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秘！這件澆黃釉筆筒是什么時候燒造的

這件澆黃釉筆筒，曾經知名藏家收入囊中，并在多個國際大展亮相，后又于香港蘇富比釋出。但對于它的具體燒造年代，一直眾說紛紜。今天，就讓我們跟隨瓷器收藏家馮瑋瑜女士，一起探尋這件筆筒的背后故事。

文、圖丨馮瑋瑜

今天我們要說的這件原定明末的澆黃釉錐拱花卉圖筆筒，流傳有緒，名家舊藏。它歷經倫敦的史博曼先生和香港的程尚文伉儷收藏，后于香港蘇富比2023年6月1日“物華”專場釋出，編號為388。

這件筆筒曾經倫敦的史博曼先生和香港的程尚文伉儷收藏，并于香港蘇富比2023年6月1日“物華”專場釋出，編號為388。

這件筆筒曾于20世紀80年代中期借展于英國牛津阿什莫林博物館；1981年于香港東方陶瓷學會在香港藝術館舉辦的“明末清初瓷展”中展出，編號為199；其后在英國倫敦維多利亞與阿爾伯特博物館的徐展堂中國展廳借展至2011年。

另外，此筆筒還有兩本出版著錄，分別為：《明末清初瓷展》，香港：香港藝術館、香港東方陶瓷學會，1981年，編號199；林瀚編著：《海外珍藏中華瑰寶·顏色釉瓷》，北京：北京工藝美術出版社，2011年，第13頁。

經歷如此多次的博物館借展紀錄以及不同的出版著錄，可知這件黃釉筆筒一直被學術界所重視，因為這只筆筒是明末時期極為少見的黃釉筆筒。

民窯空前發展

自從嘉靖、萬歷時期朝廷經濟相對窘迫，采用“官搭民燒”方式燒造御窯瓷器后，由洪武時期設立御窯廠燒造御窯的生產體系已經搖搖欲墜，至天啟、崇禎時期，御窯停燒，所以明末那時已沒有御窯瓷器燒造，當然就沒有署御窯年款的御窯瓷器，就連皇家御用的黃釉瓷器也沒再燒造。

官窯制度的廢弛和“官搭民燒”的推行，使得原來在御窯勞作的工匠流向民間，也把御窯較先進的制瓷技藝帶到民窯，所以在御窯停燒的同時，反而促進了民窯的空前大發展。

天啟、崇禎時期面對內憂外患的局面，已經沒精力管燒窯的事了，這就使以往朝廷和官府對民窯的種種限制措施也放松了，包括對黃釉瓷器只能專供皇家使用的管理制度也不嚴格執行了，因此黃釉瓷器得以在民窯里出現，當然不可能大規模生產，很可能是私下訂制的——蓋因黃釉本是皇帝專用的釉色，訂制者私下定做自娛自樂，滿足一下心理需求罷了。

審美打動人心

晚明時期，由萬歷皇帝的怠政，天啟皇帝醉心木作，朝廷黨爭不斷，到崇禎時已腐因畢呈，沉疴難起，大勢將傾。晚明政治昏暗使文人和精英們于悲憤之余，以遺世獨立的精神開拓更為深沉、更有反思特色的思想天地，人文主義和個性解放思潮的勃興，從通都大邑轉移到草莽林下。朝禁松弛，商品經濟高度發達，社會流動性增強，庶民社會逐步形成。政府和禮教的束縛愈趨無力，哲學、思想、文化獲得解放。在欲望、利益和金錢價值觀的沖擊下，儒家價值觀主導下的社會秩序和價值規范趨于瓦解，士大夫階層也逐漸庶民化，追求聲色犬馬的生活方式，不再以圣賢之道為己任，有些已蛻變為某種利益集團和階級的代言人。佛教、道教以及各種底層宗教成為普通人生活的精神、倫理的依歸。商人、市民階層地位和財力上升，資金本主義萌芽、流行時尚觀念開始形成，奢侈消費日益普及。這時的民窯充滿活力并富有創造性，不乏精品瓷器面世，不僅出現一批質量極高的上品細料器，而且瓷器紋飾也逐漸擺脫御窯瓷器拘束謹慎的畫風。文人的訂制和參與，使得瓷器與文人趣味、審美及時代流行趨勢相結合，出現許多畫面獨特、設計新穎、畫工精細的瓷器佳作。明末瓷器無論器物造型、紋飾內容還是繪畫風格等，都充滿世俗生活和文人氣息濃厚的獨特風貌，令人耳目一新，至今依然打動人心。

三教九流，販夫走卒，都打破陳規，得風氣之先的文人，自然領先社會時尚。“諸公掀翻天地，前不見有古人，后不見有來者”，追求個性獨立，追求人格獨立，追求自由自在的人生境界，成為時代風尚。訂制自用的瓷器，彰顯個人品位，成為那時的潮流。

