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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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魯西南沃野上,肥城這片古老的土地不僅以“肥桃”聞名遐邇,更因與孔門弟子的深厚淵源而平添了幾分儒雅之氣。漫步肥城鄉村,不經意間或許就能撞見一塊古碑、一座祠堂,默默訴說著兩千多年前那段師生相從的往事。翻檢史料,漸漸厘清了一個不爭的事實:孔門“五冉”與肥城的關系,遠比人們想象的更為緊密。
故里碑與冉子祠
光緒十七年(1891年)版《肥城縣志·人物志》記載了一處重要遺跡:縣城西南二十五里的冉家莊,有明代知縣王惟精所書“冉子故里”碑,莊內建有冉子祠。雍正十三年(1735年),朝廷在此設五經博士一員,奉祀生十二名,規制不可謂不隆重。祠后殿奉祀冉子父母,明主事張梧撰有碑記,知縣周南、鄉貢蔡時馨篆額,清代順治、乾隆、嘉慶、道光年間又屢有修葺,留存碑刻甚多。在縣城西南五十里龍莊(今石橫鎮隆莊),還存有冉子先人墓。
這些遺跡指向的“冉子”,并非一人,而是一個家族群體。歷代傳稱的孔門“冉子”,實為同出孔門的冉姓五人,俗稱“五冉”:冉耕(字伯牛)、冉雍(字仲弓)、冉求(字子有)、冉季(字子產)、冉孺(字子魯)。“五冉”皆列孔門七十二賢,前三冉更同入“十哲”之列。他們之間或為兄弟,或為父子叔侄——冉耕、冉雍為同胞兄弟,冉求為其同父異母弟;冉季乃冉雍次子,冉孺乃冉求長子。這樣一個家族群體先后從學于孔子,在中國教育史上堪稱佳話。
英年早逝的冉伯牛
“五冉”之中,作為冉氏長門,冉耕與肥城淵源最深。冉耕(前535年—前489年),字伯牛,自幼跟隨父親習禮,十一歲入庠序,十九歲時經人引薦拜入孔子門下。彼時孔子自齊返魯,門徒日眾,伯牛得列門墻,從此開始了追隨恩師的人生旅程。
孔子五十一歲任魯國中都宰時,冉耕隨侍左右,習練政務。次年孔子升任魯國司寇,冉耕繼任中都宰,全力輔佐孔子秉公執法。孔子五十五歲開始周游列國,冉耕亦陪同在側,歷經艱辛。直到前489年從楚國返回魯國,他仍被任命為中都宰。
在孔門“四科”(德行、政事、文學、言語)分類中,冉耕屬于“德行”科的翹楚,與顏回齊名。《史記·仲尼弟子列傳》稱“孔子以為(冉耕)有德”。先秦雜家代表作《尸子》記載,孔子接人待物時常邀冉耕協助,或直接委其代行,可見倚重之深。孟子認為冉耕之德與圣人相似,王充甚至稱其德才達到了圣人的標準。
然而天不假年,這位德行出眾的弟子竟患惡疾而英年早逝。《史記》留下一段令人動容的記載:“伯牛有惡疾,孔子往問之,自牖執其手,曰:‘命也夫!斯人也而有斯疾,命也夫!’”孔子從窗戶伸進手去握住弟子的手,連呼“命也夫”,其痛惜之情溢于言表。冉耕逝世后,葬于今肥城石橫鎮隆莊村。班固與王充都曾論及此事,對其行善而遭惡疾的命運深表嘆惋,這樁公案至今仍令人唏噓。
后世對冉耕的追封不絕于史。東漢明帝永平十五年(72年)東巡時祀孔子,以冉耕配享;唐貞觀二十二年(648年)封“東平侯”,開元二十七年(739年)改封“鄆侯”,列為“十哲”之一配享孔子;宋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改封“東平公”;明嘉靖九年(1530年)稱“先賢冉子”;清順治九年(1652年)釋奠先圣先賢如前。歷代加封,足見其在儒門中的崇高地位。
“可使南面”的冉仲弓
冉雍(前531年—?),字仲弓,比孔子小二十九歲,相傳娶曾參之妹為妻,生二子孟、季。在孔門中,他與兄長伯牛同屬“德行”科模范,深得孔子賞識。《論語·公冶長》載:“或曰:‘雍也仁而不佞。’子曰:‘焉用佞?御人以口給,屢憎于人。不知其仁,焉用佞?’”有人議論冉雍有仁德而無口才,孔子當即反駁:何必一定要有口才?伶牙俐齒跟人爭辯,反而容易招人厭惡。師徒之間的這份默契與維護,讀來令人動容。
孔子對冉雍最著名的評價,莫過于“雍也可使南面”。南面者,人君之位也。孔子竟許自己的弟子有人君之度,這在《論語》中極為罕見。明代張居正在講評此句時闡釋道:“蓋仲弓為人寬洪簡重,惟寬洪則不失之苛刻,而有容物之量,惟簡重則不失之瑣碎,而得臨下之體。”寬宏大度方能容物,莊嚴穩重始可御下,這是冉雍的器識,也是孔子稱許他的緣由。
相傳冉雍曾赴今冠縣講學,途中病逝,就地安葬。但他留下的思想遺產卻澤被后世。他認為一個好官應當“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既不煩瑣擾民,也不粗疏廢事。孔子稱贊:“雍之言,然!”冉雍也曾問政于孔子,孔子告以“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并進一步解釋:“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選拔人才,從自己了解的做起,不了解的自有他人舉薦。這番對話,至今仍可為為政者鑒。
