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戰爭：世界最關鍵技術的爭奪戰》第四部分：顛覆英特爾

《芯片戰爭：世界最關鍵技術的爭奪戰》是美國經濟史學家克里斯·米勒撰寫、蔡樹軍翻譯的科技類著作。該書以半導體產業全球分工為主線，追溯從冷戰至今的芯片技術發展歷程，闡釋芯片在現代軍事、經濟和地緣政治中的戰略地位。全書涵蓋美國通過技術博弈確立主導地位、臺灣半導體產業崛起、華為5G技術受限等案例，分析全球芯片短缺與供應鏈危機背后的國家競爭。書中提及美國《芯片法案》補貼政策、EUV光刻機研發困境等議題，揭示大國在人工智能與軍事技術領域的核心博弈。

顛覆英特爾

安迪·格魯夫告訴哈佛商學院最著名的教授克萊頓·克里斯滕森（Clayton Christensen）：“聽著，克萊頓，我很忙，我沒有時間讀學術界的胡言亂語。” 幾年后，他們二人登上了《福布斯》（Forbes）的封面，克里斯滕森身高6英尺8英寸，格魯夫禿頂的腦袋幾乎沒有碰到克里斯滕森的肩膀。但格魯夫的氣場超過了他周圍的所有人。他的長期副手形容他，是一個“極具斗志的匈牙利人”，“啃著對方的腳脖子，挑戰他們，對他們大喊大叫，盡可能使勁推”。 格魯夫的堅韌精神使英特爾免于破產，并使英特爾成為世界上最賺錢、最強大的公司之一。

克里斯滕森教授以其“顛覆性創新”理論而聞名。在這一理論中，新技術公司會取代現有的公司。隨著DRAM業務的下滑，格魯夫意識到，英特爾曾經是創新的代名詞，現在卻被顛覆了。20世紀80年代初，格魯夫擔任英特爾總裁，負責公司日常運營，盡管摩爾在英特爾仍然扮演著重要角色。格魯夫在他的暢銷書《只有偏執狂才能生存》中，描述了他的管理哲學：“擔心競爭、擔心破產、擔心被人誤解、擔心丟掉工作，這些擔憂都是強大的動力。”經過一天漫長的工作后，正是擔憂讓格魯夫不斷翻閱信件或與下屬通電話，他擔心自己錯過了產品延期或對產品不滿意的客戶的消息。 從表面上看，格魯夫正在實現美國夢：一個曾經窮困潦倒的難民變成了一個科技巨頭。在這個硅谷的成功故事中，一個匈牙利流亡者為了躲避蘇聯和納粹軍隊，童年時期流浪在布達佩斯街頭。

格魯夫意識到英特爾銷售DRAM芯片的商業模式已經完蛋。DRAM的價格可能會從價格暴跌中復蘇，但英特爾將永遠無法奪回市場份額。英特爾被日本生產商“顛覆”了。它要么自我顛覆，要么失敗。英特爾要想退出DRAM市場，感覺是不可能的。英特爾是存儲芯片的先驅，對于英特爾來說，承認失敗將是一種恥辱。一名員工表示，這就像福特決定離開汽車行業一樣。格魯夫感到疑惑：“我們怎么能放棄自己的身份？”在1985年的大部分時間，他都坐在英特爾圣克拉拉總部的戈登·摩爾辦公室里，兩個人凝視著窗外遠處大美洲游樂園的摩天輪，希望內存市場能夠像摩天輪上的一間小屋一樣，最終會觸底后再次盤旋上升。

但災難性的DRAM市場數據是無法否認的。英特爾永遠不會在內存中賺到足夠的錢來證明新投資的合理性。不過，在不大的微處理器市場，英特爾是一個領導者，而日本公司仍然落后。這個領域的發展為英特爾提供了一線希望。1980年，英特爾與美國計算機巨頭IBM簽訂了一份小額合同，為一種叫作個人電腦的新產品制造芯片。 IBM與一位名叫比爾·蓋茨（BillGates）的年輕程序員簽訂了合同，讓他為計算機的操作系統編寫軟件。1981年8月12日，在華爾道夫-阿斯托利亞大宴會廳，襯著華麗的壁紙和厚厚的窗簾背景，IBM宣布推出個人電腦，價格為1565美元，包括一臺笨重的電腦、一臺大屏幕顯示器、一個鍵盤、一臺打印機和兩個軟盤驅動器。 里面還有一個小小的英特爾芯片。

