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說歷史上的“今文經學”和“古文經學”

“經學”，是指闡釋中國儒家經典之學。經典，包括《易》、《詩》、《書》、《禮》、《樂》、《春秋》等“六經"。

《樂》有聲無書，“六經”實際只有“五經”。

“今文經學”和“古文經學”，是研究“五經”的兩個派別，幾乎就是多半部中國學術史——“成也蕭何，敗也蕭何”，功過自待后人評說。

一

中國的先秦，百家爭鳴，百花齊放，學術空前活躍，成果雄視天下——可以說，愛誰誰，那個時候世界上所有國家的圖書館都裝中國的書，大概也裝不下。

不過，秦皇統(tǒng)一，下令焚書，滌除舊典，又禁私人藏書，定“挾書之律”——可憐一把大火之后，世間不剩多少書籍。

只是極諷刺的是，如唐章碣詩云：“竹帛煙銷帝業(yè)虛，關河空鎖祖龍居。坑灰未冷山東亂，劉項原來不讀書?！睆墓?13年秦皇下旨焚書，到前202年劉邦建立西漢，也就10余年時間。

二

漢初，距秦皇焚書也就過去了短短二三十年，當時的人們，突然感到對前人的語言、文字、文化、學說等等，都變得十分陌生。

漢惠帝六年（前189年），廢除“挾書之律”。

文景以后，漸開獻書之路，且有意識地搜求舊典、發(fā)掘古籍。

“經學”，形成于戰(zhàn)國后期。但到了漢初，重振以往“雄風”，似乎突然變得很緊迫。

大儒董仲舒上書，提出“罷黜百官，獨尊儒術”；漢武帝采納其主張，于建元五年初設置“五經博士”，專以教授子弟。

“五經”，各有師承——如，詩，分魯、齊、韓三家；禮，分高堂、后蒼、大小戴諸家；春秋，分公羊、谷梁等家。

老師上課，都是憑記憶、靠背誦，口耳相傳；學生則用當時通行的隸書予以記錄，作為傳本。

如《尚書》，是由秦博士伏生口授、晁錯記錄的；《春秋公羊傳》是經過五世口傳，漢代才著于竹帛。

這里插上幾句——伏生，漢時濟南人，名勝，字子賤，秦時博士。是否伏羲后代實不可考。始皇焚書，伏生將《尚書》藏于屋壁。漢初取消挾書禁令，伏生尋藏書，僅剩二十九篇，遂教于齊魯之間。

漢文帝時，伏生已年逾九十。文帝派太常使掌故晁錯往從學，由伏生女兒通傳口授，錄成《今文尚書》，立于學官。

所有這些以隸書記于竹帛的“五經”，稱“今文經典”。

三

漢代，除去口耳相傳，錄于竹帛的“五經”，還有另外一種古籍——藏于地下或墻壁，以先秦六國文字記錄的古本。

據漢代記載，當時發(fā)現此類古本的有五處——

第一，魯恭王從孔子宅壁中發(fā)掘出的《尚書》、《春秋》、《禮記》、《孝經》、《論語》。

第二，北平侯張蒼獻出的《左氏傳》。

第三，河間獻王所得的古文先秦舊書，有《周官》、《尚書》(《漢書·王莽傳》引《尚書·嘉禾篇》語,《律歷志》引《畢命》語，皆不見于孔壁古文《尚書》，當出于河間獻王所得古文《尚書》)、《禮》、《禮記》、《孟子》、《老子》。

第四，魯三老所獻《古孝經》。

第五，魯淹中出土的《禮古經》。

這種用六國篆體文字寫的傳本叫“古文經典”。

四

“今文經典”和“古文經典”，原只是使用不同文字記錄“五經”的兩種傳本。

但經分別研究的人，卻形成了兩個學術甚至政治派別——“今文經學”和“古文經學”。

這兩派在觀點上、方法上、所依據的材料上，以至對經傳的看法上，都有很大分歧，因而各立師法，標榜門戶。

這種分歧，是從董仲舒開始的。

他將今文經《春秋公羊傳》糅合陰陽五行說形成了神學化的經學體系，迅速得到了西漢皇權的認可，成為漢王朝官方哲學，并使儒學從此成為中國傳統(tǒng)社會文化的正統(tǒng)。西漢二百年間，一直是今文經學占統(tǒng)治地位。