荀子將冉雍與孔子并稱為“大儒”,認為他們無論顯達還是困窮,都能堅守大道,不為外界所動搖。東漢經學家鄭玄更說,孔子逝世后,“仲弓之徒”追論夫子之言,編為《論語》。若此說成立,則冉雍不僅是儒門德行典范,更是儒家第一經典《論語》的輯錄人之一。據后世文獻記載,他還著有《敬簡集》六篇,惜乎毀于秦代戰火。
實干之才冉子有
冉求(前523年—?),字子有,亦稱冉有,為冉耕、冉雍同父異母弟,小孔子二十九歲。與前兩位兄長的德行見長不同,冉求以多才多藝、足智多謀、膽識過人著稱,是孔門“政事”科的典范。孔子評價他:“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為之宰也,不知其仁也。”充分肯定其理政才干。
相傳孔子五十五歲周游列國時,冉求曾為其駕車。魯哀公三年(前492年),正跟隨孔子周游的冉求中途被季康子召回,做了季孫氏家的總管。魯哀公十一年(前484年)春,齊國進攻魯國,冉求勸說季孫氏勇于擔當,主動率兵抗敵,并帶動孟孫氏、叔孫氏積極配合。兩軍交戰,冉求沖鋒在前,率先越過城溝,殺入敵陣,一舉擊潰齊軍。憑借此戰功,冉求勸說季康子以重禮迎回了流亡在外十四年的孔子。
不過,師徒二人并非沒有矛盾。后來冉求幫助季康子推行田賦改革,以及在季孫氏攻打顓臾國等問題上,與孔子的政見發生分歧,遭到孔子痛斥。然而冉求并未因此輕慢恩師,反而利用手中權力予老師諸多關照。這種師生之間既堅持原則又不失情分的復雜關系,讀來令人感慨良多。
冉求逝世后,葬于今嘉祥縣黃垓鎮黃垓村。后人建祠祭祀,同祀伯牛、仲弓。后世累有封贈,唐代貞觀年間封“鄆陽侯”,開元年間封“徐侯”,宋代大中祥符年間封“任城公”,明代嘉靖年間改稱“先賢冉子”,歷代配享孔廟,禮遇不衰。
父子相承的儒門薪火
冉季(前498年—?),字子產,為冉雍次子,生二子穆、和。他在孔門中年齡最小,卻負有大志,勤于講道,據載“夜以繼日,坐以待旦,孜孜無已時”,終成大儒。唐開元二十七年(739年)從祀孔廟,追封“諸城侯”;明嘉靖九年稱“先賢冉子”。
冉孺(前501年—?),字子魯,為冉求長子。他初入孔門,勤學好問,道期貫通,理求精微,始終無有厭心。唐開元二十七年(739年)敕令從祀孔廟,追封“郜伯”;據載宋咸平三年(1000年)封“臨沂侯”;明嘉靖九年稱“先賢冉子”。
父子相繼入孔門求學,這在孔門中也屬罕見。冉季以勤勉著稱,冉孺以好學聞名,儒門薪火,賴此傳承。
冉子后裔的榮寵與傳承
自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后,儒家思想成為歷代王朝的統治思想,孔子及其主要門徒不斷被追封加封。明清時期,皇帝舉行朝圣大典時,常駕臨國學中的辟雍祭拜孔子并講學,這時往往從冉子后裔中選拔陪祀生,隨同孔府衍圣公一同參與禮儀。
肥城《冉氏族譜》第三冊,詳細記載了冉耕后裔在清代的欽命陪祀情況。乾隆五十年(1785年)二月初七日,皇帝駕臨辟雍,冉子第六十九代孫冉繼楷、七十代孫冉廣居與冉廣敏、七十一代孫冉昭曠等人參與陪祀。禮成之后,每人獲賜袍料一身、貂皮二張、硃墨二匣、御論一本,并赴禮部宴。冉廣敏更被恩賜貢生,任臨朐縣訓導,加光祿寺署正銜。
道光三年(1823年),道光帝臨雍盛典,冉子后裔冉繼林、冉昭曠、冉昭德、冉昭陽、冉昭著等人陪祀,冉昭德欽賜太學生、加文林郎,冉昭陽欽賜太學生。咸豐三年(1853年),咸豐帝臨雍大典,陪祀人員有冉昭曠、冉憲智、冉憲武等人,冉憲智被欽賜太學生、加文林郎銜。
這種陪祀制度,不僅提高了冉子的地位和知名度,也帶動了民間的崇冉活動。肥城冉家莊的冉子祠、隆莊的冉子先人墓,因此得以世代維護,香火不絕。
從冉耕的英年早逝、孔子的痛惜哀嘆,到冉雍的“可使南面”、荀子的“大儒”之評,再到冉求的政事才干、輔佐季氏,以及冉季、冉孺的父子相承,孔門“五冉”的故事,是一部濃縮的儒門傳承史。而肥城這片土地,因為冉耕后裔的世代定居,因為冉子祠、冉子故里碑、先人墓的存在,成為這段歷史的重要承載地。
兩千多年過去,當年孔子與弟子們的身影早已遠去,但肥城大地上的碑刻、祠堂、族譜,依然默默訴說著那段師生相從的往事。正如清人修撰《肥城縣志》時所記,這些遺跡“足以表先賢之遺跡,啟后人之景仰”。讀懂了“五冉”與肥城的這份不解之緣,也就讀懂了儒家文化在齊魯大地上生生不息、代代相傳的奧秘。
欄目策劃/編輯 馬純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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