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座收藏今天的博物館

深圳博物館展廳講述蛇口開發的展覽長廊

因為展品太過“年輕”，深圳博物館火了。

當聽說博物館里鄭重收藏了安全帽、拖鞋和板凳，還收藏了工資條和QQ企鵝等，有人覺得意外，有人說“寒酸”，有人笑稱“館長才是博物館里最老的那個”。

事實上，只要人們走進深圳博物館，就能發現它的收藏遠非如此。從1988年開館時起，這座博物館就專門辟出“今日深圳”板塊，開始收藏城市的“今天”。

后來，這個“今天”不斷向前邁進，展品也越來越多，有的甚至要用卡車和吊車裝。時至今日，博物館共有22.8萬件藏品，其中超過19萬件和城市“今天”的記憶相關。

這些藏品中的一部分陳列在改革開放史展廳中。開館以來，約2000萬觀眾到訪過這里，其中不乏國內外政要。在這里，有人駐足，有人掉眼淚，有人講起自己的父母，還有人從家里給博物館送來新展品。

一位策展的工作人員說，“都說‘當代人不寫當代史’，但是建設特區有那么多的精彩故事，我們不寫，很多珍貴歷史就被遺忘了。”

博物館大廳中的征集令

展柜里20世紀90年代后期生產的可移動電話

普通人的故事

很多人來到這里，就是為了看一雙拖鞋。

展廳參觀的必經之路上，有一條窄窄的通道。穿過通道，走到盡頭的展柜前，低頭就能看到這雙紅底木屐鞋。透過玻璃，可以看見它磨損的鞋面，和內底上斑駁的仙鶴、水草。它的旁邊放了一把歸零的算盤。說明牌上介紹，它們是“打工妹、打工仔用過的生活用品”。

“改革開放后10年間，深圳的外來勞務工從最早的14萬人增加到140多萬人”，對于參觀者來說，認識他們可以從這句講解詞開始，也可以從這些物件開始。

這雙拖鞋周圍還擺放著打工者缺了齒的梳子、邊緣毛糙的鏡子、洗頭用的茶餅和灰撲撲的小木凳，還有一些從1993年到2007年跨越14年的工資條。一個21歲的小伙留下一張泛黃的獻血情況登記表，填表時，他給自己署名“打工仔”。

一個外號“小辣椒”的打工妹留下了自己的匯款存根，她給遠在漢中的母親寄錢，十多年來從不間斷。

還有一位在玩具廠工作的打工妹從汕頭來，她捐出了自己的借書卡、團員證和廠里生產的毛絨玩具。這個大眼睛女孩收藏了《年輕的朋友來相會》的樂譜，在摘抄本上記下了歌曲《星》的歌詞，還有一句勵志格言：“大自然、命運是沒有什么慈悲，想從它的摩拳擦掌中汲取幸福，就只有奮斗！”

展柜里還有不少這樣不起眼的物件，它們整整齊齊擺在3200平方米、恒溫恒濕的展廳里。每隔一段時間，有工作人員為它們清掃。

這些故事往往伴隨著泥土和汗水，一些物件看起來臟兮兮的，比如基建工程兵用過的生銹電焊面罩、破損的解放鞋和綁有發黑布條的電焊槍。

工作人員甚至直接在館內建了個“工地”。

他們還原了1982年基建工程兵建設深圳國貿大廈的場景——有人在卸水泥，有人在攪沙漿，還有人站在鋼管搭成的腳手架上。工地另一側，他們以竹竿為梁、竹皮織墻、竹葉和油氈蓋頂，搭起簡易竹棚。他們在工棚里洗衣、睡覺、唱歌、拉二胡，還舉辦過婚禮。

改革開放初期，從各地南下支援深圳建設的基建工程兵超過了兩萬人。他們建起道路、橋梁、機場、車站、碼頭、醫院、學校等。后來，他們參與了國貿大廈建設，創造了“三天一層樓”的紀錄。

“工地”旁的展柜里，陳列著他們工作用的安全帽、鉗子、楔子、鏟子，還有消遣時會打開的深綠色電唱機。一個名為何林的基建工程兵從重慶來，他捐出了老兵送他的有“紅巖”字樣的日記本。一位名為杜泰榮的基建工程兵捐出了自己的畫箱。

