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天王”的傳世之獻：“歷史上最好的藏文大藏經”刻印故事

按：“麗江—理塘版”《甘珠爾》，是歷史上第一部在藏地鐫刻的木刻版《大藏經》，也是藏傳佛教史上唯一帶有漢語目錄的藏文經典，被歷代藏學家評價為“歷史上最好的藏文大藏經”，這是關于此傳世巨獻的刻印故事……

麗江·理塘版《大般若經》：“木天王”的傳世之獻

文、圖/白云蒼狗

接過館長旦正加遞過來的口罩和手套，我小心翼翼地踏進了位于成都市溫江區南江路的四川省蓉府藏文典籍博物館藏品庫：質地厚重的置物木架緊貼四方墻壁整齊排列，漆以喇嘛僧袍同款絳紅色，海量的藏文古籍文獻被分門別類地安放其上，大多裹以象征尊貴的黃色綢緞，室內偏暖色燈光普照四壁，讓寬敞的庫房充盈著一種視覺飽滿且富麗堂皇的藏地經堂氛圍。

館藏管理部的巴桑介紹說，蓉府藏文典籍博物館現有約301卷（套）的古籍珍品，經四川省文物局國家文物鑒定站專家庫專家組鑒定，初步認定一級文物1套（16卷）；二級文物48卷；三級文物147卷；一般文物90卷，作為全國首家集藏文典籍搜集、整理、搶救、保護、研究、利用、教育于一體的非國有博物館，11月正式開館后，將向公眾展現獨特而深厚的藏地歷史、文化與藝術魅力。

“這就是被鑒定為館藏一級文物，堪稱‘鎮館之寶’的麗江·理塘版《甘珠爾》之《大般若經》”（??? ???????????????????????????????????????????? ????????????? ? ），巴桑小心翼翼地打開木制的護經板，解開包經帶和護簾，一疊長約62cm，厚15.3cm的朱砂墨汁經書頃刻呈現眼前，泛黃的藏紙頁面印滿藏文經文，正面左側為藏文函號及頁碼，右側為漢文經名、部次及頁碼，背面則有藏文“奔”字，意為十萬，是《十萬頌》之簡稱。巴桑緩緩翻閱之際，一股古樸的馨香從經卷中隱隱散發而出，梵篋裝幀，木刻雕版，朱砂刊印……讓人浸潤在17世紀川滇藏交界處的木華梵香與天雨流芳之中。

尚待揭幕的四川省蓉府藏文典籍博物館（已于2025年5月18日正式開館）

明萬歷二十六年（公元1598年），統治中國的神宗皇帝朱翊鈞荒疏朝政，沉溺酒色之中，整個王朝正由“中興氣象”轉向“衰亡之兆”，而遠在萬里之外的云南承宣布政使司麗江土知府，正迎來一位聰慧勇猛的年輕執政者——時年11歲的木增承襲父親木青的知府職，正式成為明代第十三任麗江土司。

麗江土官一職源自元朝，但真正善于抓住政治機遇并深諳經營策略的正是木增的先祖。明王朝開國之初（明洪武十五年，公元1382年），麗江納西族酋長阿甲阿得“率眾先歸“，協助明軍統一滇境，太祖朱元璋“念前遣使奉表，智略可嘉”，欽賜“木”姓，阿甲阿得自此改名“木得”并受封麗江軍民府土知府一職。木氏土司肩負“守石門以絕西域，守鐵橋以斷吐蕃”之責，不僅成為守護王朝邊疆的“忠誠藩籬”，也在朝廷支持下，“開疆拓土，福蔭子孫”，開啟木氏家族統御川滇藏邊界的數百年基業。

木得畫像 圖源網絡

木氏子孫世襲罔替，精擅統治，其治理區域內政軍、農商、文化、信仰持續發展。年幼的木增同樣展現出異于常人的雄才大略與統治才能，他剛承襲土司位便毅然與家將同赴邊寨克敵，“親執桴擊鼓，冒矢石以進”，大獲全勝之際，木增斷言“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于是率軍乘勝追擊，斷絕亂源，一戰成名。

