也與他們同。我們還能在唐章懷太子李賢墓壁畫“迎賓圖”中看到來自高麗及北方的使節圖像，可知渤海國人物服飾的大致情況，與西域胡服及小帳壁畫人物的服飾有很大的差別。沈括在《夢溪筆談》（卷一）對胡服有過概括性的描述：“窄袖緋綠，長簡靴，有蹀躞帶，皆胡服也”。主要界定在衣袖、靴、帶三個方面上，這應是與漢服的主要區別點。

有關這種來自西域胡人樂舞的服飾特征，也常見于詩人筆下。如唐代詩人劉言史在《王中丞宅夜觀舞胡騰》中寫道：“石國胡兒人見少，蹲舞尊前急如鳥。織成蕃帽虛頂尖，細氎胡衫雙袖小”。又如李端的《胡騰兒》也寫道：“胡騰身是涼州兒，肌膚如玉鼻如錐。桐布輕衫前后卷，萄葡長帶一邊垂。帳前跪坐本音語，拾襟攪袖為君舞。……揚眉動目踏花氈，紅汗交流珠帽偏”⑧。

這里所描述的“雙袖小”的“胡衫”，桐布輕衫前后卷起，跳舞時拾襟攢袖，頭戴尖頂帽、珠帽，說的是舞者，也生動真實地記錄胡服的基本特征。石國也是中亞昭武九姓之一，以粟特人為主體民族的國家，所描寫的服飾當為石國粟特人。唐代的玉帶上，同為一條玉帶的胡人樂舞紋中演奏和舞者的服飾不盡一樣，也有相同者。如最近在敖漢旗水泉1號遼墓出土的相當于五代胡人樂舞紋玉帶，其玉帶銙上的樂伎和鉈尾上的胡騰舞者服飾一樣，均有前后卷尖的裙襟，肩披雙帔，尤以舞者更為清晰（圖二，1、2），如小帳彩繪樂伎的服飾⑨。

綜合上述資料，再來看小帳彩繪樂師的服飾和“發型”，就不會覺得奇怪了，既是中亞、西亞的胡服，由此也證明，這些蓄八字胡的樂伎便是西域胡人。

圖二、胡人樂舞紋玉帶飾

1.3敖漢旗水泉出土的擊毛員鼓者帶銙和跳舞者帶頭拓本

2.西安市丈八溝出土的唐代帶銙

二、從樂師揩答臘鼓看西域胡樂對遼之樂舞的影響

《簡報》所云的擊手鼓者，便是所刊照片的那一樂師。這種鼓亦不能簡單以“手鼓”稱之，是西域胡樂的主要樂器之一的“答臘鼓”。這在上舉已發現的胡人樂舞紋玉帶具中見有多例，較為典型的是在陜西省西安市何家村和丈八溝兩處窖藏出土的玉帶中，各有一方玉銙上是胡人揩答臘鼓者⑩（圖三）。敖漢旗博物館收藏一枚該大甸子鄉遼墓出土的樂器紋銅鏡上，有樂器11種，其中便有答臘鼓?。

答臘鼓在史籍中有較詳記述，如《通典》（卷一四四）記載答臘鼓“廣羯鼓而短，以指揩之，其聲甚震，俗謂揩鼓”。《通考》稱其為“龜茲、疏勒之器，其制如羯鼓抑又廣而短，后世教坊奏龜茲曲用焉”。《簡報》所刊擊手鼓照片的演奏者右手開掌伸指在措鼓面，這件鼓即是比羯鼓廣而短的答臘鼓，再加上《簡報》所介紹的腰鼓、琵琶、排簫等這些龜茲、疏勒樂的主要樂器，綜合其胡人服飾等，不難斷定這組十幅彩繪壁畫中由十人組成的樂隊即是一部西域胡樂，其演奏樂曲當與龜茲、于闐、疏勒或后經改編的西涼樂有關。這支樂隊和后來發現于遼墓壁畫或傳世作品的“散樂”“鼓吹樂”“燕樂”“軍樂”等圖是不一樣的。從樂器上看，有的流傳下來，如腰鼓、曲頸琵琶、排簫、篳篥、箜篌等，有的不見于壁畫，如答臘鼓等。樂舞者也多是著漢服、契丹服。這說明遼早期和中、晚期在音樂上有一些變化，早期音樂不僅受唐、五代尤其后晉的影響，也同時受到西域胡樂的影響。