班固等人，組織今文經學派在白虎觀辯論，然后由漢章帝制成定論，整理編撰了《白虎通義》，確保了今文經學在思想上的統(tǒng)治地位。

古文經典雖有傳本，但或為秘府所藏，或為民間私本；官府未設“博士”,不列學官。

五

直到西漢末年，劉歆上書漢哀帝，建議將《左氏春秋》、《毛詩》、《逸詩》、古文《尚書》列入學官。

這引起“今文經學”博士的反對。

于是，劉歆寫了很有名的《移書讓太常博士》一文，指斥今文經學家們“抱殘守缺”。這使兩派斗爭更加激烈。

這個爭論被當時的王莽所利用，他把劉歆提倡的古文經《周禮》作為自己改制的依據。

這使兩派經學更加分化——今文經學結合讖緯更趨神學化；古文經學也承認神學原理，但在文史整理方面表現出人文主義傾向。

一直到東漢末年，鄭玄注《三禮》，雜糅了今古經文兩派學說，才使這場斗爭暫告一段落。

六

編纂《說文解字》的許慎，是古文經學的重要人物。

他生活于東漢中葉以后，恰值古文經學家壓倒今文經學家，是古文經學的全盛時期。

許慎是古文大師賈逵的學生，又曾校書于“東觀”——東漢皇家圖書館，得見秘籍。他除寫成《說文》外，還撰有《五經異義》以捍衛(wèi)古文經學，被贊“五經無雙許叔重”——許慎字叔重，他是當時所公認的古文經學派大師。

七

此時，古文經學家提出了應該重視語言文字學的主張。

稍晚于許慎的古文經學家盧植在給皇帝的上疏中說：“古文科斗近于為實，而厭抑流俗，降在‘小學’。中興以來，通儒達士班固、賈逵、鄭興父子，并敦悅之。今《毛詩》、《左氏》、《周禮》各有傳記，其與《春秋》共相表里，宜置博士，為立學官?！?/p>

他這是說——古文學家研究語言文字，目的是為了治理六經，發(fā)揮經義。對語言文字的這種研究與僅僅為教學童識字的“小學”是不同的；而當世“流俗"把這門學科壓低為識字的“小學”，是非常不合理的，應該把它提高到與《毛詩》等相同的地位。

盧植的建議，實際上反映了整個古文學派，包括許慎的觀點。

古文經學的劉歆，最早提出了“六書”是漢字造字的根本法則；揚雄，寫的《方言》是漢語方言學的創(chuàng)始專著；許慎的《說文解字》成為研究漢語言文字系統(tǒng)的開山專著，古文經學家的這些成就，對后人研究漢語言文字學、文獻學、整理文化遺產，作出了基礎性的重要貢獻。

八

“經學”，在魏晉南北朝時期地位有所降低。

至唐，又迅速回升。唐代的提法是“九經”，包括：“三禮”——《周禮》、《儀禮》、《禮記》；“三傳”——《左傳》、《公羊傳》、《谷梁傳》及《易》、《詩》、《書》。

到宋代，經學發(fā)展為理學，重新占有絕對統(tǒng)治地位。宋代稱《易》、《詩》、《書》、《論語》、《孟子》、《孝經》、《爾雅》,連同三禮、三傳為“十三經”。

清乾隆嘉慶時一些學者繼承“古文經學”家訓詁方法整理古籍、文字。

1840 年鴉片戰(zhàn)爭后,“今文經學”曾盛于一時，康有為借今文經學說提倡變法維新。

《不列顛百科全書》的說法很有意思，確也是實情，其云：“1919 年五四新文化運動批判傳統(tǒng)文化后，經學始告終結。經學對中國傳統(tǒng)社會的政治、哲學、文學、史學影響很大，經學著述是研究中國傳統(tǒng)社會史的重要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