微處理器市場似乎肯定會增長，但微處理器的前景要超過當時占芯片銷售大部分的DRAM，似乎難以想象，格魯夫的一位副手回憶道。格魯夫別無選擇。格魯夫問想繼續生產DRAM芯片的摩爾：“如果我們被開除，并且董事會任命了新首席執行官，你認為他會怎么做？”摩爾底氣不足地承認：“他會讓我們擺脫存儲器。”最后，英特爾決定放棄存儲器，將DRAM市場拱手讓給日本，專注于個人電腦微處理器。對于一家以DRAM起家的公司來說，這是一次大膽的賭博。在克里斯滕森的理論中，“顛覆性創新”聽起來很有吸引力，但在實踐中令人極度痛苦。格魯夫回憶道，這是一個“咬緊牙關”和“充滿爭吵”的時代。顛覆是顯而易見的。如果創新真的奏效的話，這也需要數年的時間。

在等待看他在個人電腦上的賭注是否奏效的時候，格魯夫以罕見的冷酷展示了他的偏執狂性格。員工需要在早上8點整開始上班，任何遲到的人都會受到公開批評。員工之間的分歧通過格魯夫稱之為“建設性對抗”的策略得以解決。 他的副手克雷格·巴雷特（Craig Barrett）打趣地說，他的管理技巧是“抓住某人，用大錘猛擊其頭部”。

這不是硅谷眾所周知的那種隨心所欲的文化，但英特爾需要一名軍士。英特爾的DRAM芯片面臨著與其他美國芯片制造商相同的質量問題。當在DRAM上賺到錢時，英特爾是通過一種新的設計率先進入市場的，而不是成為大規模生產的領導者。諾伊斯和摩爾一直專注于維護尖端技術。但諾伊斯承認，他總是覺得“風險部分”比“控制部分”更有趣。 格魯夫和其他人一樣熱衷于解決公司的生產問題，這是摩爾于1963年首次將他帶到仙童的原因。當格魯夫跟隨諾伊斯和摩爾來到英特爾時，他被賦予了同樣的角色。格魯夫受到一種揮之不去的擔憂的驅使，他的余生都沉浸在公司制造流程和業務的每一個細節中。

在格魯夫的重組計劃中，第一步是裁減英特爾超過25%的員工，關閉硅谷、俄勒岡州、波多黎各和巴巴多斯的工廠。格魯夫的副手形容他老板的做法是，“噢，天哪，解雇這兩個人，不留后路，終止業務”。他無情而果斷，這是諾伊斯和摩爾永遠無法做到的。第二步是讓制造業運轉起來。格魯夫和巴雷特無情地模仿日本的制造方法。一名下屬回憶道：“巴雷特總是拿著一根棒球棍去制造部，他說‘該死！我們是不會被日本人打敗的’。”他強迫工廠經理訪問日本，并告訴他們：“這是你們應該做的。”

英特爾的新制造方法被稱為“精確復制”。一旦英特爾確定了一套特定的生產流程最有效，該流程就會在英特爾其他工廠中復制。在此之前，工程師們曾為調整英特爾的工藝而自豪。現在，他們被要求不要思考，而是復制。有人回憶道：“這是一個巨大的文化問題。”因為自由的硅谷風格被嚴謹的裝配線取代。巴雷特承認：“我被視為獨裁者。”但“精確復制”起了作用：英特爾的成品率大幅上升，制造設備的使用效率提高了，成本也降低了。該公司的每一個工廠都開始不像研究實驗室，更像一臺經過精心調試過的機器。

格魯夫和英特爾也很幸運。20世紀80年代初，一些有利于日本生產商的結構性因素開始轉變。從1985年到1988年，日元對美元的匯率翻了一番，這使得美國的出口商品更便宜。20世紀80年代，美國的利率急劇下降，從而降低了英特爾的資金成本。與此同時，總部位于得克薩斯州的康柏電腦（Compaq）在IBM的個人電腦市場上大展拳腳，因為人們意識到，盡管很難編寫操作系統或制造微處理器，但將個人電腦組件組裝到一個機箱中相對簡單。康柏推出了使用英特爾芯片和微軟軟件的個人電腦，其價格遠低于IBM的個人電腦。到20世紀80年代中期，康柏和其他“克隆”IBM個人電腦的公司，其電腦銷量超過了IBM。 隨著每間辦公室和許多家庭都用上了電腦，電腦價格急劇下降。除了蘋果電腦，幾乎每一臺電腦都使用英特爾的芯片和微軟的Windows（視窗操作系統）軟件，兩者被設計成能夠順暢地協同工作。英特爾進入個人電腦時代，實際上壟斷了個人電腦的芯片銷售。

格魯夫對英特爾的重組是硅谷資本主義的典型案例。他意識到該公司的商業模式已經被打破，并決定通過放棄英特爾創建的DRAM芯片來“顛覆”英特爾。該公司在個人電腦芯片市場上建立了壟斷地位，每一兩年就會發布新一代芯片，以提供更小的晶體管和更強的處理能力。格魯夫相信，只有偏執狂才能生存。與其說是創新或專業知識拯救了英特爾，還不如說是格魯夫的偏執狂拯救了英特爾。