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書 | 口罩，誕生于知識和苦難相遇之處

用不著舉什么數據，我們就可以知道，口罩是當今世界上最為大眾化的醫療器械之一。經過三年的新冠病毒感染疫情（以下簡稱“新冠疫情”），圍繞口罩展開的各種討論早已是汗牛充棟，令人目不暇接了。此時再推出這樣一本研究口罩的專書，其意義何在？

口罩：近代東亞的衛生與政治

作者：張蒙 主編

出版時間：2025年5月

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 新民說

的確，如果我們能在疫情暴發之前就對口罩有深入的研究，那至少可以回答很多我們當時迫切想要知道的問題。但對于大多數學者而言，恐怕還是要在切身感受到口罩帶來的震撼之后，才有可能激發研究的熱情。因為長期以來，口罩一直都是一個很不起眼的衛生用品。以往在我國，普通人只會在某些特殊的情況下佩戴口罩，比如生病住院、冬天防寒和霧霾天氣等等。即使是在“非典”時期，由于疫情傳播有限，也沒有出現全國人民皆戴口罩的局面。在歐美國家，口罩更是難得一見之物。在這種背景下，要想讓醫學史專家對口罩產生興趣，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當然，這并不是說在新冠疫情之前沒有相關的研究。起初這類研究主要集中于探討1918年大流感時期英美和日本的口罩社會文化史，如美國學者布拉德福德（Bradford Luckingham）的《戴口罩還是不戴口罩：1918年西班牙流感在圖森》（1984）、桑德拉·M. 湯姆金斯（Sandra M. Tomkins）的《專業知識的失敗：1918—1919年大流感時期英國的公共衛生政策》（1992），以及埃德溫娜·帕爾默（Edwina Palmer）與杰弗里·W. 賴斯（Geoffrey W. Rice）合撰的《“神風抑或鬼風”：日本大眾對大流感的反應，1918—1919》（1992）。

全副武裝的嘉克遜為鼠疫疑似病人量體溫

2000年，由鄧鐵濤和程之范主編的《中國醫學通史·近代卷》較早地提出中國醫生使用的口罩最早可能源于伍連德在1910年東北鼠疫時期的發明。此后，雷祥麟在其2014年出版的英文專著《非驢非馬：形塑中國現代性的中醫與西醫》中也提到了伍連德在東北鼠疫中推廣使用口罩的貢獻。不過，真正將東北鼠疫時期的口罩作為專題研究的還是2018年英國人類學家克里斯托·蘭特里斯（Christos Lynteris）。他在其《鼠疫口罩：個人防護裝備在防疫中的視覺顯現》一文中，結合多種分析工具和圖像史料，從人類學的角度詳細地分析了口罩所起到的“面具”的作用。

新冠疫情暴發后發表或出版的相關科普讀物甚多，如《不只醫藥事：1918大流感下美國的“口罩社會史”》和《口罩文化史》。隨著口罩在全球成為討論的焦點，許多學者開始重新思考口罩的歷史。2020年，日本學者住田朋久梳理了口罩在人類歷史中的漫長旅程。同年，英國劍橋的李約瑟研究所舉行了由張蒙主講的“口罩在近代中國”的講座，德國的馬克思·普朗克研究所組織了“東亞社會戴口罩的社會—物質史線上工作坊”。美國佐治亞理工學院的阿里埃爾·路德維格（Ariel Ludwig）和湯姆·尤因（Tom Ewing）等人發起了“流感口罩研究項目”（Flu Mask Project），發表多篇有關美國大流感期間口罩應用的文章，從性別、法律和地方權力等角度對口罩歷史進行了新的解讀。2022年春，國際知名期刊《東亞科學技術與社會》（

East Asian 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鑒于此，本書聚焦于東亞地區，收錄了來自中國、美國、英國、日本和韓國五個國家的學者的相關論文，意在從不同的維度和視角，去看待口罩這樣一個全球化的衛生用品。追溯起來，近代第一個撰寫口罩歷史的學者很可能是伍連德，他出生于1879年，是近代中國著名的醫學家、公共衛生專家和“鼠疫斗士”。雖然他的研究存在著鮮明的進化史觀的傾向，但其搜集到的許多珍貴史料已成為我們日后研究的重要起點。1926年，伍連德出版了英文專著《肺鼠疫論集》（

A Treatise on Pneumonic Plague

棉紗布口罩的佩戴方法

蘭特里斯較早地注意到這一敘事可能存在的問題，并且提出應該將之看作人類學意義上的神話。蘭特里斯能夠在疫情之前慧眼識珠，發現口罩潛藏的巨大意義，可謂見識過人。本書收錄的他那篇發表在著名的《醫學人類學》（

Medical Anthropology

但是，蘭特里斯并未能從史學的角度解決東北鼠疫的口罩起源問題。北京大學的張蒙從熱帶醫學史和細菌學史入手，論證了口罩在近代中國經歷了從“呼吸器”（respirator）到“面具”（mask），再到“口罩”（mask）的轉換。借用劉禾的跨語際實踐理論，張蒙認為口罩之所以會被認為是東北鼠疫中的新發明，與英文作為國際醫學界的強勢語言有密切關系，即原本就已經在防疫中被大規模使用的“呼吸器”，卻被新來到的操著英文的國際醫生稱為“mask”。外界為了翻譯這一英文名稱，開始稱之為“面具”或者“口鼻罩/口罩”，從而斬斷了其與呼吸器的關聯，并在大眾心中逐漸形成一個嶄新的發明的印象。