有趣的是，《隋書·音樂志》所記疏勒樂的樂器有“豎箜篌、琵琶、五弦、笛、簫、篳篥、答臘鼓、腰鼓、羯鼓、雞婁鼓等十種，為一部二十二人”，樂器數與耶律羽之墓小帳彩繪胡樂圖的樂器數相同，樂器類別在《簡報》所提6種，在疏勒樂中均有。在于闐國故都約特干城址出土的一件殘陶罐上面浮雕出一個于闐樂隊，是由十二人組成，其樂器有箜篌、排簫、鼓、長笛，其余不清楚?。于闐樂舞頗俱盛名，東晉高僧法顯和唐玄奘赴印度取經求法路經于闐時，分別記錄于闐“其國豐樂，人民殷盛，盡皆奉法，以法樂相娛”?。“國尚樂音，人好歌舞”?。于闐、疏勒相鄰，又操同一種語言，樂舞也相融。所謂西涼樂，以及隋樂、唐樂，均受于闐佛曲、疏勒樂、龜茲樂等中亞、西亞樂曲的影響，唐樂十部中的一些部直接采用西域胡樂。遼樂也如此，除受唐、后晉音樂影響外，也直接受西域胡樂的影響。從小帳彩繪西域胡樂圖看，遼早期這種影響更大，這與耶律阿保機兩次西征有關，從此草原絲綢之路又空前活躍。

契丹是喜歡樂舞的北方游牧民族，對西域樂舞更容易接受。如宋人姜夔詩中所描寫的：“大胡牽車小胡舞，彈胡琵琶調胡女，一春浪蕩不歸家，自有穹廬障風雨”。還如“涿州沙上飲盤亙，看舞春風小契丹”之句。我們再看胡環《卓歇圖》的樂舞場面，5人奏樂，一人獨舞，奏樂者演奏的豎箜篌、篳篥、鈸等均屬西域胡樂，舞者之舞姿恰如胡騰舞，他們一律著契丹服飾，髡發，表明是契丹人。此畫為契丹早期作品，證明西域胡樂對遼之樂舞影響至深。

《簡報》稱，小帳伎樂壁畫共 10幅，按幅橫排，每幅一人各奏一種樂器。這種將一支樂隊不是繪在一個演奏場面，而是分散于各幅的表現手法，與中國繪畫傳統形式相悖，不屬一種藝術風格，卻與唐、五代胡人樂舞紋玉帶相一致，即玉帶亦是每銙碾出一胡人奏一種樂器，鉈尾多是舞者。這種以單元繪畫和雕塑的藝術風格，在西域古代繪畫圖像資料見有多例，如發現于和闐的板繪鼠王傳說圖、陶制伎樂圖等，均是一組畫由幾個單元組成?。如果將兩種相同的表現形式上胡人所奏的樂器再詳加比較，也發現它們之間更有相同之處。前舉西安出土的樂舞玉帶共四條。完整者兩條，一條是丈八溝出土，其中玉銙12方的12人有奏樂者9人所奏樂器9種：排簫、貝、羯鼓、雞婁鼓和兆牢（一人演奏）、和鼓、銅鈸、拍板（其中兩人各執一板）。另一條何家村出土，即墨記“十六事”的那一條，亦是9種樂器，無鈸、和鼓、拍板，增橫笛、篳篥、毛員鼓?。敖漢旗水泉1號遼墓出土的玉帶也較為完整，玉銙8方有7人演奏8種樂器：篳篥、拍板、琵琶、笙、橫笛、雞婁鼓和兆牢（一人演奏）、腰鼓。以上三條玉帶較為完整，且有明確的出土地點，帶銙上所演奏樂器種類互有增減，并不一律，但大致反映出疏勒樂的主要樂器種類。或是它們之間樂器種類不同，反映西域諸國樂器種類的差別。小帳樂隊上已知的6種樂器在玉帶上均有存在，但似乎更接近水泉1號墓出土玉帶銙上的樂器。

