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對去世的伴侶說，謝謝你死掉了”

當一個女性老去，她會面對什么？

是被貼上“脾氣差”“絕經”“性魅力減退”的標簽，

是被“更年期”這個詞統攝了，甚至，這個詞，也被污名化了。

在多數人的印象里，老去總與衰退、失落、易怒相連，是一個逐漸褪色的階段。

直到有一天，我讀到日本作家伊藤比呂美的《閉經記》，她寫：“美還是不美，都去他的，變老意味著自由，全新的自由。”

我突然意識到，也許，老去并不是衰退的同義詞。也許，這其中包含著更豐富、更廣闊的經驗。

1978年，伊藤比呂美以《草木之空》出道，引領了日本 80 年代女性詩潮。第一本書問世時，她就拒絕用“處女作”這樣的詞。

她的寫作直白、坦誠、平易近人。在眾多男性的書寫中，她一直在尋找自己的語言。比起使用學術化的、嚴肅的、女性主義的語言，她更想用的，是自己柔軟的語言。

在《閉經記》里，她寫身體的變化，寫再也減不掉的贅肉與失控的更年期；在《身后無遺物》里，她寫父母的離世，寫照護伴侶的瑣碎和獨居的寂寞；在《初老的女人》里，她開啟了新的生活，離開美國，重回日本，寫一個人生活的自由和寂寥。

這些是她的“心聲”。

而她寫下這些的動力，是希望把屬于女性的經驗和體驗，傳遞給分散在世界各個角落里的、無處不在的女性朋友們。

就像她在《閉經記》的最后一章里，寫的那樣：“尚未謀面的每位讀者都是我的女友，但愿我的心聲傳送到了你們心里。”

以下是她的講述：

講述：伊藤比呂美

大家好，我是伊藤比呂美。在很久不見的日子里，我飛快地老了，現在身體松軟下垂，臉和脖子滿是皺紋，從前的吊梢眼變成了下垂眼，發際線全白了。

我是個寫東西的人，向來不擅長交際。我想像叢林狼（coyote）那樣活著，這一生，也確實活得像一頭叢林狼。

我在快三十歲時，從東京移居熊本，那時就已經與中心保持了一定距離，后來又去了美國，距離中心更加遙遠，很少見人。

我向來習慣一個人生活。

2018年，我收到了早稻田大學的聘用合同，邀請我去教三年書，于是，我就從美國回來了。

早稻田大學在東京，我本可以住在東京，但女兒們堅持讓我把狗狗也帶走，說“那是你的狗，你必須帶去”，可要帶著它，住在東京會讓我完全施展不開。所以，我決定住在熊本，然后從熊本往返早稻田。

把它從美國帶過來很不容易，真的累死了。但它是很重要的家人。

這是《身后無遺物》的日文原版，封面設計很寂寞吧？孤獨的大象，感覺這雙眼睛體現了我的心情，這幅畫的插畫師在去年年末去世了。

她是我的朋友，寫這本書的時候還好，那時只有我的夫死了，我的夫死之后，其他人開始一個接一個地死去。

現在很多人都不在了，所以我養了這么多動物，好像也挺ok的。

我以前結過好幾次婚，生過好幾個孩子，所以我也不算真正的孤獨，總歸我還有孩子在某個地方生活著。

不過，無論一個人擁有多少家人，看起來多么不孤獨，歸根結底，人終歸會一個人步入死亡。所以，所謂的孤獨不孤獨，恐怕也沒什么區別。

圖 | 《身后無遺物》附贈日文原版插畫藏書票

前陣子，我忽然回想起我的第一段婚姻，我當時真的結婚了嗎？會不會其實只是我的妄想呢？

于是我就去板橋區役所，把自己的戶籍調出來看了看，那時候，我對窗口的工作人員說：“我好像以前結過婚，但不確定是不是真的。我現在應該要申請什么樣的戶籍呢？

工作人員就把我的前戶籍是什么都告訴我了，說著說著還壓低了聲音，我說不用不用，沒必要這樣小聲說，又不是什么丟臉的事兒，戶籍調出來一看，我真的結過婚，很有意思吧。

在我最后一段關系里，我的夫自我意識非常強，我們吵了太多的架。他是著名畫家，我經常想，對他來說，此世最重要的東西不是我，而是他的作品。不過我非常理解他的自負。同為藝術家，我可以認同他的活法。