吳志剛記不清自己多少次從它們身邊走過，他是博物館的志愿講解員，已經在這里講解了8年。起初，他只對古代藝術感興趣，到了后來，他只要有機會，就來講這個“年輕”的展覽。盡管對他來說，這個展廳“太大了”，講解花的時間、走的路，是其余展廳的幾倍。

這位在華強北工作了幾十年的工程師不認同一些網友“這些東西不值錢”的評價，他表示，只要來這里看過，就會對深圳今天的樣子“心里有數”。他在展廳里見過不少人，一開始看起來不太感興趣，沒想到最后跟著他走了一路。他覺得，他們是有感受的。

“一般人不會認為（這些東西）有多大的經濟價值，但它們構成的是時代場景，一個人的生活場景就是時代的片段。”深圳博物館研究員付瑩說。

吳志剛介紹，在打工者物件中，很多觀眾對一張照片感到好奇：1984年，一位母親正在夜校考試現場奮筆疾書，孩子也跟著她來到現場。一位攝影師剛好到場拍攝，孩子沒穿衣服，趕緊背過身去，光著屁股背對鏡頭。這時，攝影師按下快門，留下了一張“光腚娃”的照片。

聽到這里，不少觀眾臉上露出笑容。

27年后，攝影師想找到這對母子，他在博客上發帖：“光腚娃”，你還在深圳嗎？當地媒體很快加入了這場尋人活動，照片被傳播開來。

3天后，他找到了這對母子。當年3歲多的“光腚娃”已經長成30歲的小伙子，一直在深圳工作。這位母親回憶，兒子興奮地說，自己的“光屁股照”竟然被全深圳人看到了。

90后山西女孩耿于婷則對一張名為《工地歡歌》的照片印象深刻——在堆滿木材、砂石的工地上，頭戴紅色工帽的工人正圍著一個吹薩克斯的工友。那位工友雙腿微曲岔開，正仰頭閉眼吹奏。周圍的工友正在為他鼓掌。

她說，從照片中，她感受到“一種希望和生命力”。

展柜中的深圳“8·5”特大爆炸火災事故通報

志愿講解員吳志剛正在館內講解。

“搶救”歷史

對工作人員來說，把這些物件帶回博物館，更多時候是一種“搶救”。

付瑩坦言，這幾十年社會變化太快，有些東西馬上就找不到了。“過去”來深圳打工的女孩，用茶餅洗頭，補貼家用要去銀行匯錢。

事實上，在它們尚未“過去”時，深圳博物館就忙了起來。

1984年，全國開始“學習深圳”，各地來的考察團絡繹不絕。博物館的工作人員也意識到，應該在展覽中加入經濟特區開創和建設的內容。

“西安有秦始皇兵馬俑，河南有九朝古都，湖北有曾侯乙大墓，湖南有馬王堆……這些深圳都沒有。”前任館長寫道，但深圳也有獨特的歷史文化，其中就包括改革開放史。

他們成立了特區部，專門收藏改革開放歷史“文物”，并著手籌備1988年開館時的“今日深圳”展覽。不過，這個展覽征集到的大部分都是圖片。

到了20世紀90年代，展覽要作出調整，大家在一起討論，“是要搞成傳統的像開中藥鋪那樣的展覽，把工業、農業、商貿等各行業10年的成就羅列展示出來，還是另辟一條新路”。

最后討論的結果，是“要辦一個能夠體現10年來深圳改革開放闖勁和改革創新思想的展覽，而不是簡單的成就羅列”，展覽的重點是，要把人物和故事“用實物展示出來”。

深圳博物館學術研究部副主任林易蓉曾參與實物征集工作。她記得，當年征集部是個臨時部門，人員都是從其他部室抽調的。他們4個人共用1臺電腦、3個人共用1部電話機，只能在會議室的圓桌上辦公，去征集之前，還要把物件的名字挨個手抄在紙上。