玉帶銙上的伎樂均為舞者而奏，這與小帳壁畫上的伎樂圖略有不同，因為《簡報》上未有報導是否有舞者。實際上跳胡騰舞題材的壁畫中亦不盡是疏勒樂或龜茲樂的全部樂器，如發現于西安市東郊的唐代蘇思勗墓壁畫“胡騰舞圖”中，樂隊9人所奏9種樂器?。隋代虞弘墓石槨所繪的“胡騰舞圖”中有6名樂工，分別奏腰鼓、鈸、箜篌、琵琶、橫笛、篳篥，北周安伽墓石圍屏雕繪有3幅胡騰舞圖，其樂工演奏樂器分別是：1幅：琵琶、橫笛、腰鼓；2幅：琵琶、箜篌、排簫；3幅；琵琶、橫笛、腰鼓。三者均琵琶，其余可以更換，即樂隊人數及樂器組合可以有多有少。與耶律羽之墓小帳彩繪伎樂圖時代較近的是發現于河北五代王處直墓出土的漢白玉浮雕散樂圖共12人，樂器10種，箜篌、方響、箏、腰鼓（原報告稱答臘鼓，不確切，此鼓體長束腰且以雙棰擊，與文獻和圖像資料有關的答臘鼓的描述相悖，細觀之當系腰鼓一類）、篳篥、橫笛、曲頸琵琶、拍板、杖鼓，尚有兩個戴胡帽蹬紅色高簡靴之男童在跳舞，故這是一幅樂舞圖?。此圖盡管也是胡樂為主，但不見羯鼓、答臘鼓、雞婁鼓、兆牢這些具有代表性的西域胡樂樂器，說明至五代時中原地區的西涼樂有了很大的變化。而小帳所繪的樂隊見有答臘鼓，且由胡人演奏，說明與中原地區有區別。

三、從小帳所繪的坐部胡樂看遼上京的繁榮

《簡報》說這支樂隊的樂師們不僅吹彈拔擊樂器，且“騰躍起舞”。對此，前已述均為坐勢，并非起舞。雙腿一盤坐一支起，支起之腿腳尖點地，腳跟支起似作上下振動狀，以合樂曲拍節。這亦如玉帶上胡伎奏樂者相一致，均為坐勢，前舉隋虞弘墓的伎樂圖6人均坐于方形毯子之上。各地出土的胡人樂舞紋玉帶坐者十余人，均刻帶銙上，其中一人為飲酒觀賞者，其余均為樂工。舞者僅一人刻于帶頭上。

依唐制，樂隊分為坐部伎和立部伎，坐部伎是為宮庭宴享時演奏，即是在廳堂演奏精致復雜的高雅音樂，也只有三品以上的官員才有資格享受。對此，白居易詩中有生動地描述：“太常部伎有等級，堂上坐者堂下立。堂上坐部笙歌清，堂下立部鼓笛鳴。笙歌一聲眾側目，鼓笛萬曲無人聽。立即賤，坐部貴，坐部退為立部伎”。

在過去發現的遼墓壁畫的伎樂資料中，除了小帳彩繪的坐部伎外，有兩幅有坐勢演奏的樂伎圖像，一是巴林左旗出土的伎樂畫像石，演奏者11人，其中6人坐5人立，坐者均位于左上部?。據稱這塊畫像石出土遼墓墓室內。二是羊山1號遼墓的契丹宴樂圖。繪于墓室西壁，相對應的東壁是墓主人的宴飲圖，樂隊由三人組成，兩人坐一人立，是在居室內專為主人宴飲而奏，而在天井東壁所繪7個漢人組成的鼓吹圖均站立，與室內的宴樂圖有明顯的區別?。其它壁畫材料的伎樂圖，包括“卓歇圖”的樂工均站立。這種立與坐伎相混合演奏的樂伎也見于唐墓壁畫，如唐蘇思勗墓的“胡騰舞圖”中樂工9人，所奏樂器9種，奏樂中6坐3立，舞者左右各一組，前后兩排，前排均坐。坐部伎樂圖壁畫只見于耶律羽之墓，說明耶律羽之生前社會地位顯赫。遼初尚尊唐制，其后應有一些變化，或只在宮庭宴樂時有立部和坐部之分，而在三品以下的官員立部，與坐部的界線不那么嚴格，可以相混。