我很多次想過要分手，但一直沒有當機立斷，他比我年長很多，到他快死之前，分手的想法從我心里消失了。

我在很多地方做過面向讀者的人生咨詢，多次公開說過，無論之前他多么氣人，我每天多么煩躁，在他死去之后，我依然很懷念。

我會建議讀者，如果你想走自己的路，應該當機立斷分手。但我自己這一生，從始至終都在做自己，雖然我的夫煩人，我們吵一架也就過去了。無論他多可氣，也是一種正面的刺激。人生中最寂寞的事，莫過于寡淡，毫無刺激。

如果讓我再和他重新來過，我想說算了，已經夠了。想對他說，謝謝你死掉了。在過去的生活中，我努力地活過，他也奮力走完了一生，沒有白來，這樣就足夠了。讓我們各自重新開始吧。

好像從15歲開始，我就感覺在關系密切的小圈子里非常憋屈。我想離巢，遠離父母。所以我不僅很早結了婚，還去了國外居住。

我的人生，一直走在想離開父母、離開家、離開日本文化束縛的路上。想迫切離開的心愿，成了我的人生動力。

我以為自己已經遠離，但父母相信我不會走遠。住在美國的日本女性，即使在美國有家庭，也都會為了照看年邁的父母而回日本。

我從美國回到熊本時，在這所公寓起居，照顧父親兩個星期，然后回美國。到了最后，每隔三個星期就要從美國回來一次，很辛苦。

從我小時候起，儒家思想就告訴我要這么做，就連我這么對一切都馬馬虎虎，不以為然的人，都感覺到了內疚和責任，以至于在美國和日本之間不停往返，想用消耗自己身體的方式，來完成這件事。

但是，我的夫是徹底的西方人。他不理解我，為什么要丟開美國的家，不停地回日本。所以我的夫心懷不滿。我夾在他們中間，左右為難。

我覺得，只要你是誰的父母，對孩子來說，你就是躲避不開的詛咒。只要你是誰的孩子，就天然背負著這種詛咒。克服詛咒的過程，叫作“成長”。

我發現自己身上真的有祛除不掉的儒家價值觀。要知道我并沒有學過儒教，但那種教義，就在亞洲的空氣里，我甚至懷疑，儒教就在每天吃的醬油里。這一勺醬油里有“父母之愛”，那一勺醬油里有“師恩”。

但是無論如何，這就是我啊，沒辦法。

不過，我的女兒們，是徹底在美國文化下長大的，她們擁有的是西方人的價值觀。就算我住在距離遙遠的地方，她們也沒有想過一定要來照顧我，因為從她們小時候起，我就是這樣教育她們的。我不想把自己經歷過的艱辛，再傳給下一代。人有一種價值觀就足夠了。

我每周都去跳尊巴，我很喜歡，可以鍛煉到很多，它會讓你覺得自由。

我大概是 20 年前在美國開始跳的，那時候，加州的每個人都在跳尊巴。很多人一起，特別有意思，我感覺，那里面有一種“姐妹情誼”在。

但最初，我對女性主義一無所知。70年代后期，我當時的老師創建了一本日本最初的女性主義雜志，老師組織我們翻譯一本美國詩人的關于母親的詩集，我們看到之后非常震驚，這本詩集里，赤裸裸地描述了詩人母親的、祖母的性事。

書里有很多侮辱性的詞匯，比如cunt。我翻譯成“女性生殖器”，然后接到老師的電話，老師說，“是cunt啊！是おまんこ！不是女性生殖器。”于是我改了，受到很多好評。

有一天，老師讓我帶著雜志去新宿。當時新宿有好幾家女性主義者聚集的咖啡館。我帶著雜志，進去和她們打招呼，她們說別走，我就坐下了，聽大家熱烈地討論。

于是，我聽到了至今為止從未聽到過的言論。她們最開始教我的，是要去了解自己的身體，從鏡子里看自己的女性生殖器。她們問我看過沒有，我說沒有，下次會看的。

我記得，《芭比》上映時，我一個人去看了。

日本版的《芭比》在翻譯上很有問題，“vagina”（陰道）被翻譯成了“ツルペタ”（光溜溜）。根本沒這個詞，它是個創造出來的詞，由“ツル（光滑）”和“ペタ（平坦）”組合而成，就是為了表達“什么都沒有”的意思。