地鐵還沒通車，二線關尚未取消。一上班，她經常是開著自己的“小奧拓”滿深圳跑，最遠的時候，她過關跑到龍崗去拉電視機，路上常常是塵土飛揚。

當時很多部門的電話，可以通過市委總機查到，但深圳新企業多、信息不規范，想征集它們的產品，有的連聯系方式都找不到。一連打二三十個電話是常有的事。

好不容易見到企業負責人后，“有的企業不理解，說‘這是我淘汰的產品，你為什么要拿到博物館去’”？有一次，為了征集到一輛自行車，林易蓉等了兩個小時才進對方辦公室。

她至今仍感到遺憾的是，自己曾征集到深圳早期新能源出租車的試點車型，最終卻因展廳放不下，只能將車退回。過了幾年，她聯系對方，卻只能找到電池和模型。

他們還從深圳市人民檢察院征集到“深圳市經濟罪案舉報中心”的牌子，這是全國第一個經濟罪案舉報中心。深圳市住宅局捐出了《房地產證》樣本，1992年，深圳在全國第一個把土地證和房產證合成一本“紅本”……

除了這些，他們還想在展覽中加入更多“有血肉的東西”。為這個展覽熬了不少夜的付瑩記得，當時大家討論：如果要做“歷史展”，就要加入“普通人的視角”。

他們把已有的實物組織成展覽，市里也在報紙上以市委辦公廳的名義發布征集公告，呼吁大家捐獻“參與特區建設的留下的珍貴的生產生活用品”。

公告發出后，不少市民打來電話。

有人想捐出自己的工裝和被子，有人想捐出自己的獎狀和銀行卡，還有人拿出了自己在工廠生產的玩具。博物館的工作人員到一位基建工程兵家里，這位工程兵聽說自己的東西到博物館展出能發揮作用，立馬捐出一條從參與基建工程時起就陪伴自己的毛毯。

更多人捐出東西是因為“舍不得扔掉”。

他們曾征集到一口小鋁鍋，20世紀50年代，它跟著主人去支援大西北，用來給孩子熱牛奶。到了90年代，小孩長大后，跨越大半個中國來深圳闖蕩，主人一直把它帶在身邊。

一對老夫婦兩次向博物館捐贈，他們的父輩都曾參與深圳建設，其中一位還現場參加過香港回歸儀式。在他們看來，深圳氣候潮熱，不利于保存老物件，而在博物館里，說不定能保存十年甚至百年。第一次捐贈時，丈夫還能開車送去，現在他的身體已經開不了車，只能請工作人員到家里去取。

林易蓉回憶，1990年她到博物館工作時，館里展品不多，每天10點開放，還要收10元門票，和當時“車水馬龍的深交所”不同，這里“門前冷落鞍馬稀”，是個“沉默的地方”。

到了2008年深圳博物館金田路館開館，改革開放史展廳內已經有了不少實物，觀眾“人挨著人”。付瑩至今記得，自己站在館長旁邊，兩人都興奮地四處走動。為了這場展覽，團隊前后修改了32次大綱，大大小小開了20多次專家論證會。

如今，只要進入深圳腹地，很容易找到這座博物館，它坐落在城市中軸線上，緊挨著市政府，不遠處就是立有鄧小平雕像的蓮花山公園。

展柜里打工者的木屐鞋、小板凳和工作證

展柜里打工者的梳子和鏡子

他給兒子取名“鵬城”

祝日升是從同事那里聽說自己的板凳火了的。展柜里，它是紅色木屐鞋的鄰居。

聽說這個消息后，這個中年男人感覺很不好意思。事實上，2008年把板凳和工資條捐給深圳博物館時，他已經是“打工明星”，出過自傳、上過電視，走在路上，有時還被人認出。

20年前，這個17歲的少年經歷父親、姐姐離世、高考落榜，選擇來到深圳，理由是“一年四季都能打工”。他在收音機里聽到一段話，“說‘電腦雖小，它代表的是現代文明；深圳雖小，它代表的是未來經濟增長的發動機’”。他從安徽花了4天才來到深圳，身上揣著100多元。