晚明時期文風熾盛，出現許多思想家、文學家、藝術家。如明代影響最大的講學中心東林書院的創立者黃宗羲、創立“童心說”的李贄、提出“南北宗論”的大書法家董其昌、文學批評家金圣嘆等。出現蘭陵笑笑生的長篇世情小說《金瓶梅》、吳承恩的神話小說《西游記》、馮夢龍的傳奇小說《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凌濛初的世俗故事《初刻拍案驚奇》《二刻拍案驚奇》徐霞客的散文游記《徐霞客游記》、宋應星的科學技術巨著《天工開物》、湯顯祖的戲曲《牡丹亭》《紫釵記》《南柯記》《邯鄲記》、張岱的散文集《陶庵夢憶》百科全書《夜航船》、文震亨的生活藝術和雜家志錄《長物志》等。出現大寫意畫派的一代宗師徐渭、中國文人畫史上不可逾越的高峰八大山人朱耷、明清文人流派篆刻的開山祖師文彭。可謂名家輩出、風華絕代。

晚明的文化藝術成就引人注目，城市與商業的繁榮別開生面，中國的印刷技術、制瓷和絲織業發展水平，更使同時期的歐洲難以望其項背。這一時期，瓷質文房用品逐漸進入文人視野，與紙、筆、墨、硯等一起成為他們珍賞的雅具之一，出現不少專門的訂制品。

燒造年代推測

為什么說這件筆筒不是清初燒造的呢?因為改朝換代之際江山易色，神皋橫潰，家國珍瘁。這時社會生產力遭到極大破壞，山河板蕩，金戈鐵馬，血雨腥風，工匠流離失所，想要在兵荒馬亂之時燒造精品細器，已經沒有了社會條件和生產條件。所以這只筆筒只能是明末所燒造。

如果要更精確斷定時點，我認為該筆筒應為崇禎時期所燒造。因為崇禎時期是朝廷對社會控制力最弱的時期，江南經濟的繁榮與早期工業化興起，西學東漸、文人結社、思想解放的潮流勃興，生絲、絲綢、棉布、瓷器等商品的出口持續增長……畢竟崇禎一朝有17年，有足夠時間生產“上品細料器”（明宋應星《天工開物》，北方文藝出版社，2023年）。

這件筆筒雖沒署款識，但與順治、康熙時期瓷器有所區別，當為明末景德鎮窯“上品細料器”代表作品，是一件不可多得的明末黃釉瓷器。

除了上述社會因素，具體就這件筆筒的造型、胎釉、紋飾等方面進行分析，主要有以下幾點。

今日，我們理所當然認為筆筒就是直筒形的，其實晚明時期筆筒也會是喇叭口束腰形，直到康熙中期才定型為直筒形。這件筆筒直口微撇，筒腹微束，口部比底部略大，形成喇叭口，可以說是“過渡期”瓷器造型的印證。

成型時筆筒的底邊略微倒角一周，這是明末清初“過渡期”瓷器的特征之一。這與筆者主編、文物出版社2023年出版的《黃承天德——明清御窯黃釉瓷器出土與傳世對比珍品展》第144頁、編號37的清代順治黃釉筒瓶的底部特征相一致。

筆筒底部不是康熙時期常見的璧形，而是平底，這種制式偏向于明末或順治時期。

筆筒通體以錐拱花紋裝飾，工藝精細，與順治時期“磁器之丑，較甚于舊”的粗糙不同。能夠用心錐拱花卉，必不會是順治及康熙早期，因為那時戰亂未止，工匠流失，連供宮宮廷所用和御瓷都尚且粗陋，何能如此用心燒造如此精細之筆筒。

筆筒胎土練泥精細，底部可見胎土細潤滑膩，又不同于順治時期的稍為粗疏，反倒頗為貼合明末宋應星《天工開物·陶埏》所說之“上品細料器”特征。

釉色與順治黃釉和康熙黃釉都不相同，比順治黃釉的釉色均勻，又比萬歷黃釉的釉面略顯干澀。

順治、康熙早期黃釉瓷較粗糙，而此筆筒修胎、錐拱、施釉都較精細，完全沒有清初戰爭動蕩導致的瓷器草率，反倒有晚明文人生活精致奢華的氣息。

綜上所述，這件筆筒雖沒署款識，但與順治、康熙時期瓷器有所區別，當為明末景德鎮窯“上品細料器”代表作品，是一件不可多得的明末黃釉瓷器，或為崇禎年間民窯所制，存世僅見。

探究歷史現場時，最令人頭疼的不是器物本身沒署年代款識（器物本身的特征已經告訴我們很多），而是沒有文獻明確記載是誰訂做?能訂做“上品細料器”文房筆筒應該不是寂寂無名的文人吧?此人是誰?大量民窯歷史的空白，正如那些隱藏在歷史長河中的謎團一樣，我們或許永遠無法徹底解開所有的秘密。

歷史的故事是多維的，每個人、每件器物都是這個故事中的一部分，每個細節都如同拼圖中的一塊，匯聚成豐富多彩的歷史畫面。正是這只筆筒，讓歷史的某個故事不再是一堆枯燥的文字，而是一件可觀賞和考究的實物，留下無盡的美好和回味。

（本文選自2025年第8期《中國收藏》雜志）

編輯丨王何

校對丨鄭爽

設計丨周倩

本文為原創，版權歸中國收藏雜志所有，歡迎轉發到朋友圈，未經授權不得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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