我當時就想：“這是什么呀？”，于是我反復去聽英文原聲，確認了電影里說的是“No vagina”，是說“沒有陰道” 。

在英文原聲里，“Vagina”這個詞，是具有醫學背景的中性詞匯。所以當時我就想，日本的電影翻譯者，還有電影發行公司，到底在想什么啊。

我覺得必須使用準確的詞匯，要不然電影最后，芭比變成人類后，就不會挺起胸膛驕傲地說：“我要去看我的婦科醫生（Gynecologist）。”這一幕的意義就完全無法被理解了 。

我開始寫詩時，也非常困惑。比如vagina，我該使用哪個詞匯？只能使用醫學用語，性事只能用“性事”、“性交”這些詞。這些具有醫學背景的詞語，用在自我表達里，還是很難的。

至今為止，我都很少用“愛”這個字。寫過性交，但是“愛情”這個詞的使用，單手可以數得過來。

我從年輕時起，就想把性欲視為一種自然的生理現象。我們都擁有生物荷爾蒙。荷爾蒙促使我們有了各種生理反應，刺激我們產生性欲。當我們想占有誰的時候，會把這種欲望稱之為“愛”。

但我們寫性的時候，找不到合適的語言。

至今為止，關于性的語言，幾乎都是男人使用的，傳統文化將性視為不可見人的東西。

東西方文化也都認為，性事是男性主導的事情。80年代里，我參加過一次德語女性作家和日本的女性作者的集會。大家討論最熱烈的，就是如何描寫性事。日語和德語，都是被動式語法。兩國的女作者都希望，如果女性能用主動式的詞句去描寫性事就好了。

在我年輕的時候，七八十年代，對我來說，“女人”是一個嶄新的概念。過去我知道自己性別為女，卻不知道女性是一種武器，我手持著自己的女性身份武器，一路走了過來。我履行的是“我的女性主義”。

我在懷孕時，為了給今后做準備，讀了各種各樣的書。四十年前，關于分娩和育兒的書，語調都非常甜膩，一味贊美母愛，要求母親去愛孩子。我心想，胡扯什么呢，為什么沒有不做美化的，真實描述“母親”心境的書呢？所以我想自己寫。

我仔細斟酌了句子，邁出了與其他人不一樣的一步，寫了《殺死Kanoko》，一個母親把自己的孩子抱在懷中，不僅覺得孩子可愛，心里還有很多恐慌，會手足無措。

從發表第一本書時，我就下定決心，絕不用“處女作”這個詞，太惡心了。

那時，我還寫了一本名為《好乳房，壞乳房》的育兒隨筆，四十年前，像我這樣的普通寫作者，很少書寫自己的實際生活體驗。在那個時代，所有育兒書籍都是男醫生寫的。

這兩部書，成了我寫作生涯中早期最受歡迎的作品。

我發現自己能寫，有無限的表現自由。在 70 年代的氣氛下，我感覺有了飛上天空的翅膀。我書寫的是自己的真情實感。我的寫作源泉，相當一部分來自女性主義。

但我不想在作品里過分流露女性主義色彩，我想寫一種更個人的，更貼近真實生活的東西，不用那些學術化的、嚴肅的女性主義語言，而是用我自己的柔軟的語言。

各種各樣的女性在人生的不同階段，過著各種各樣的生活，但要涵蓋所有人的經歷太難了，所以我只能堅持“我就是我”，從我自己的經驗出發去講述。

去年我到了中國，在很多地方做了演講和見面會。我沒有想到會有那么多年輕讀者，因為《閉經記》在日本的讀者，大多與我同齡，但在中國，卻有很多二十多歲的讀者。

我感覺，中國的女性讀者一下子就讀懂了，我暗藏在書中的女性主義的主張。我想，正是女性主義的部分，引發了共鳴。

我沒有具體學習過女性主義，沒有讀過相關書籍，也不想讀。我憑借的都是本能和直覺。最根本的，就是做自己，走自己想走的路。

這也是我想寫給年輕人的話：你得始終記得，我是我，我有自己的意志，你要常常去想，自己想做什么，想怎樣去生活。你要一直這么想，然后不斷前行。不斷前行，這很重要。

日子有難過之時，自然也會有開心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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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你永遠走在，

自己想走的道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