一路上，他只吃了點炒花生，最后到特區的南頭檢查站下車。因為暈車，看見水面晃晃悠悠的，頭暈得厲害。他未滿18歲，沒有身份證和邊防證，不能進關，只能在關外打工。

一開始，他想進工廠，覺得自己“好歹有高中文憑”，后來才發現進廠要交押金，只能去碼頭搞搬運，一個月工資300元，白天把船上的水泥、紅磚挑到解放牌卡車上，到了晚上就睡在工棚里。正是那時，他隨手拿起身邊的木料，做板凳。

幾個月后的春節，祝日升沒有回家。他們工地上的十幾個小伙子一人買了一套西裝，100多元一套，穿上后“心情很好”。那時，深圳早已打破“大鍋飯”，實行多勞多得。他連著3年沒回家，攢了1萬多元，工資也從8元一天漲到了15元。

1991年，20歲的祝日升帶著錢回村，不僅還了外債，還建起了紅磚房。1992年年底，他離開工地，跳槽進了一家精密零件廠。1993年，他第一次過關，去了趟西麗。當時的深圳，樓房大都很矮，世界之窗還沒有建成。

在精密零件廠里，他從沖壓工、修模工做起，每天工作12個小時以上，一個月工作400個小時，最多的時候，一個月“能做420個小時”。

1994年，廠里的模具師傅離職，他頂了上來。4月，他的月工資才500元，5月就加到了1000元。到1995年，他每個月能拿2000元。

這些工資條都被他一張張封存在塑料袋里，后來來到了博物館。

祝日升說，從走出家門的那一刻，他便開始收集人生往后的重要物證，他還留下了從安徽來深圳的車票。他覺得，“往后都只會越來越好”。

結婚后，他給大兒子取名“鵬城”。

不過，把東西捐給深圳博物館時，祝日升正準備“告老還鄉”。

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深圳有903家企業在這年戛然而止。上半年，祝日升還因為在廠里救火被嘉獎，到了下半年，他被辭退了。那時，他在深圳奮斗多年，錯過了“買房拿戶口”。他看了一檔電視節目，里面說，“打工者的命運像浮萍”。

他把多年來收藏的東西捐了一部分出去，準備回安徽老家。

這一年，深圳博物館金田路館開館，更多關于這些工廠和工人的故事，被留在了改革開放史展廳里——早期“三來一補（來料加工、來樣生產、來件裝配、補償貿易——記者注）”企業生產的藍色魚鉤、電子測試儀、芭比娃娃和棕色小熊。20世紀80年代，正是靠著這些企業，深圳打開了市場經濟的口子。

后來，深圳一家文化出版公司聯系祝日升，邀請他去工作，他這才留了下來，“沒有失業”。

祝日升有一張幾十年前的深圳地圖，上面的地標都很大，“國貿”“火車站”被視為地標，微縮在上面。到了今天，深圳已經成為全國200米以上高樓最多的城市，達到300多棟。最開始時，深南路只有7米寬、2.1公里長，現在深南路全長25.6公里，最寬的地方是350米，兩旁有150多家上市公司。

來深圳快40年，祝日升交了至少上千個朋友，但他遺憾的是，一些朋友離開了深圳，“留下來的可能不到100個”。他覺得自己很幸運。

展廳中還原了國貿大廈建設時的場景。

展示經驗，也展示“教訓”

還有參觀者對另一些特殊的展品感興趣。

“光腚娃”照片的對面，擺放著深市“老五股”、深圳證券交易所的開市鐘和“8·10風波”的照片。它們見證了中國證券市場的蹣跚起步。

深交所創始人之一禹國剛1983年被派去日本學證券，兩年后回國時卻沒有用武之地，直到3年后深交所才開始籌建。

他和團隊在自家客廳辦公，花了4個月翻譯出境外的各項法律，整合成資料匯編，后來又制定出各項規章制度。開市前，為了制作開市鐘，他們“跑遍了深圳的五金店”。正式開市時，深交所僅有5家上市公司，總市值約數億元。