我們從耶律羽之墓發現這幅胡人坐部伎樂圖壁畫，能夠看到遼在建國后的三、四十年間，遼上京經濟文化的繁榮景象以及中原文化和西域文化在這里融合的過程。這在《遼史》中也有多處記載，如遼太祖天贊二年（923年）“波斯國來貢”，天贊三年（924年）九月“大食國來貢”、“回鶻霸里遣使來貢”。遼太宗天顯八年（934年）“回鶻薩蘭遣使來貢”，天顯十年（936年），“吐谷渾酋長退欲德率眾內附。”在新建的遼上京南門東面還建有回鶻營，專供西域人居住?。遼太祖妻應天皇后述律氏，即回鶻糯思四世孫姑婆梅里所生。在儀坤州之廣義縣即是這支回鶻人牧地，說明早在遙輦氏時，契丹故地便有來自西域的胡人在此定居。在《遼史·太宗本紀》和《遼史·樂志》中均記載“會同三年（939年）端午日，百僚及諸國使稱賀，如式燕飲，命回鶻、敦煌二使作本國舞”?。這是發生在耶律羽之死之前一年的事。由此我們可以看到耶律羽之小帳彩繪胡人伎樂圖的歷史背景。《契丹國志》也載“高昌國、龜茲國、于闐國、甘州、沙州、涼州，以上諸國三年一次遣使約四百人”，來到遼國首都貢獻珍寶及特產，自然也會帶來西域胡樂等文化，如樂舞百戲等，而且三年一次形成定制。為皇帝作本俗舞的西域國使節自然也會有胡人樂師演奏胡舞之曲。

除了這幅胡人坐部伎樂壁面，胡人樂舞紋玉帶外，在赤峰地區我們還可以找到若干與西域音樂文化相關的資料，如舞獅圖壁畫?，胡人騎獅獨奏琵琶的瓷樂俑等?；最近還出土了屬“臨潢府比逍院”的樂器銅鈸和銅磬，均屬胡人之樂，是“法曲”演奏的樂器?。遼上京發現的一座石經幢上形象地刻畫了四人跳胡騰舞且奏且舞的熱烈場面，與小帳胡人伎樂圖異曲同工，同樣是遼上京胡人樂舞的真實寫照。而耶律羽之墓小帳的胡人演奏的龜茲、疏勒樂曲，更直接描繪出上京之昌盛并且具有世界性的都市的共同特征。這恰如尚剛所言：“伎樂是皇王權貴生活的縮影，而胡伎又反映著西域樂舞的流行。伎樂每作胡相，但他們是為中國權貴演奏，這同單獨地描摹異域風情畢竟兩樣。”?

耶律羽之墓小帳彩繪胡人伎樂圖在遼代墓壁畫作品中尚屬首見，也是遼代最早的一幅伎樂圖。所繪伎樂顯系活動于遼境之胡人樂舞者，或只有遼境之京都才會齊聚胡人樂隊為宮庭的皇帝權貴們演出。耶律羽之頗知音律，他的墓出現這種高層次樂隊圖像，反映了他生前所好和顯赫的政治地位，這與他在哪里秉政，或秉政時間長短并無關系。而《簡報》的作者只注意樂師奇異，未考其奇異之因，對答臘鼓和坐部伎更未認識，這三點正是此圖重要價值所在。總之，這幅胡人伎樂圖倒映出大遼國威震四方的政治背景及遼上京作為世界性都市經濟文化的輝煌景象。

