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我在綏化參加工作背著一口袋錢卻不敢動用一張吃頓午飯

口述歷史人：郭健夫，男，1937年出生，1951年8月參加并從事稅務工作，1997年4月退休，退休前在黑龍江省綏化地區國稅局工作。

1951年8月，我初中畢業，才14歲，因為家庭情況，不允許我繼續讀書，就在綏化縣稅務局參加了工作。

分配工作前，局長給我們講話說，我們是新民主主義的工作者，收稅是為了建設新中國！是為了“抗美援朝，保家衛國”，不是為了自己享受。我們要忠誠于人民的事業，廉潔工作，誰敢貪污就法辦誰！

新中國時期的革命干部

當時，稅務機關還是延續著戰爭年代的傳統，實行半軍事化管理，實行供給制，大家食宿在一起。一日三餐在食堂吃大大灶，住集體宿舍，早晨做操，白天收稅，晚間緝私，過著團結緊張的集體生活，只有星期日一天放假，但時常還被占用。單位大部分都是年輕人，沒有工資，一年發兩套單衣，兩年發一套棉衣，三年發一套棉被，每月僅有一點津貼，僅夠男同志買點香煙，女同志用來買些牙膏和香皂的，哪里能賺錢養家。

學習了開票、收錢等業務知識以后，我被分配到公營組，全組負責綏化縣城鄉國營商業及供銷社的稅收，征收方法實行的是到戶征收，現金繳稅，然后再統一送縣銀行入庫。沒有征稅時，縣城內納稅戶集中，稅還好收一些，最難的是全縣200多個供銷社，遍及各個區域，每家必須按時跑到，實屬困難。沒有公交汽車，連自行車也沒有，收稅只能靠步行，一天走三四十里是常事，任務緊張時一天要走七八十里甚至上百里的路程。

新中國時期的革命干部

不僅要走路，還要背錢。那時，社會上流通的紙幣是“東北幣”，面額非常大，是第一版人民幣10倍，人民幣第一版，相當于現在的一萬倍，也就是說“東北幣”10萬，合現在的1元。收十幾個供銷社的稅，就裝一面袋子。收夠一面袋子稅款后，不管路程多遠，搭不上老百姓的大車，就得背著送回縣里。由于沒有自行車，苦沒少吃，累沒少挨，但是我練就了一雙鐵腳板，走起路來比一般人快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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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保障征期，我們把全縣農村供銷社分成綏西、綏北、綏東三個片，然后每個人再按逐片分戶征收，提高效率。有一次，我為了趕任務，在綏北片多待了幾天。當我收完雙河區8個供銷社的稅款時，已到中午，就到小飯店吃飯。進屋掏錢買飯，才發現帶的旅費所剩無幾，僅夠買火車票錢。要吃飯就沒有買票錢，唯一的辦法是動用稅款，稅款有一個袋子，是吃不了用不盡的，怎么辦？開始時我想，先花點稅款，回去后把它補上，這樣誰也不知道。后來又一想這不行，一是領導有要求，紀律有規定，動用稅款是違紀行為，二是作為國家稅收干部，要忠于職守，不能因一頓飯，使自己違反紀律，開了這個口子，今天動用稅款，明天就可能貪污稅款，后果不堪設想。

最后，理智占了上風，寧可餓肚子，也不能動用稅款，我毅然地背起了稅款袋子上路了。由雙河到秦家火車站，區間30多里路，整整走了一下午，雖然挨餓受累，但我心里很坦然。

新中國時期的革命干部

那時候，農村供銷社稅收征期定在每月7日前入庫，為了按時完成任務，在這7天里要日夜兼程，能用的時間全部用上。有一次，在津河區一個村供銷社收完稅款后，太陽快落山了，供銷社會計說:“天要黑了，住下吧。"我謝絕了會計的好意：“任務緊張，前村供銷社僅四五里路，我到那去住。”于是，我背起了錢袋子就趕路了。

這兩個村子地理環境有個特點，分別在兩個崗上，后村在崗北，前村在崗南，中間是個大洼子。正當我走到洼子的時候，就看南崗上下來一個人，肩上扛個木桿子，急匆匆往下走。這時，天已擦黑，路上又沒有其他人，我一看心里很發慌。是進還是退？要是退回后村，還會影響工作進度。不能后退，可是什么防身器具也沒有，除了錢袋子，就有個手電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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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把手電筒緊緊握在手中，心想，假如是壞人搶錢，我就先用手電筒打他的眼睛，隨后逃脫，絕不能讓他把稅款搶去。想好以后，我就迎著他走去。這個人離我很近了，約有30多歲，膀大腰圓，非常強壯。他走到我面前，停住了腳步，把大木桿子往地下一戳，大聲地說：“你看見我家老黃牛沒有？”

聽了他的話，我趕忙說：“看見了，往北去了"。他聽了我的話，就往北走去了。這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說謊，緊張到了極點，握手電筒的手上全是汗，隨后，我也就急忙往南跑，到前村供銷社時,已是掌燈的時候了。

到了1953年時，上級下撥了一批自行車，也分給我一輛，騎上新自行車那種感覺，比現在坐汽車還美。我有了這輛車，干勁更足了，起早貪黑，抓緊征收，月月超額完成任務。年終，由于工作成績突出，被縣委授予“建設社會主義青年突擊手”稱號，受到了嘉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