1990年開市之后，深交所先遭遇了股市暴跌的危機，禹國剛牽頭實施了中國資本市場首次救市行動。

1992年，深圳獲得3億元股票公開發行額度，決定發售500萬張新股認購抽簽表。來自全國各地100多萬投資者涌入深圳，抽簽表不到半天就被搶購一空。

后來，有人發現有內部人員倒買倒賣抽簽表、發售點提前關門。數萬股民聚集，造成交通擁堵。事后，深圳市政府決定增發500萬張認購表，對腐敗進行調查。這一“8·10風波”直接推動了中國證監會的成立。

在禹國剛的家中，有一塊用日文寫的牌匾，翻譯成漢語意為：“中國證券市場盡管還不夠完善，但對我們來說，是一個充滿著機會和希望的、正在迅速發展的新興市場。”截至2025年年底，深交所上市公司已達2887家，總市值數十萬億元。

在改革開放史展廳，還有一場微縮的“土地拍賣會”場景。這是新中國歷史上首次土地拍賣，由于沒有經驗，深圳考察團多次到香港學習，還找香港測量師學會定制了一把拍賣槌。這把土地拍賣槌陳列在館內，身上還刻著“深圳市人民政府笑納”。

這場歷史性拍賣的主要組織者曾回憶，當時壓力巨大，“這是對傳統計劃經濟體制的突破，很多人擔心會被戴上‘搞資本主義’的帽子，但我們堅持下來了”。

1987年，一家房地產集團以525萬元拿下了羅湖區8588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權，建成了名為東曉花園的住宅區，開盤售價是每平方米1600元，154套新房在1個小時內售罄。

土地拍賣會在1988年舉辦，這一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改，憲法修正案寫道：憲法第十條第四款：“任何組織或者個人不得侵占、買賣、出租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轉讓土地。”修改為：“任何組織或者個人不得侵占、買賣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轉讓土地。土地的使用權可以依照法律的規定轉讓。”后來，深圳市規劃與國土資源局把這把拍賣槌捐給了深圳博物館。

細心的人還發現博物館收藏了兩次爆炸的見證物。一次是1979年蛇口海灣的開山炮響，它是蛇口工業區開發的起點。還有一次，發生在深圳清水河，15人在這次爆炸中喪生。

1993年8月5日，一家危險品儲運公司在倉庫內違規存放化學品，導致片區發生兩次大爆炸。二次爆炸后，清水河14座儲物倉、兩幢辦公樓、3000立方米的木材和大批貨物都陷入火海。

爆炸中心南面是存有雙氧水的倉庫和深圳燃氣公司的大罐、液化氣站，西面還有中國石化的一個加油站。如果爆炸持續，方圓數十平方公里都將被夷為平地。最后，指揮部決定在火區與氣罐庫區之間鋪一條水泥隔離帶，阻止火勢蔓延。

大爆炸發生后，事故調查專家組認為，“深圳城市規劃忽視了安全要求”。深圳排查搬遷了城市核心區危化品倉庫和生產企業，建立了危化品管理、應急救援等制度。

現今，這張事故通報書仍在深圳博物館展出。不僅如此，博物館的展柜里，還陳列著一些落馬官員手寫的自述。

付瑩解釋，展示這些，主要是“為了吸取教訓”，“不僅要展示（城市）光明的一面，還要展示失敗教訓”。

展柜中基建工程兵使用的各種工具和畫箱

“為了明天，收藏今天”

時至今日，最初參與征集這些實物的工作人員大多離開博物館了。

原特區部主任在兩年前離世，特區部正式成立時的老員工，有的換了工作，有的已經退休，只剩林易蓉每天還到博物館上班。時代還在推著她向前走。

在湖南省博物館前館長陳建明看來，這種“堅持”是有意義的。

他認為，長期以來博物館“重視出土文物”，大量當代“文物”正從我們眼前消失。陳建明介紹，20世紀80年代，日本國立民族學博物館就曾收集生產生活工具。早在1996年，國際博物館協會就將當年國際博物館日的主題定為“為了明天，收藏今天”，強調主動收藏當代有價值的實物，而非僅關注歷史文物。