注釋：

①② 內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等：《遼耶律羽之墓發掘簡報》、《文物》，1996年1期。

③ 項春松：《赤峰古代藝術》，內蒙古大學出版社，1999年5月。

④《漢書·西域傳》

⑤ 王景志、金永田：《遼上京出土“擊腰鼓人物”玉牌分析》，《民族民間舞蹈研究》，1985年2期。另見曹建華、金永田主編：《臨潢史跡》，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99年9月。

⑥ 見馬克·奧里爾·斯坦因所著《沙埋和闐發墟記》（晴等譯，新疆美術攝影出版社，1994年10月）一書所刊和闐出土的“板繪波斯薩像”等照片。

⑦ 陜西省考古研究所：《西安發現北周安伽墓》；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太原隋代虞弘墓清理簡報》，兩文均載于《文物》2001年1期。

⑧ 中國舞蹈藝術研究會，舞蹈史研究組：《全唐詩的樂舞資料》，音樂出版社，1958年。

⑨ 邵國田主編：《敖漢文物精華》第103頁。烏蘭浩特市：內蒙古文化出版社2004年出版。

⑩?劉云輝：《北周隋唐京畿玉器》，重慶出版社，2000年。書中編號T69、T152號玉帶銙紋飾即為胡人揩答臘鼓者。

邵國田：《遼代木琴 鴻寶之器》，《中國文物報》，2000年5月14日。

? 見林梅村所著：《古道西風—考古所見中西文化交流》一書所引。

三聯書店出版，2000年3月。

? 章巽：《法顯傳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

?見《沙埋和闐廢墟記》所刊照片。

? 陜西考古所唐墓工作組：《西安東郊蘇思勗墓清理簡報》，《考古》，1960年1期。

?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保定市文物管理處：《五代王處直墓》，文物出版社，1998年。

? 金永田：《大契丹國夫人簫氏墓志及畫像石初探》，《中國北方古代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中國文史出版社，1995年。

? 邵國田：《敖漢旗羊山 1-3號遼墓清理簡報》，《內蒙古文物考古》1999 年1期。

??《遼史》

? 敖漢旗文物管理所：《內蒙古昭烏達盟北三家遼墓》、《考古》，1984年11期。

? 邵國田：《內蒙古敖漢旗發現胡人騎獅瓷像》，《北方文物》1988年2期。

?趙愛軍：《新征集的兩件帶銘文樂器》，《中國文物報》，2001年2月18日。

?尚剛：《唐代工藝美術史》，浙江出版社，1988年。

邵國田

邵國田：原敖漢旗博物館館長，副研究館員。曾任內蒙古自治區考古學會理事，文物鑒定專家委員會委員。現任內蒙古紅山文化學會理事。1972年從教育調到文化系統的40余年間，致力于文物保護、考古調查、搶救發掘、征集文物、籌建博物館等。

重要是在1981-1988年，組織開展了敖漢旗的文物普查，共發現各個不同歷史時期的遺址和墓地3800余處，居全國之冠，創造出普查的“敖漢模式”。其中發現的小河西、興隆洼、趙寶溝等新石器時期考古學文化以及柳南墓地、大甸子夏家店下層文化城址和墓地，填補了我國北方考古編年的空白。參加了小河沿、大甸子、興隆洼、興隆溝、撒水坡、四分地等遺址的考古發掘。主持清理了草帽山紅山文化積石冢、西山小河沿文化墓地、烏蘭堡鐵匠溝戰國墓、康家營子、北三家、沙子溝、大橫溝、英鳳溝、姚家溝、皮匠溝、下灣子、喇嘛溝、娘娘廟、七家、羊山、水泉、臺吉營子、喇嘛洞梁等遼墓百余座，揭取墓中壁畫50余幅。

多次受到赤峰市和旗政府的獎勵，并分別于1986、1989、1996、1999年評為全區文物戰線先進工作者，全區思想理論戰線先進工作者，受到內蒙古黨委宣傳部和內蒙古文化廳的表彰。2002年被國家文化部和國家文物局授予國家級“文博系統先進工作者”稱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