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永東拿“天價”薪酬 貝殼經紀人卻“借薪度日”

最近經歷了一件租房糾紛，想好好吐槽一下。

家里有一套長期空置的房子。考慮到租房市場魚龍混雜，也因為之前踩過坑，去年我以略低于市場價的租金把房子委托給鏈家全權打理。

起初一切順利，房子很快租出，打款等流程也都規范。直到十一假期的一天晚十一點半，我接到警方電話，讓立刻去出租屋查看。

詳細了解后才知道，房子已經漏水三四個小時無人處理，水順著樓板流到了樓下住戶家里，對方因此報了警。

到現場溝通后才弄清，樓下業主一開始給鏈家的經紀人打電話，對方不是不接就是推脫，遲遲不愿到場。

最終還是我以解約相逼，才把經紀人“叫”到了現場。

當天先把問題暫時處理好后，雙方約定觀察一段時間再決定賠償責任。

按理說，這次漏水的責任應由承租人和鏈家共同承擔。但此后，樓下業主多次聯系，希望有人來評估并定期查看天花板受潮情況。

作為托管方和承租方代表的鏈家，本應積極跟進，卻總以“在開會”“路太遠”為由推脫，經紀人極不愿上門，導致樓下業主極為不滿。

我本人因為距離原因也難以及時到場。但把房子交給鏈家托管后，房屋日常安全與溝通協調的責任，理應由鏈家承擔。結果是我還得頻繁催促他們與樓下住戶溝通、持續觀察損害情況。

處理這種常見的物業糾紛，對鏈家這樣的頭部平臺來說本該游刃有余。可現實卻是敷衍拖延、被動應付，甚至連“應付”都不愿意。

這讓我開始反思：我選擇鏈家的初衷是什么？它真配得上“全國最大的房屋出租與二手房交易平臺”這塊招牌嗎？

巧的是，最近阿卡又看到一則關于貝殼港股上市公司高管薪酬的報道，心里多少算是“釋然”了些——經紀人確實不好干啊。

公開信息顯示，貝殼 CEO彭永東與聯合創始人單一剛合計薪酬接近8億元人民幣，拿走了公司全年將近20%的利潤。

這個比例讓同在榜單上的“東哥”都要汗顏，讓榜首的李想也要落淚。東哥作為創始人打仗多年，多拿點尚可理解；李想賣車賣得好，行業也在上行，薪酬高一些也不難理解。但貝殼在基本盤承壓的情況下，管理層薪資卻依然高得驚人。

高管薪資畸高，代價是什么？薪酬結構失衡就是最直觀的后果。

根據財報與媒體報道：2021—2022年貝殼連續虧損期間，CEO彭永東年薪從847萬元飆升至7.13億元；2023年公司轉盈，高管薪酬占比高達29.6%，遠超國際同行3%—5%的合理區間。2024年這一趨勢雖略有回落，但在凈利潤同比下降30%的背景下，高管“兌現”仍像在持續掏空本就不多的利潤，某種意義上仍是“變相漲薪”。

與此同時，連接用戶與平臺的一線經紀人卻過得十分拮據。多家媒體證實貝殼推行“借薪制”，經紀人無底薪，開單后還要從提成中扣回此前領取的保障薪。

以一套200萬元的二手房為例，經紀人到手傭金約3萬元。但一年能賣出幾套？攤到每個月，不少人的“底薪”甚至不足3000元。

高管與基層薪酬的巨大裂谷，令人驚訝。按每月3000元測算，貝殼CEO的薪酬是基層人員的近一萬倍。放在任何行業都是驚人的差距，更何況地產行業本就處在調整期。

當“頭重腳輕”成為常態，公司就像一個搖搖欲墜的倒三角。經紀人看著自己的回報與付出不匹配，負面情緒自然積累，各個平臺上的吐槽此起彼伏。

更糟糕的是，這樣的收入結構會把一線服務推向“動作變形”。

一方面，為了盡快成單，平臺標榜的“真房源”容易在執行層面打折扣。

另一方面，長期的低薪與壓力，削弱了經紀人的服務意愿與耐心，客戶體驗下滑。我這次漏水事件，就是真實的樣本之一。

數據同樣說明問題：2025年上半年，貝殼總交易額（GTV）同比增長18.5%，凈收入增長24.1%，但凈利潤卻同比下降7.2%至21.6億元。

為業績“埋單”的并不是高管，而是拿分成的一線經紀人與投資者——畢竟貝殼自己說過，高管收入的大部分來自期權兌現。

也許是為了回應外界質疑，今年4月17日，董事會主席、CEO及控股股東彭永東宣布擬捐出900萬股A類普通股。按當日收盤價51.95港元/股計算，捐贈金額約4.68億港元（折合人民幣約4.40億元），相當于“倒貼”近4000萬元再捐一年薪酬。

總體來看，貝殼正以一種病態的盈利方式前行。憑借ACN模式形成的市場優勢，不斷提高抽傭比例：二手房交易抽傭約3%，新房渠道傭金率高達4%—10%。

消費者則頻繁遭遇捆綁收費、信息泄露等問題。配合高覆蓋率與經紀人形成的區域信息壟斷，這套機制幾乎把公司推向“翻車”的邊緣。

當車將要傾覆，車里的人會怎么辦？當然是盡快拿好細軟跳車自保。

這一幕，像極了貝殼高管們在公司內不斷套現離場的慌亂模樣。

也不知道前董事長左暉若見此景，會作何感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