陳建明曾在美國國家歷史博物館參觀，見到幾位中年婦女為一雙紅寶石高跟鞋驚呼，那是電影《綠野仙蹤》中女主角穿的那雙鞋，承載著她們的青春記憶。這座博物館位于美國首都華盛頓，緊鄰國會山，館內的“文物”還包括李維斯首款鉚釘牛仔褲、早期米老鼠卡通道具、19世紀各類家用電器、1984年新款的蘋果電腦，以及帶有麥當勞金拱門標志的食品紙袋等。

付瑩提到，2015年，國家文物局首次將改革開放文物納入“文物信息登錄系統”。“在此之前，關于改革開放文物有各種稱呼，有叫實物的，也有稱資料的。”付瑩說，“被納入這個系統標志著改革開放文物的史料價值被官方正式認可。”

他記得，自己曾從一位市民手中征集到10余件物證，包括父輩的結婚證、代表證，這位市民的父母是“老寶安”（寶安縣是深圳市前身——記者注）。后來，這家人的孩子專門到博物館里尋找爺爺輩的記憶。“他們邊看邊談了將近兩個小時。”

一個來觀展的四川女孩看完這些東西后，想到了自己的父母。她的父母從20世紀90年代起到深圳打工，待過玩具廠、手表廠和電子廠，靠著打工賺來的錢，供她和姐姐上學，從農村搬到了縣城。兩年前，她研究生畢業，現在在廣州工作。

陳建明認為，把當代的物件放在博物館里，能和許多參觀者產生“連接”，和展品同時代的人會感到“獲得尊重”，而后來者也會知道“來時路”，從而更加“珍惜自己的創造”，再將這種情感體驗傳遞給后輩。他希望，未來能有更多這樣的博物館。

一個在“大廠”工作多年的年輕人在網上發帖，覺得“只要去過（深圳博物館），就不會覺得這些東西‘很好笑’”。在她看來，那些初代的手機和電子用品，可能很快就被遺忘了、扔進垃圾桶，但它們其實是“大家的勞動成果和時代記錄”。

有人評論，深圳博物館是在“陪著城市一起成長”，還有一位網友解釋，大家在用笑聲傳遞“褒獎”，“對于普羅大眾來說，文物只是灰撲撲的罐子、瓶子，還沒有淘寶的展示圖好看，倒是這樣親民的博物館才能讓參觀者看得懂”。

這位在“大廠”工作多年的年輕人向記者提起，自己還曾在深圳的改革開放30周年展覽上看到過一份購房合同，那是20世紀80年代深圳第一批商品房。她驚訝地發現，那個小區就在她居住的附近，自己還經常路過。看了展覽后她才知道，那一帶“當時幾乎荒蕪如月球”。

在她的印象中，深圳總是拆拆建建，她不知道這個小區還能堅持多久，但她很高興它今天還存在，“即使它哪天不存在了，博物館里也有它的記錄”。

看到打工者文物時，她還想到自己以前的電腦，只消幾個月電腦就被磨得看不清鍵盤的字母標識。她說，辦公室都是這樣的電腦，“看不清字母鍵，（屏幕）背面還有花花綠綠的貼紙”。如果有機會，她想捐出自己的電腦。

在展廳內，耿于婷能感受到一種“氣場”，沿著參觀路線，“生活化”的場景逐漸變多，她也越來越沉浸。很多時候，她不自覺將深圳與家鄉聯系起來。

走出展廳的瞬間，她從略暗的展廳來到“豁然開朗”的天臺，眺見一排高樓。她突然覺得，這些拔地而起的高樓很像“一枚枚豎起的勛章”，而那些展柜里安放的物件則是“城市從灘涂中生長時每一寸筋骨拔節的細微聲響”，她在社交媒體上寫，“這里沒有陳列遙遠的歷史，只安放著我們的父輩，甚至我們自己走過的昨天。”

如今，征集海報仍擺在深圳博物館的大廳里。

一家公司在2018年送來自己研發的機器人。2022年，深圳市中級人民法院捐出了《申請個人破產材料清單》，通過這個申請，市民梁先生成為全國第一位個人破產者。2025年，博物館收藏了中國銀行推出的數字人民幣可視硬錢包。關于“今天”文物的故事還在繼續。

來源：中國青年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