鼠疫醫生的服裝：“1819 年， 馬賽檢疫所的一名隔離外科醫生的服裝”， 最初出現在克洛-貝的書中（1840）。惠康博物館提供

同樣是關注東北鼠疫，美國德薩爾斯大學的禹夏則將目光聚焦于當時一位重要的美國防疫人員——理查德·P. 斯特朗（Richard P. Strong）。斯特朗在東北鼠疫時期拍攝了許多照片，有別于伍連德所使用的《哈爾濱傅家甸防疫攝影集》，補充了我們一直未能看到的美國醫師視角。這批珍貴的照片現收藏于哈佛大學圖書館，本書收錄了這些照片，這大概也是它們第一次與中國讀者見面。

1918年冬天，工作中的山西防疫局成員

圖片來源：《山西省疫事報告書》，1919年

前面提到，日本其實比中國更早地開始使用呼吸器。在新冠疫情的初期，日本采用了較為“和緩”的防疫政策，將感染人數壓制在較低的水平上。這與同樣是發達國家的歐美形成了鮮明對比——后者采用了較為明確的口罩法令、限制社交距離和封城（lockdown）等措施，卻未能成功阻遏病毒的肆虐。為了解釋日本這個“特例”，哈佛大學日本史教授安德魯·戈登（Andrew Gordon）在2020年5月發表了一篇長文。本書收錄的正是這篇文章。戈登強調，日本政府沒有采取強制措施，而是期待民眾自覺戴口罩，這不只是戰后美國對日本意識形態改造的結果（從專制到自由），更多的是明治時期以來的“教化”理念的延續。換言之，日本政府和民間機構從未放棄緊密合作，共同勸說民眾“就范”。

的確，日本的口罩佩戴史由來已久。日本學者住田朋久在過去三年積累了海量的文獻資料，并通過學術期刊和社交媒體進行了介紹，可謂是這方面的專家。在《日本的鼠疫口罩》一文中，他細致地考證了日本在19世紀與20世紀之交所經歷的鼠疫疫情。他認為，雖然日本醫學界是從德國那里了解到口罩知識的，但如果不是隨后日本在鼠疫中付出了慘烈的人員傷亡代價，日本醫界恐怕是不會采用口罩的。

不同于中國和日本，朝鮮半島在20世紀20年代才出現大規模佩戴口罩的情況。考慮到朝鮮半島毗鄰中國東北，又在1910年成為日本的殖民地，在防疫技術應用方面似乎不應有時間差。對此，韓國學者玄在煥認為很可能是由于朝鮮并未出現肺鼠疫大流行所致。后面隨著西班牙大流感的到來，朝鮮也無可避免地被卷入口罩防疫的大潮中。此外，尤為值得注意的是，隨著口罩的普及，朝鮮在20世紀30年代出現了大量的質疑口罩有效性的聲音，這在當時的東亞地區可謂是絕無僅有。從作者所舉的例子來看，這可能與朝鮮的口罩大量來自日本有關——對于當時的朝鮮反日人士來說，口罩代表了日本的帝國主義。

日本1901年獲專利認定的呼吸器設計圖（左）與1934年保健衛生器具銷售目錄一覽表收錄的各類呼吸器（右）

在分別探討了中日韓三國的歷史之后，本書最后以玄在煥、瀨戶口明久和白玫共同撰寫的一篇文章作結。該文是針對馬普所在2020年舉行的口罩研究線上研究工作坊所寫。它不僅提綱挈領地總結了當時的幾項研究工作成果的情況，而且提示了接下來口罩研究的可能進路：將口罩與其他防疫手段放在一起考慮。或許，在疫情時期，我們單獨考慮口罩的重要性是可以理解的，也是有學術價值的，但是隨著世衛組織在2023年5月5日宣布新冠大流行緊急狀況結束，可以預見，口罩終將逐漸淡出人們的視線。口罩的特殊性恐怕將讓位于它與洗手、護目鏡、消毒等防疫工具與措施的相似性。

*本文內容為《口罩》的《導言：東亞的口罩世紀》

口罩：近代東亞的衛生與政治

作者：張蒙 主編

出版時間：2025年5月

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 新民說

內容簡介：

口罩，這件如今深刻嵌入我們生活習慣與生命記憶的醫療用品，其背后有著怎樣的故事？

現代口罩誕生于19世紀末，隨著20世紀初香港鼠疫、東北鼠疫、西班牙大流感等數次疫情的暴發，口罩在政府政策、現代醫學與社會思潮的角力下，作為政府與醫學界宣傳推廣的防疫用品，在中、日、韓等東亞地區推廣開來。

口罩的普及不僅僅是醫學、科學知識宣傳的過程，也是政策力量、社會輿論等公共博弈的結果，對這件物品的探究揭開了近現代政治、文化、社會史的沉重一角。

主編簡介：

張蒙，現為英國曼徹斯特大學科學技術與醫學史中心研究員，北京大學歷史學博士，科學技術史博士后。曾任北京大學前沿交叉學科研究院助理教授、研究員。研究領域為中國近現代醫療史，旁涉東亞科技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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