“丈夫未可輕少年”，幼主木增不僅保住了先祖基業，且志存高遠，勵精圖治，最終將木氏家族在川滇藏三角交界之地的統治與聲望推向頂峰。麗江軍民土知府轄域荒僻，環境復雜，族群多元，木增審時度勢，“順俗施政”，與當地酋長分權共治、推動開路筑橋、實行移民墾荒、大興開礦采煉……力促區域內外的經濟文化宗教交流，彼時連通川、滇、藏的“茶馬古道”暢通無阻，漢、藏、納西等民族共存共融，文教、建筑、工藝等人才匯聚麗江，一派繁榮興盛景象，憑借“富冠諸土郡”的雄厚財力，木增趁勢興建了被徐霞客譽為“宮室之麗，擬于王者”的木氏府署，史書更贊其家族“土地廣大，傳世最遠”，在其統治的時代，木氏土司的有效控制范圍北至今四川巴塘、理塘，西達西藏左貢、芒康和云南怒江一線，東進四川木里及其附近區域，雄踞滇西北與康藏高原交界地帶。麗江土府因此得以與蒙化（即巍山）土府、元江土府并稱為云南三大土府。

木增畫像 圖源網絡

《明史·土司傳》載:“云南諸土官，知詩書，好禮義，以麗江木氏為首。”木增不僅自幼熟讀漢地經史書籍，于府中建“萬卷樓”，自身亦是詩人、散文家和書法家。他癡迷佛道，廣交中原名士，與被譽為“南董北米”的大書法家董其昌、“詩、書、畫三絕”的名僧釋擔當交往甚密，面對轄域內存在的納西族本土東巴教以及道教、漢傳佛教、藏傳佛教等多種宗教信仰，更是“因其俗而柔其人”，兼收并蓄，開放包容。

木增深知藏傳佛教在自己統治區域的影響力，他遵循明王朝“多封眾建”的治藏策略，實行“多教扶持、以教治教”的方法。同祖輩一樣，木增不僅資助了康藏地區眾多藏傳佛教寺院的修建和維繕，更是身體力行，加強同藏區各教派上層的交往，維系著與藏傳佛教諸派的良好關系，亦借此增強木氏土司在藏區的政治威望。

1614年（明萬歷四十二年），擅于中國詩文，亦篤信佛法的木增，邀請與木氏家族建立施授關系和政教結盟的噶瑪噶舉派紅帽系第六世活佛夏瑪巴·卻吉旺秋（1584年~1635年）來到麗江，主持編纂、校訂、刊刻《大藏經》之《甘珠爾》部。《大藏經》是藏文佛教經論的總集，分為《甘珠爾》和《丹珠爾》兩部，為藏傳佛教高僧必修的功課，各大寺院均將完整版《大藏經》作為“鎮寺之寶”。木增此番捐資在麗江刻印的《甘珠爾》通常譯為佛語部，即釋迦牟尼本人的語錄譯文，其精心選擇以蔡巴版手抄本作為底本，這一手抄本是帕竹政權闡化王時期噶舉派大譯師勛努拜和紅帽系第二世夏瑪巴·確吉扎巴等高僧多次精心校訂過的版本，被藏傳佛教界普遍認為是最準確無誤的版本。木增以“廣利眾生，五方寧謐，百姓康和”為名行佛經刊刻之舉，愈加表明其善用“順俗施化”，贏服人心之統治策略。

四川省蓉府藏文典籍博物館所藏麗江版《大般若經》

木增還有更深層的考量。在麗江刻印的《丹珠爾》曾經由噶瑪噶舉黑帽系五世活佛噶瑪巴·得銀協巴應永樂皇帝朱棣之邀，于1410年首次在南京刊刻。深諳木氏統治權力來源的木增土司，不僅借此表達增強納西、藏、漢等民族文化交流的發心，更同時向中原王朝表明盡職藩籬，盡心效忠之舉。

1623年（明天啟三年）四月八日，正值佛祖釋迦牟尼誕生紀念日，歷時九年，共計108函，33784塊經版的麗江版《甘珠爾》刊印完成，這部由木增作序，夏瑪巴編寫目錄和后記（1657年，第十世噶瑪巴·卻英多杰駐錫麗江，為《甘珠爾》增制漢語目錄）的煌煌經書，先于木氏土司家廟——漢傳佛教福國寺舉行竣工儀式，后在小中甸木氏官邸旁的藏傳佛教康司寺舉行開光儀式。敏銳感知到藏傳佛教格魯派聲勢漸隆的木增審時度勢，隨即特派一位管家、一位東巴、一位喇嘛和幾位通藏語的隨行人員將全套《甘珠爾》朱砂印本送往拉薩，五世達賴喇嘛阿旺·羅桑嘉措欣喜不已，專門擇吉日在大昭寺舉行隆重的接收儀式，并尊木增為“木法王”，拉薩城的喇嘛僧侶盛裝在布達拉宮念經三天，數以萬計的藏人焚香拜佛，一時法雨天華，盛況空前。（注：此印本現仍藏于拉薩大昭寺甘珠爾殿）

穿著僧服的木增畫像 圖源網絡

麗江版《大藏經》是歷史上第一部在藏地鐫刻的木刻版《大藏經》，也是藏傳佛教史上唯一帶有漢語目錄的藏文經典，被歷代藏學家評價為“歷史上最好的藏文大藏經”，由于藏族人稱呼麗江為“姜”或“三賧”（薩當），又被稱為“三賧版《甘珠爾》”。籍由麗江版《甘珠爾》的刊刻，木增本人被康藏地區僧俗兩界廣為尊崇，獲得無可替代的巨大聲望。“木法王”的傳奇愈發深印人心，噶瑪噶舉派專門為木增撰寫一部《絳杰波·索南饒丹傳》，贊頌木增為弘揚佛法所作的貢獻，這在藏傳佛教史上尚屬首例。木氏土司被渲染成一個神話式人物：“木天王”（“三賧杰波”）的塑像被供奉于寺院，“薩當汗”（即“麗江王”）的威儀播于四方，“索南饒丹”（意為“福祚永盛）的法名護佑康藏。

然而木增的深思熟慮與神性威名未能佑持木氏家族擺脫衰落的命運。36歲之時，木增歸隱“解脫林”專心讀書寫作，彼時大明盡露末亡之相，格魯派與噶舉派的教派之爭則愈演愈烈，作為噶舉派信徒的新任土司木懿，沒有繼承父輩們平衡諸派的傳統智慧，反而在其轄境內大興噶舉派，撲滅格魯派，最終喪失了妥協博弈空間，滿洲鐵騎入關，中原改朝換代，得到蒙古勢力支持的格魯派最終取勝，木氏家族勢力隨之日益衰落，不得不從康南高原退守麗江，那部珍藏府內的《甘珠爾》也迎來輾轉多舛的命運。

四川省蓉府藏文典籍博物館內部 圖源/YOU成都

清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紫禁城內正在上演“九子奪嫡”的爭權大戲，和碩特蒙古南下的軍事首領達爾杰博碩克圖漢（固始漢的裔孫）兵臨云南，下令將藏于麗江木府的《甘珠爾》經版用騾馬馱運至四川理塘大喇嘛寺存放，巧合的是，這座大寺正是在木增的祖父——木旺土司支持下建蓋而成。從此，這部獨一無二的傳世巨獻離開了故鄉，被后世重新命名為“理塘版”《大藏經》，或“麗江—理塘版”《甘珠爾》。數萬珍貴木刻經版一直完整保存直到20世紀初，多數經版因戰火遭毀，少量殘落四方（近幾年陸續于理塘被發現，參見相關新聞報道）。

或許當年主持刊印《大藏經》的木增，已對置身王朝衰落末世有著清醒認識，他在為這部《甘珠爾》所撰寫“三藏圣教序”中感嘆道：“粵木增夙作何植，生茲末葉，既不睹菩提樹之嘉會，又不聆堅固林之法言……為一方之地主……每于政暇之際，禪觀誦詩，深痛無常，曉夜惕慮……由是謹率僧俗人民齋沐虔誠，仰對十方三寶，諸天善神，敬立誓愿，凡世尊釋迦牟尼如來金口所宣，經律論三藏梵莢，繕錄翻刻。”

一種糅合悲觀惆悵和寄情佛道的復雜心情溢于言表。

注：本文收錄于《成都民間博物館里的鎮館之寶》一書，新知·生活·讀書三聯書店，2025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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